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在党史上，张申府的起点非常高，1920年代初期曾和陈独秀、李大钊并列，有着无可限量的前途，结果因为书生意气，张申府把一手好牌打得稀烂，成了一个正史上不能说的人。
张申府和教员都是1893年出生的，两人同岁。不同的是，1913年教员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一年后转入湖南一师本科班，张申府则直接考入北京大学，成为中国最高学府的学生。
学历的差距，导致张申府和教员的第一次见面，就很不愉快。
1918年，经恩师杨昌济的介绍，教员认识了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李大钊安排他做了图书馆的助理员，每月工资八块银元。
而此时的张申府，是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室秘书，李大钊不在图书馆的时候，张申府便要代行馆长职务。
也就是说，教员做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张申府是他的直属领导。
教员是不拘小节的人，写的字也很潦草，有次教员提交了一份材料，张申府接过来一看，发现写的不够工整，便驳回材料，让教员重新写一份。
据一些老辈人回忆说，材料被张申府驳回时，教员很不高兴。
“我的职位太低微，大家都不理我……在那些来阅览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运动头面人物的名字，我对他们极有兴趣。我打算去和他们攀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话。”
虽然没有指名道姓，但这份新文化运动头面人物的名单里，大概率有张申府的一席之地，很久之后提起张申府，教员都记得“张申府的老板面色很难看。”
不过，教员很快离开北大回到湖南，张申府则在李大钊的影响下，开始研究共产主义理论，并翻译了一些相关的理论文章。
在那个年代，和李大钊、陈独秀的关系近，意味着可以近距离参与建党的全过程，在历史上留下自己的痕迹。
1920年，张申府和李大钊一起创办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随即发展了一名新成员，此人名叫张国焘。此后为了筹备建党事务，张申府在北京和上海之间奔走，充当了李大钊和陈独秀的联系人。
张申府的身份这么重要，以至于陈独秀都和张申府说：“创党之事，只有你与守常可以谈。”
可以说，陈独秀、李大钊、张申府就是建党的三驾马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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