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第一次战略转向，是通过抗美援朝战争，转向了苏联这一边，这对于当时旅顺港还被苏联占据的我们来说，选择是艰难的，当然随着战争的胜利，我们彻底改变了美苏冷战中的东亚格局，并换来了苏联的156项工业化项目援助，这也初步奠定了我们的工业化基础。
很多人由此认为，我们的第二次战略转向是尼克松访华，或者是与美国建交，但实际上并非如此。真正的第二次战略转向，应该是始于1958年的中苏决裂。
正如第一次战略转向，是与苏联结盟，全力支持苏联，那么与苏联的决裂，成为第二次重大的战略转向，自然也是顺理成章的。与苏联决裂的导火索，是苏联想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实际上这只是一种试探，本质上苏联想在军事上全面控制我们。
这与苏联后来对其它盟国的做法如出一辙，军事上的控制，只是后面进行全面的国家控制的一部分而已。苏联可能对我们对于独立自主的那种信仰不太懂，面对这样的要求，我们当然是果断拒绝了，当然，这也直接导致了中苏关系的全面决裂。
本质上来说，这是我们对独立自主发展的一种坚持，任何对这一原则进行破坏的国家，不管是朋友，还是敌人，最后都会遭到无情的反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现在的美国，并不是第一个，苏联的结局，倒是值得美国参考。
与苏联决裂，对我们自然也非易事。随即苏联撤走了援助的专家，不少工业项目面临中止的风险，除此之外，我们一旦选择了独立自主之路，将要在国家安全上，面临着来自美国和苏联的两线威胁，尤其是核威胁。
这个重大的战略转向，迫使我们必须建立自己的战略安全体系。六年后，1964年10月16日，我们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又三年，1967年6月17日，我们的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直到此时，我们国家的战略安全，才算是有了真正的初步保障。
而在此之前，我们必须要顶住压力，坚持独立自主的发展战略，在面对两线强大的核威慑与核讹诈时，我们其实很清楚，我们是弱小的那一方，我们一方面在最前线用最强硬的回击，来展示在国家利益上决不妥协的态度，一方面不得不开启三线建设，用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决心，以空间换时间。
这其中的艰难和委屈，后人乘凉时，还有诸多不解，认为深山僻壤建工厂，成本高效率低，殊不知那个时候连领导人的紧急疏散也是分布全国各地的，就是为了防止被一锅端。在这种情况下，现在最容易被忽略的安全感，在当时其实是一种奢侈。
现在回头看，这是我们战略转向的代价，也可以说，这就是坚持独立自主发展的代价。任何时候，一个国家要坚持自己的利益，坚持独立自主，都是昂贵的。但幸运的是，我们用丰富的周旋技巧，纵横捭阖，为自己的发展赢得了时间，随着氢弹的爆炸成功，我们终于有了实战化的战略核武器，有了可以保卫战略安全的自主力量。
1967年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1968年苏联在边境陈兵百万，1969年3月珍宝岛发生武装冲突，1969年9月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来北京进行秘密会晤，局势开始出现缓和。但是假如我们没有氢弹作为底线弹压对手，那之后的一切，是否会是另一个结局呢？
这一次的战略转向，我们验证了天助自助者这句话，再次让历史站在了我们这一边，因为后面随之而来的是苏联越发膨胀的扩张欲望，在70年代达到了顶峰，但此时我们已经有了战略核力量，可以从容应对外部的威慑了。
到了70年代初，与苏联缓和，与美国握手，这时我们其实已经真正成为了仅次于美苏之外的另一极，因为我们有独立自主的战略主动权，有自己的战略核力量，到这个时候，才可以算得上是一个真正的玩家，正式登场了。
而有了这些基础的支撑，随即而来的是，拉开了第三次战略转向的序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