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大家族，你可能想到的是美国的洛克菲勒，他们几乎以一家之力，撑起了20世纪初的美国，至今仍在美国社会各界发挥重大影响力。
【图】约翰洛克菲勒，洛克菲勒家族的创始人（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但是在太平洋对岸，也有这样一个延续100多年的大家族，影响着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最要紧的是，这个家族还极为低调，几乎不在公共媒体上露面，自然也就很少见诸报道。但是，你能感受到它的存在：
（1）“巨无霸”中信银行，由该家族成员创立；在中国的“麦当劳”，就是中信名下的产业；
（2）该家族的传人，曾经担任中国的国家副主席，是标准的“红色资本家”。
100年前的这个家族，实力更是大得惊人：他们家生产的面粉和棉花，一度占据了当时中国“吃”“穿”两大市场的半壁江山。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荣氏家族。作为产业风云的第二部，今天我们就来走进这个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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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金融到实体经济
荣氏家族的传人——荣宗敬、荣德生两兄弟十几岁就相继离家去了广州等地，进钱庄当学徒，不但积累了最初做生意的学问，也对近代化工业有了初步的认识。1896年，他们的父亲荣熙泰开设上海广生钱庄，赚下第一桶金。没想到过了几年，钱庄生意清淡，荣熙泰也因病去世，兄弟俩决定转行。可是世界这么大，究竟该转哪一行呢？
【图】荣宗敬（左）、荣德生两兄弟（图片来源：无锡名人文化）
当时的中国，由于工业落后，很多东西都要从外国进口。其中面粉的量是最大的，进口的面粉色泽好，价格便宜，这些用新机器磨制而成的面粉很有竞争实力，销路很好。而国内磨面还以手工作业为主，生产出的面粉无论是数量和质量上，都无法和进口面粉相提并论。至1900年，全国只有四家面粉厂：天津贻来牟面粉厂，芜湖益新面粉厂，上海的阜丰和增裕面粉厂。
实际上，荣德生早在广州做学徒时，就看出了面粉行业的商机：清政府受不平等条约牵制，不能禁止面粉进口，而且面粉号称是洋人食品所需，故中国政府不准收关税，但事实上，中国人对面粉的需要亦颇大，当中蕴含着巨大市场。
在这个新的十字路口上，兄弟二人一拍即合，又与当地的官员朱仲甫等合股，从法国购进机器，创办了无锡首家面粉厂——保兴面粉厂，此后，荣氏兄弟又把面粉厂的规模扩大，并从国外购进更加先进的设施，更名为茂新面粉厂。日俄战争1904年爆发后，茂新面粉厂把面粉运到中国东北地区销售，一年后赚得6.6万两银的盈利。
【图】无锡茂新面粉厂旧址（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但是天有不测风云，到了1906年，由于气候因素，小麦产区普遍歉收，而且外国面粉大量涌入中国，再加上荣氏投机失败，茂新面粉厂在1907年至1909年损达了三、四万两白银，到了资不抵债的程度，值此千钧一发之际，荣氏兄弟靠无锡的房产做保，才顺利续命，避免了濒临破产的结局（看来房产到底还是硬通货）。
熬过了难关后，荣氏兄弟又大胆举债添置机器，以提升面粉质量，开拓销售渠道；面粉厂在1910年日均生产2500包面粉，生产规模扩大三倍，产品销路转好，在1911年大赚特赚，终于“起死回生”。同时，荣氏面粉也有了一个响亮的注册商标——“兵船”。
1912年以后，荣氏兄弟又先后与人合资，在上海创办了福新面粉一厂、二厂、三厂，与茂新面粉厂共同构成了荣家面粉产业的支柱。而“兵船”牌面粉，也成为上海面粉交易所的标准粉。
【图】上海苏州河畔的福新面粉公司仓库（图片来源：搜狐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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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粉+棉纱大王”是如何炼成的？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国家忙于战争，粮食产量急剧下降，需要从国外购粮，中国由进口面粉转为输出面粉。荣氏家族抓住了难得的机会，招兵买马：以茂新一厂为例，仅1914年一年，该厂的面粉日产量就从2500包增加到5000包，整整翻了一番。
