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7月1日《时代》封面的爱因斯坦。图片来源：timecoverstore
1946年7月1日，爱因斯坦的头像在巨大蘑菇云映衬下，登上《时代周刊》杂志的封面。
编辑钱伯斯写道，爱因斯坦成为“原子弹之父”有两个原因，其一是他的E=MC2质能转换公式为原子弹奠定了理论基础，其二是他启动了美国对原子弹的研究。
作为一个终生的和平主义者，原子弹的光环和蘑菇云的桂冠，是很难让爱因斯坦引以为荣的。
事实上，爱因斯坦对原子物理造诣不深，也没有参与原子弹的制造，但他在推动原子弹“立项”的游说中，确实发挥了关键和核心作用。
一
1938年1月，犹太裔匈牙利物理学家西拉德为逃避纳粹迫害而辗转来到美国，成为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他在1933年便萌生了重元素链式反应的设想。
当哈恩、梅特纳1938年12月发现了铀核裂变后，西拉德便敏锐意识到核武器将“应劫而生”，必须防止纳粹政权抢先制造出原子弹毁灭人类。
而最有效的行动，是阻止德国从铀矿石的最大产地比属刚果获得原料。但谁又能向比利时当权者发出警示呢？
“人托人，脸托脸”，西拉德想到了爱因斯坦。
早在20世纪20年代，爱因斯坦便和西拉德有师生之谊，还共同发明了“无运动部件冰箱”。
爱因斯坦1929年10月访问比利时皇室，曾和皇后伊丽莎白建立友谊并保持书信来往，而伊丽莎白的长子正是当今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三世。
1939年7月16日，西拉德乘坐魏格纳的汽车，前往爱因斯坦度假的长岛海滨。
行前他从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了解到爱因斯坦的住处，但来到皮克尼克湾打听后，却发现无人知道“莫尔博士小屋”。西拉德试着询问路边一个小男孩是否听说爱因斯坦，这下才找到了向导。
当爱因斯坦听完西拉德讲述链式反应后，惊讶地说，“我可压根没想到这些”。
因感到事态严重，他们三人反复斟酌，最终决定先通过美国国务院写信给比利时驻美大使。由爱因斯坦用德文起草，魏格纳翻成英文交秘书打印。
适逢其时，西拉德通过朋友认识了华尔街金融家萨克斯，他是总统罗斯福的私人朋友和顾问。萨克斯建议由爱因斯坦直接写信给罗斯福，并自告奋勇亲手递交。
西拉德喜出望外，上达天听，抢占先机，这也正合几位科学家的初心。
7月30日，西拉德再次会见爱因斯坦，由于魏格纳到佛罗里达度假，便请泰勒开车。这位日后的“氢弹之父”后来笑言“我是以西拉德车夫的身份走进历史的”。
西拉德拿出和萨克斯共同草拟的初稿，爱因斯坦正襟危坐，用德语口授，泰勒握笔在侧随时记录，一封改变世界的信就此初具雏形。
回家后，西拉德整理成2个版本，一个45行，一个25行，寄给爱因斯坦定夺。爱因斯坦最终选定较长的版本。并在两份文稿上都签了名，时间是1939年8月2日。
1939年7月30日，爱因斯坦在长岛别墅和西拉德商定给罗斯福总统的信。图片来源：scnews.info
二
1939年9月1日德军进攻波兰，二战正式爆发。
西拉德忧心如焚，为了保险起见，又打算请首位飞越大西洋的“国家英雄”林德伯格出面帮忙。
爱因斯坦几年前曾在纽约和林德伯格有过交往。西拉德致函林德伯格请求会面，并附上爱因斯坦的介绍信，但却没有回音。
9月13日再次写信催问，但两天后便在广播上听到林德伯格鼓吹“孤立主义”的论调，并得知他一年前就接受了戈林代表希特勒颁发的“德国雄鹰十字勋章”。
西拉德写信给爱因斯坦说，“林德伯格不是我们的人”。
在这种情形下，递交罗斯福总统的信，只能赌在萨克斯身上了。西拉德给了萨克斯10天时间为最后期限。
10月11日，萨克斯终于走进了罗斯福的白宫椭圆办公室。
没有寒暄，更害怕把信留下后会淹没在大堆文牍中，萨克斯站在罗斯福办公桌前大声朗读了爱因斯坦信中的片段，“船上装一颗这样的炸弹就足以毁灭一个港口和周边地区，空中投放威力更大”“德国占领下的捷克斯洛伐克已经禁止铀矿出口，威廉皇帝学院已经开始研究，美国应该加快行动”。
西拉德声情并茂，但效果并不理想。罗斯福表示有兴趣，却认为政府干预为时尚早。
眼看希望成空，萨克斯情急之下向罗斯福提出次日共进早餐并获得同意。
住在距离白宫两个街区的卡尔顿旅馆，萨克斯一夜无眠，在附近公园里“搔首踯躅，屈指徘徊”，紧张思考着该如何抓住千金一刻的早餐时光……
到了早晨，当罗斯福坐着轮椅来到餐桌旁时，萨克斯讲了一个故事，“拿破仑拒绝美国发明家富尔顿关于组建蒸汽船海军的提议，英国因此而得救。如果拿破仑更有想象力和谦卑感，19世纪的历史将会重写”。
罗斯福总统沉默良久，吩咐仆人拿来一瓶拿破仑年代法国白兰地酒，和萨克斯干杯。罗斯福说，“你将看到纳粹不会把我们炸飞”，并吩咐秘书埃德温，“这需要行动”。
1939年10月19日，罗斯福总统回信给爱因斯坦，表示“我已经召集了一个由标准局局长和陆军、海军选派代表组成的委员会，全力以赴考察你关于铀元素建议的可行性”。
空前规模的曼哈顿工程从此拉开序幕。
三
西拉德在看到二战胜负已定时，第一个站出来反对使用原子弹。
1945年3月他又去拜访爱因斯坦，再次为新的共同忧虑而决定写信给罗斯福，请求决策层听取科学家意见。
但两位“系铃人”自以为有“解铃”的能力，却未免太天真幼稚了。何况爱因斯坦的信到达总统办公桌上时，罗斯福已经去世，阅读者换成了新就任的总统杜鲁门。
把原子弹“销售”给美国的3个人：爱因斯坦、萨克斯、西拉德。图片来源：The Atomic Future
1945年8月6日，美军在日本广岛投下原子弹“小男孩”，8月9日在长崎投下原子弹“胖子”。
杜鲁门8月6日发表声明说：“我们花了20亿美元进行了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赌博并赢得胜利。”
1949年，西拉德写下短篇小说《我以战犯的名义受审》，再次申述自己的态度和立场。
1947年3月爱因斯坦对《新闻周刊杂志》表示，“当初如果知道德国造不出原子弹，我连一个指头都不会动”。
晚年他和化学家鲍林谈话时更明确地说：“我今生最重大的错误之一，是签署了给罗斯福总统的信，建议他制造原子弹。”
曼哈顿工程无疑是一项大科学工程，由科学家发起，集中全美国最优秀的科学家，应用最新科学原理和技术而取得的成功。它深刻改变了战争与和平的形态，影响了人类的前途和命运。
至于在纳粹有可能领先的形势下，原子弹到底该不该制造；在日本发出“一亿玉碎”的叫嚣时，原子弹到底该不该使用，让历史学家继续辩论吧。
目前全球的基本共识是，最终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
但“请神容易送神难”，何况这位“死神”当初是科学家以责任、理性和良知的名义，千方百计邀请来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