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元年夏，崇祯皇帝朱由检感到很是烦躁，尽管他费尽心思把九千岁魏忠贤和他的那群孝子贤孙们都给收拾了差不多，又任用袁崇焕为蓟辽督师收拾辽东的残局，但崇祯皇帝还是高兴不起来，因为他需要面临一个自古以来帝王都要面对的严峻问题，天下大旱。
所谓天下大旱，并不仅仅是史书上轻飘飘的四个字，而是当时大明几乎所有的产粮区都面临干旱缺水的问题，即便是江浙地区也不例外…要知道，在农业社会时代，或者说在工业化的化肥普及应用以前，几千年来的人类都需要靠天吃饭，老天不下雨或者下了过多的雨都会导致灾害，而直接的影响便是粮食大规模的减产，百姓手中无粮可食，朝廷收不到赋税，天下震荡，宇内不安…而崇祯元年发生的这场旱灾，最严重的还是当时的陕北地区，按照史书上的记载，陕北地区在崇祯元年已经到了“父弃其子、夫鬻其妻”的地步，满地的饿殍已经吃完了所有可见可食的东西，不得不“掘草根以自食用，采白石以充饥”。这样的人间惨剧，通过家书驿路纷纷传递至京城，于是，为核实灾情真假，确定灾情规模，并为下步的赈灾打提前量，崇祯皇帝派出礼部郎中马懋才星夜赴陕西勘查灾情。马懋才受命后，快马加鞭一路赶赴陕西，而他所看到的，则是一副…无比凄惨的灾情实景。崇祯元年五月十八，马懋才回到京中，并呈上《备陈大饥疏》，此疏情真意切、千古流传，故摘录原疏如下。
臣陕西安塞县人也，中天启五年进士，备员行人。初差关外解赏，再差贵州典试，三差湖广颁诏，奔驰四载，往还数万余里。其间如关外当抑河之败，黔南当围困之余，人民奔窜，景象凋残，皆臣所经见，然未有极苦极惨，如所见臣乡之灾异者。臣见诸臣具疏，有言父弃其子，夫鬻其妻者，言掘草根以自食，采白石以弃饥者，犹未详言也，臣今请悉为皇上言之：臣乡延安府，自去岁一年无雨，草木枯焦。凡秋月间，民争采山间蓬草而食。其粒类糠皮，其味苦而涩。食之，仅可延以不死。至十月以后而蓬尽矣，则剥树皮而食。诸树惟榆皮差善，杂他树皮以为食，亦可稍缓其死。迨年终而树皮又尽矣，则又掘其山中石块而食。石性冷而味腥，少食辄饱，不数日则腹胀下坠而死。民有不甘于食石而死者，始相聚为盗，而一二稍有积贮之民遂为所劫，而抢掠无遗矣，有司亦不能禁治。间有获者，亦恬不知怪，曰：“死于饥与死于盗等耳，与其坐而饥死，何不为盗而死？犹得为饱死鬼也。”最可悯者，如安塞城西有冀城之处，每日必弃一二婴儿于其中。有号泣者，有呼其父母者，有食其粪土者。至次晨，所弃之子已无一生，而又有弃子者矣。更可异者，童稚辈及独行者，一出城外便无踪迹。后见门外之人，炊人骨以为薪，煮人肉以为食，始知前之人皆为其所食。而食人之人，亦不免数日后面目赤肿，内发燥热而死矣。于是死者枕藉，臭气熏天，县城外掘数坑，每坑可容数百人，用以掩其遗骸。臣来之时已满三坑有馀，而数里以外不及掩者，又不知其几许矣。小县如此，大县可知，一处如此，他处可知。幸有抚臣岳和声，弭盗赈饥，捐俸煮粥，而道府州县，各有所施，然粥有限而饥者无穷，杯水车薪，其何能济乎？又安得不相牵而为盗也？有司束于功令之严，不得不严为催科。仅存之遗黎，止有一逃耳。此处逃之于彼，彼处复逃之于此。转相逃则转相为盗，此盗之所以遍秦中也。总秦地而言，庆阳、延安以北，饥荒至十分之极，而盗则稍次之，西安、汉中以下，盗贼至十分之极，而饥荒则稍次之。
看完这篇奏疏，我同大家的心情一样，都十分的沉重，因为这并不是虚构的故事，而是真实的历史…彼时，崇祯皇帝阅完此疏后涕泪交加，并在传视诸臣后果断下旨，截留陕西原应上奉的两年辽饷20万两白银，从户部大库中拨发10万两白银，再从陕西本省其它杂税上抠出来1.4万两白银，总共是31.4万两白银，用来赈济陕西灾区的军民百姓。圣旨是下发了，但结果呢？依据《崇祯实录》的记载，陕西延安、庆阳两地的军民百姓，最终所获得赈灾银的数目分别为3004两和880两，一共只有3884两，连朝廷下发赈灾银两总数的百分之二都不到…这样的赈灾，那老百姓定然是不满意的，于是在当年的十二月，“陕西饥民苦加派，流贼大起，分掠鄜州、延安。”