要想赚大钱，光靠一个厂肯定不够，扩大生产经营规模是必然选择。荣氏家族在上海，无锡等地大量扩张。例如，1914年6月，荣氏在福新一厂的旁边吃进土地，建起福新三厂。1916年，荣宗敬又沿江而上，远赴汉口建福新五厂，第二年，租办上海老牌的华资面粉厂华兴，改名为福新六厂。从此，荣氏兄弟的名声轰响于中国商界。“一战”时“兵船”面粉出口达80万吨，在国内外市场上享有盛誉。荣氏兄弟成为中国有名的“面粉大王”。
【图】面粉厂内部机器轰鸣（图片来源：搜狐新闻）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全国上下掀起了“抵制洋货”的热潮，国外的面粉纷纷遭到抵制，国内的厂商“扬眉吐气”。1920年建立福新七厂，1921年又建立福新八厂，这两大面粉厂日产量分别为1.4万袋和1.65万袋，为全国规模数一数二。
从1914年至1922年8年间，荣家的面粉产业发展迅速，开设的面粉厂共计12个（其中茂新4个，福新8个），日生产面粉76000台，产量占到当时全国面粉总产量的29%。成为名副其实的“面粉大王”。
荣氏家族兴旺发达的背后，是中国面粉工业的日益壮大：在1890年至1921年我国就有213家企业引进了辊式磨粉机，1921年面粉总日产量约为25.8万包（小作坊生产的面粉不计算在内），新建粉厂也如雨后春笋，仅上海除了荣氏家族的福新外，还有元昌、信昌、元丰、元大、和六等七、八家。
面粉厂家的增加，使得中国面粉的对外依存度逐渐下降：1912年，我国面粉进口尚高达320万担，到1913年我国面粉进口量降为250万担，1914年降为219万担，1915年更是下降到15万担。
而面粉出口量则不断增加，1914年尚不足7万担，1915年上升为20万担，1918年高达200万担，1920年更猛增为近400万担，中国面粉行销英、法、俄、日、南洋等地，仅1919年中国面粉出超金额就高达1039万余两，面粉工业一跃成为我国近代支柱产业之一。
至1920 年，全国实存面粉厂123 家，日生产能力26.6 万多包，日产能力5000包以上的大厂就达到5家，我国面粉工业有了长足的发展，形成了机器面粉业发展的最好时期。
【图】不同厂家生产的面粉品牌（图片来源：寂寞红酒）
然而，20年代以后，洋粉重新开始低价倾销：1921年洋粉进口只有75万担，到了1922年猛增到360万担，此后两年洋粉进口量均在500万担以上。相比之下，1922年中国面粉出口只有13万担，不足1920年的1/30。
这样的情况下，民族面粉业开始举步维艰起来：据统计1921—1936年共增设面粉厂145个，日产能力约27.3万包，但同时期停歇的工厂也多，增长较慢。上海由于有着口岸的优势，逐渐成为我国机制面粉生产销售中心。1927年上海面粉年销售达到1950万包，1928为1995万包，1929为2288万包，1930猛增为3043万包。
虽然面粉生产遇到了瓶颈，但正如前文所言，荣氏家族“既管吃，又管穿”，不光投资“食”，还投资“衣”。早在1905年，荣氏家族购买土地和设备，在无锡建立了振新纱厂，这家工厂到1912年的时候已经很赚钱了，每年可得利润20余万元。
【图】荣氏无锡振兴纱厂购货合同（图片来源：上海市档案馆）
一战期间，和面粉一样，荣氏纱厂也迎来了难得的发展契机。1915年荣氏兄弟出资18万元，创办申新纺织公司。到1922年止，申新已在上海、无锡、汉口等地设立4个厂，产纱绽达13万余枚，不但成为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纺织企业公司。且发展速度当时远远超过了其他民族纺织厂，上世纪20年代的纱绽增长率甚至超过了在华日商纱厂。
【图】位于汉口的申新第四纺织厂办公楼（图片来源：澎湃新闻）
此后短短的16年内，申新通过不断并购，扩产，从1家厂扩大到9家厂，占有全国纱锭总数的20.6%，申新的“人钟”牌棉纱与“兵船”牌面粉一样，畅销于市场，成为全国闻名的棉纱之一，荣氏兄弟因此又被誉为旧中国的“棉纱大王”。
【图】申新九厂内繁忙的景象（图片来源：浦江新闻传媒）
有意思的是：面粉和纺织看起来是两个行业，却在产业链上有着交融之处：面粉厂需要用的面袋子，就来源于纱厂的产品，两大行业相辅相成，互相递进，铸就了荣氏面粉和纺织两大帝国，也是荣氏企业难以复制的巨大优势。
这段时间，同时也是中国民族纺织业发展的黄金时代。除了荣氏的申新纱厂外，还有留美硕士穆藕初的德大、厚生纱厂，侨商郭乐、郭顺兄弟的永安纱厂，以及溥益（新裕前身）、统益、宝成、大中华、鸿章、华丰等纱厂，接踵在上海开出。至民国11年（1922年），上海新设华商纱厂19家，新增纺锭487222枚，占全国新增华商纺锭的47.6%。
正如前文所言，荣氏兄弟创业初期，曾因投机险些倾家荡产。但两人骨子里流着冒险的血液，自然不会放过一切投机的机会。现在家大业大，自然是要来上一票。
五卅运动爆发后，国内掀起抵制日货的风潮，荣宗敬借机联合其他实业家和商人，于1920年3月1日，同阜丰厂宁钰亭、申大厂顾罄一等18人把上海机制面粉公会贸易所改组为中国机制面粉上海交易所，并于8月14日正式对外营业。这是中国人在上海建立的首家期货交易所，经办面粉、麸皮期货交易。
