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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包围城市”是中国革命能够成功的核心战略，那“农村包围城市”为什么能够落地，百年前的中国，城市和农村之间到底有什么矛盾？

这篇文章我们就来简单聊聊这个问题。

1840年的“鸦片战争”以后，大清和大英帝国签订了《南京条约》，开放上海、广州、福州、厦门、宁波这五座城市，做为中外的通商口岸，史称“五口通商。”

这五个通商口岸名为自由贸易，实际上是欧洲列强在中国的商品倾销地。

此后数十年，随着欧洲列强的侵略逐渐深入，通商口岸的名单上也增加了天津、潮州、登州、温州、汉口、苏州、杭州、重庆等城市，总数达到104个。

仔细看看这些城市，要么是东部沿海城市，要么是长江水系的重要城市。

这些通商口岸城市的分布，也说明欧洲列强侵略中国的过程，基本是以东部沿海城市为根据地，沿着长江水系，逐步向内陆大城市渗透。

而欧洲列强进入通商口岸城市以后，由于语言不通、不熟悉当地的环境，便必须把侵华贸易中国化，具体做法就是寻找当地的头面人物，与其结盟，让他们协助欧洲列强倾销货物和获取利益，事后按比例分配利润。

这些和欧洲列强结盟的人，就是我们说的买办。

所以在晚清民国的大城市里，存在着两套统治秩序。

一套是传统的中国秩序，中坚力量是中国的士大夫阶层，信奉儒家的三纲五常君臣父子，一套是欧洲列强带来的秩序，中坚力量是欧洲洋大人和中国买办，信奉欧洲的资本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

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中国革命的重心放在大城市，便不可避免的要和两套统治秩序做斗争。

但相比两套非常强大的秩序来说，不论是国共合作的大革命也好，我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也罢，力量都非常弱小，斗争成功的希望很渺茫。

于是在1920年代，就出现两个结果——

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放弃了革命的目标，和中外两套统治秩序媾和，成立了接替大清和北洋的南京国府。

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左派革命者，遭到中外两套统治秩序和南京国府的联合打击，在“四一二政变”中损失相当惨重。

那此后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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