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未同梵蒂冈建交，但两国关系其实非常好，一点都不差。
1999年，时任梵蒂冈国务卿的苏达诺枢机（仅次于教皇的职位）说：
只要北京上午同意，教廷的驻华大使馆当天就可以从台北迁到北京。
“在我看来，和中国这样文化悠久并有许多机会造福人类的伟大国家做朋友，会是一大喜悦。”
所以只要我们愿意，立刻就能和梵蒂冈建交，梵蒂冈方面一直都在向我们表达善意。
20多年后的今天，两国关系已经发展到了只差临门一脚，就差那么一点点就能建交了。
梵蒂冈方面一直向中国释放善意的原因很好理解，因为中国是14亿人口的大国，但全国的天主教徒只有1000万人，这是一个有巨大增长潜力的传教市场。
如果能建交，梵蒂冈教皇的影响力能顺利进入大陆，那很明显中国的天主教信众数量会有一个明显的增长，亿级别不说，至少千万级的增长肯定是要有的。
传教是所有教士天然的义务和责任，也是其教义中最大的“功德”所在，所以梵蒂冈特别愿意和中国建交。
而中国也不排斥和梵蒂冈这位天主教领袖建交，因为中国从不排斥任何形式的合法宗教，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国人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任何机关和团体不得强制公民信仰或者不信仰宗教。
虽然中国是一个无神论的世俗国家，但却也因此成为了世界上对各宗教最友好的国家，在外国水火不容的宗教，在中国其信徒甚至可以成为队友一起参加比赛。
因此中国也愿意和梵蒂冈建交，不介意教皇用其影响力在中国传播天主教。
但是中国有一个要求，就是在中国的天主教必须接受党的领导，其红衣主教的任命权必须归属于中国政府。
在中国看来这是一个很正常的要求，因为中国自秦始皇以来就是一个大一统中央集权制国家，一直都是神权君授，神在君下，迄今已有2200多年的历史。
无论是古代归属于礼部管理的僧录司和道录司，还是现代的宗教事务管理局，都可以在政府实际控制范围内管辖所有的“神”，在中国教权一直臣服于治权，从未有过治权臣服于教权的情况。
中国对所有宗教一视同仁，天主教和佛教并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教皇不在中国境内那我们可以不管，但在中国境内的红衣主教我们必须要管。
这就和西方传统发生了矛盾，因为西方自中世纪以来的千余年都是君权神授，君在神下，教皇有权利册封和罢免皇帝，治权一直臣服于教权。
由此形成的传统就是教廷乃是至高无上的权威机构，是不可能接受任何世俗政权的管理的。
在西方，如果梵蒂冈教廷的宗教指示和当地政治权力机构的要求发生了冲突，那按教规及传统文化，教徒必须以教皇的指示为尊。
西方人没觉得这有是什么不对，但我们哪怕是普通人也一看就觉得这问题简直是太大了。
就算教廷数百年来极少有滥用过这种影响力的情况，但这权利你用不用和你有没有，那是两码事。
简单的说，教廷要求所有的红衣主教必须忠于教皇忠于上帝，在这个原则下进行传教。
而我们则要求所有的红衣主教必须忠于党忠于人民，在这个原则下才能进行传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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