面对这一局面，崇祯皇帝认为，既然已经发下去三十多万两银子了，可灾民却依旧不满意，要起来造反，那就必须在给完胡萝卜之后上大棒了。所以崇祯皇帝当时的意思是，必须出兵剿灭，绝对不能姑息。但陕西籍的士绅以及朝廷内的“有识之士”却不同意这个观点，它们联名上奏崇祯皇帝说，这些造反的百姓本来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给他们吃的，让他们能够活下去，就不会造反了，所以还是接着想办法赈灾吧。
崇祯皇帝眼看大家都这么说，觉得也不无道理，朝廷再难也要抚民啊，于是就派出了御史吴甡押送从内帑以及京中各库挤出来的十万两白银，再次前往陕西赈灾。那这十万两银子又是怎么用完的呢？史书上并没有找到详细的记载，但吴甡在事后写给崇祯皇帝的奏疏中却讲到：“穷民专望领赈，易升斗糊口，救死不赡。而土豪强梁之辈，逼讨私债，有倾囊剥去，或勒索一半者…赈济原无陋规、常例，而吏书巧计朦官，或假称造册纸张，或借名兑支工食，或封兑短少，假票冒领…第恐穷民朝不保夕，赈票到手，急不能待，势必预借富民，重利折算，及至领赈，不过得银一半，有名无实…”也就是说，各地官吏假冒灾民所冒领的赈款，大约要占去一半，而无论是负责发放钱粮的里长，还是横行乡里的土豪劣绅，见面截一半几乎都是一定之规，即使那些穷苦民众分到了银两，也必须把它折换成救命的粮食，此时那些囤积粮食的官商又会借机把粮价再抬一倍…所以真正能赈到百姓口中的粮食，又能剩下几粒呢？而吴甡本人其实也不干净，后人在核算后发现，他也在这次赈济灾民的过程中贪墨了五百两银子，但相对于其它各级官吏来说，吴甡拿的是让它们安心的“稳心钱”，毕竟如果负责赈灾的吴甡分文不取，那么下面的官吏士绅们虽然也不怎么敢下手，但也完全不会配合这场赈灾。
所以吴甡相对于各级官吏士绅的贪婪而言，他拿的这五百两银子，多少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毕竟千千万万的灾民百姓，吴甡不可能自己挨个去发粮食，还是需要依靠各级的官吏士绅，这是没有办法的事…说到这里，可能很多朋友都不理解，各级官吏虽然不少是流官，也就是都从外地来的，可对于本地的士绅而言，百姓是它们存在的根基，为何不仅不去赈济乡民，反而要往死里去压迫呢？说到底，还是土地的问题…在农业社会，土地是一切的根本，而粮食也要有足够的土地才能保证出产，老话说的好，饿死不卖祖田，即便是到了绝境之时，百姓也要想方设法保住自家的土地。但是…对于士绅们来说，兼并土地才是它们时代传承的保证，所以越是大灾之年，越是兼并土地的良机，平日里耗费万金难以购得的土地，到了灾年的时候就能以极低的代价得到，由此但逢大灾，便都成为士绅们掠夺土地的盛宴…而到了崇祯初年，这种对土地的兼并和掠夺已经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官商勾结、官绅一体，即便朝廷发下再多的赈灾银粮，也不可能到普通百姓手中，而原因就是为了兼并土地，同时迫使自耕农成为佃户奴仆，官吏士绅们自然就热衷于赈灾，而不是希望朝廷出兵剿匪了…
而崇祯初年的这场赈灾活动，到此也就草草收场了，官吏士绅们赚的盆满钵满，土地阡陌，田园千里，可无数饥馑无食的百姓在一次又一次的失望后纷纷绝望，于是走向了振臂一呼自求活路的不归路上…这也是大明最后一回大规模地对一个地区进行赈灾了，因为自此而后，流贼蜂起，短短十几年后，大明便在内忧外患之中彻底灭亡。而在赈灾之时，吴甡在路过一个县城的时候，痛心疾首的写道：“几于无民，从贼者十之四，流离馑死者十之六…”这个他所路过的县城，叫做米脂县，而那十分之四的“从贼者”里，有一个人，他叫李自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