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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员和洛甫的缘分非常早。
1919年7月1日，少年中国学会在北京成立，初衷是集结有志趣的青年同志，切磋历练，以便将来救国和建国，创始人之一便是李大钊先生。
此后少年中国学会引入各种欧美杂志书籍，并且推动了工读互助团、新村运动等社会实践，王光祈、左舜生、陈启天陆续被选为执行部主任。
1919年12月，在南京读书的洛甫加入少年中国学会，次年1月，在北京“请愿驱张”的教员经李大钊介绍，也加入少年中国学会。他们两人入会的消息，被发表在《少年中国》第1卷第8期的版面上。
这是教员和洛甫第一次同框，也是他们第一次知道对方的名字，不过他们第一次见面，要到14年后了。
1933年1月，洛甫进入中央苏区。
那时的洛甫已在美国和苏联留学8年，并且成为以王明为首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所以刚回国便跻身中国革命的最高领导层，这次进入中央苏区，也是做苏区中央局宣传部长，可谓是少年得志。
而教员却在不久前的“宁都会议”上，被剥夺军权，开始人生最惨淡黑暗的日子。
洛甫是少年得志了，但他也有自己的苦恼。
那时王明已经离开中国，在莫斯科做驻共产国际代表，国内的一切事务交给博古负责。
博古和洛甫都出自莫斯科，有这层关系，博古便把洛甫引为战友，用苏联的教条指导中国革命，但偏偏洛甫不是个迷信教条的人，在实际工作中逐渐发现苏联的教条不符合中国实际。
于是博古和洛甫做为中国革命的二三号人物，不可避免的发生路线分歧，主要有三点：
关于抗日统战问题，博古认为，统战对象只包括国民党士兵和下级军官，洛甫则认为国民党上级军官也是统战对象。
关于资本问题，博古要求严格限制资本主义剥削，洛甫要求利用私人资本发展苏维埃经济。
关于福建事变的问题，洛甫建议联合蔡廷锴、李济深等将领共同反蒋抗日，博古却把谈判当成儿戏，对联合福建一点都不上心。
如此种种分歧，博古看洛甫越来越不顺眼。
1934年1月的六届五中全会上，博古重新给洛甫安排工作，让他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这么做的好处是把洛甫逐渐排挤出决策层，又可以借洛甫排挤政府的教员。
一石二鸟，博古玩的溜溜的。
数月后的广昌战役结束，洛甫和博古大吵一架，博古大怒，命令洛甫巡视闽赣的工作，彻底剥夺了他参与最高决策的权力。
后来洛甫回忆说：“当时感觉自己已处于无权的地位，心里很不满意。”
和博古交恶，恰恰是洛甫和教员关系升温的契机，他们开始利用同在政府工作的机会频繁接触，经常在一起聊工作方法、聊革命前途，顺便一起吐槽博古。
1934年8月，瑞金的沙洲坝遭到轰炸，教员和洛甫都搬到“云山古寺”居住，两人做了邻居，关系更好了。以至于教员得了恶性疟疾，洛甫担心的不行，赶紧打电话给傅连瞕，命令他来治疗。
因为交流逐渐深入，洛甫还学习教员调研基层的风格，调研整理了很多第一手资料，两人一起写了《区乡苏维埃怎样工作》一书。
这本书，可以看做是两人合作的标志。
也就是说在长征前夕，洛甫已经从留苏派中分化出来，和本土出身的教员开始密切的政治合作。
这次合作，说明洛甫走到教员的路线上来，教员得到留苏派人员的支持，这对洛甫摆脱留苏派的打击非常重要，对教员触底翻盘也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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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
刚出发的时候，各种事情一团乱麻，博古、李德、周先生组成的三人团忙着处理事情，基本没时间管其他琐事，于是教员、洛甫、王稼祥便申请一起行动，被编入军委第二纵队。
三人在长征初期的共同行动，给不久后的“遵义会议”定下基调。
因为他们都没有具体工作，在一起的主要任务是反思分析。
洛甫讲了自己和博古的种种争论，王稼祥详细讲了第五次反围剿的过程，教员则根据两人的讲述，把第五次反围剿和前几次反围剿进行对比，给两人分析了博古和李德的军事路线，到底错在什么地方，该怎么做才能赢。
经过教员的分析，洛甫点头称是，王稼祥拍案而起，从此以后他们都明白了，教员名不虚传，我们这些书生啥也不是，军事问题还得听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