不久，荣宗敬又趁热打铁，在华商纱厂联合会上提出了筹建纱布交易所的设想。1921年，纱布交易所在上海正式挂牌，经办棉纱期货交易。从此，夺回了面粉和纱布期货价格主导权。由此可见，荣氏真正实现了产业金融两开花，不愧为中国本土期货的祖师爷。
荣宗敬不仅炒大宗商品，甚至还从事外汇交易：五卅事件之后，国内再次掀起抵制日货的运动。他抓住机会，上演了一波做空日元的操作，最后净赚400万大洋，而几大日本财团则损失惨重。
从1927到1937，是国民政府的“黄金十年”，然而对荣氏企业而言并非如此。
也许和早年的金融从业经历有关，纵观荣氏家族此前的发展历程，有两个字占据着重要地位：杠杆。说白了就是，不留现金，赚了钱就扩张，用一文钱做三文钱的事情。用荣宗敬的话来说，就是“多买一只锭子赛过多得一只枪”。
在行业鼎盛时期，他更是放出豪言“只要有人敢卖，我就敢买”，其气势不亚于今天口口声声“清华北大不如胆子大”，一口一个“小目标”的前首富。
虽然荣家企业滚雪球一样壮大。但大哥荣宗敬这种不留余地的扩张，却引起了弟弟荣德生的担忧：乱世中的任何风波都会让荣家因债务而破产。
荣德生的担忧，在经济不好的环境下，终于变成了现实：到了20世纪30年代初，全球爆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再加上长江全流域大水灾的肆虐，紧接着，国际面粉，棉纱倾销潮一波波来袭，致使民族工业一直在不景气的环境中挣扎，申新的几个纱厂存货堆积如山，荣氏家族的各面粉厂也全部停工。同时，当时政府的各种苛捐杂税，也令本已不景气的荣氏企业雪上加霜。
重重压力之下，荣氏企业巨亏1000多万，资金周转困难。债台高筑的荣宗敬，不得不向当时的政府请求援助，结果早已垂涎荣家产业的官僚资本，开出了苛刻的条件：财政部拨款三百万，接管申新纺织。这对当时的荣家而言，无异于趁火打劫。
最后关头，荣德生出手救了申新纺织。他连夜赶到上海，与银行商量，将荣家面粉厂的股票和余款以及家中所有有价证券全部抵押做担保，终于向银行借到500万，渡过了这一生死时刻。
企业刚刚起死回生之际，抗战爆发了，荣氏企业面临着又一轮新的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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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祸得福：借“孤岛”脱困
荣氏兄弟的振兴计划还未来得及实现，中国就进入了全面抗战。上海，无锡随即陷落，在日军发动全面战争的头几个月里，荣家所有处在战区的 14 个工厂，全部遭到了日军轰炸。
然而只过两年，情形突变。在1939 年到 1941 年这段时间里，上海租界内人口激增，物价大幅上涨。而上海租界以外沦陷区纱厂不是被敌人炮火所毁，就是被日军强占；而内地对纱布的需求极大，在租界内继续开工的纱厂，“无不市利百倍”。结果荣家在战难中赚来的钱，不仅还清了战前相当于 17 万两黄金的全部银行贷款，还开办了银行与一些贸易公司，这是让荣氏家族做梦也没有想到的。
而租界之外的工厂，则不得不面临搬迁的境地：设立在汉口的申新棉纱四厂和福新面粉五厂，因日军长期的轰炸，于抗战初期搬迁至宝鸡和重庆，成为抗战期间工业西迁的一部分，并吸引了大批海内外名流前来参观，名扬世界。
【图】宝鸡原申四福五办公大楼（图片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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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面粉+棉纱大王”到红色资本家
时间到了1949年春，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上海及江浙一带的民族工商业的商人，又开始了大规模的对于出路的抉择。当时的“十大资本家”，有 9 家举家迁徙，有的出国赴美或者赴欧，有的则跟随蒋介石去了台湾。
面对这种情况，荣氏家族也有成员动摇过，并付诸实施。
实际上，荣氏家族早已对国民党失望：抛开当年的趁火打劫不谈，1948年11月，荣宗敬的长子荣鸿元因“套购外汇”的罪名被国民党政府判处缓刑，后交了50万美元才算了结，情绪一度陷入低潮，1990年客死巴西。其弟荣鸿三、荣鸿庆和荣德生之子荣尔仁、荣研仁等也先后离开上海。香港大元、伟伦和南洋三家纱厂，就是荣氏家族成员离开上海后创立的。
资金的外流，致使留在内地的荣氏企业元气大伤。“生平未尝为非作恶，焉用逃往国外？”在最后关头，荣德生和荣毅仁父子经再三斟酌决定留在大陆，协助新生共和国的建设。
1952 年底，在无锡市中心的一座小楼里，荣毅仁父亲荣德生的生命走到了尽头。 3年后，荣毅仁将自家1910年购入的梅园捐献给国家，如今这里已成江南著名的赏梅胜地，每年春天游人如织。
【图】无锡梅园（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1954 年，荣毅仁带头拉开申新纺织与政府公私合营的大幕。许多股东都不能理解，担心财产全部被充公。荣毅仁却说，“社会主义是大势所趋，不走也得走。只要接受改造，大家都会有饭吃有工作，而且可以保留消费财产。”
由此，荣家发展了半个世纪的产业，变为国家所有。当年，申新集团成立，荣毅仁成为总经理。而荣毅仁也因此举获得了共产党的尊重。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陈毅称荣毅仁为“红色资本家”, 并以上海市前市长身份 , 为他助选上海副市长。
此后几十年，荣毅仁在政界一路上升，1979年创办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中信），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开创了中国第一个对外开放的窗口。也在25年后，重新成为了“荣老板”。也成为了中信帝国的创始人。
直到1985年，荣毅仁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93年3月到1998年3月，荣毅仁担任中国国家副主席，2005年在北京逝世。
面粉界的“福新”，纺织界的“申新”这些曾经响当当的名字，在1949年之后，也迎来了它们不同的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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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粉
为了帮助甘肃省的粮食生产，福新面粉公司于1953年6月将福新四厂全套设备折价出售给甘肃省人民政府粮食厅。1955年3月，福新面粉公司拆卸福新六厂设备，4月福新一厂、三厂裁撤。
1955年9月27日，上海市粮食局同意自10月1日起正式成立公私合营福新面粉厂。当年11月1日，公私合营福新面粉厂与毗邻的公私合营阜丰面粉厂合并经营，定名为公私合营阜丰福新面粉厂。两厂合并后有3个制粉车间，还有具有铸造修配能力的装修车间，基本上成为一个全能的面粉加工厂。
1966年9月，阜丰福新面粉厂更名为上海面粉厂。上海面粉厂第一制粉车间（原福新第二面粉厂）于1970年停产，翌年其设备拆往辽宁等省，另建面粉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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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
1955年9月28日，申新纺织印染股份有限公司正式宣布公私合营。经过清产估价，上海申新一厂（纬昌并入）、二厂、五厂、六厂（三明并入）、九厂及相关的中华第一棉纺针织厂、鸿丰纱厂资本总额为6400万元，占上海全行业合营厂总资本额的47.32%。
公私合营后，1957年2月，上海棉纺织工业公司成立，实行行业统一管理。中华第一棉纺针织厂划归上海市针织工业公司，申新五、六厂在1958年10月与荣丰纺织印染厂合并组成杨浦棉纺织印染厂。申新二厂于1960年划归上海市仪表电讯工业局，后改为上海无线电二厂。1966年10月，上海申新纺织总管理处撤销。
同年，申新一厂、申新九厂、杨浦和鸿丰纱厂分别改为上海第二十一、二十二、三十一棉纺织厂和第二十七棉纺厂；无锡申新三厂改为无锡第一棉纺织厂，汉口申新四厂改为武汉第三棉纺织厂。
“申新系”还支援全国的经济建设：50年代上海申新、永安两系统出资出人，与安徽省合作，在合肥市创办公私合营安徽第一棉纺织厂（安纺总厂）。曾经是合肥的纳税大户，一度占据合肥企业纳税总额的一半以上，也成为计划经济时代上海支援全国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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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氏家族的经营哲学
荣家历史上的起伏无不带着深深的时代烙印，但却总有荣家自身不变的哲学——不论在哪个时代中，荣家的主脉总是表现得非常柔韧，他们从不惮于屈就和妥协，所以他们从来没有在某一个时代或政权下拦腰折断。
荣氏第一代的兄弟二人中，兄长荣宗敬性情豪放，大有气魄，但也很刚烈，经常为不肯屈就而愤懑非常。而荣德生显得保守谨慎，但更长于打理关系，更善于在逆境中向人求得帮助。
剖去百年来中国社会发展的种种表象，商道最核心的规律却没有变化。这种世俗的智慧或许不如理想和壮志那么绚烂，却显然比后者更加持久和圆融。
参考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