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冈山时期，在红军最艰难的时候，教员的回答是选择走最难的路。
1929年前后，革命环境极为残酷 ，红四军内部也因此在行动问题上，产生了很大分歧。
林彪认为，在革命形势如此艰难的情况下，红军应该采取彭老总提出来的流动性游击的政策，而不是辛苦建立政权。
因为在革命高潮远未到来的时期，费时费力的去建立政权，看起来的确是徒劳的，敌人如此强大，红军的力量却如此单薄，根本没有力量去保护政权。
敌人来了，坚持不住就得转移，那辛苦建立起来的政权就丢了，大量艰苦的工作也就白费了。
如果采取流动性的游击政策，打一枪就换个地方，一样可以在政治上影响群众，这样的方式也更安全。
这个法子还能快速直接扩充红军的实力，而不是非要走赤卫大队、地方红军，再吸纳进红军主力的路子。
等未来时机成熟了，全国群众都被鼓动起来了，这个时候再把保留下来的红军力量压上去，就能成为全国形势的大革命。
这个思路看起来更容易执行一点，不需要辛苦地保卫政权，也就不用被敌人围着打了。
彼时，不仅林彪等人对红军前途感到悲观，就连中央也不太看好红军的前途，在1929年2月写给红四军的信中，中央说：
“党的无产阶级基础既是削弱，而干部分子又因两年来白色恐怖的摧残而损失极大，故党的战斗力、组织力虽经六次大会路线的指导，终未能建立起来，加以革命失败的反映，非无产阶级意识的浓厚，党内政治水平低落。”
“应有计划地有关联的将红军的武装力量分成小部队的组织，散入湘赣边境各乡村中进行和深入土地革命。”
部队分散后，朱毛也就没有必要继续留在部队里，因此上面提议让他们回中央工作。
很多人看到这封信后，都开始动摇了，不想继续留在农村搞武装革命，队伍都不想带了，就更别说去干更艰苦的政权建设工作。
林彪就经常给教员打报告，申请去上海工作或者去苏联留学。
彼时，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在农村搞武装割据是没有前途的。
说好听点，是武装割据，实际上不就是上山当“土匪”吗？
愿意继续留在艰苦的农村，建设政权，走一条看起来就很难的路。
因为在教员看来：路没有难易之分，只有正确与不正确之分。
教员在写给林彪的信中说：“你的这种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我觉得于中国革命是不适合的。”
理由是：“单纯的流动游击政策是不能达到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任务…”
教员的意思是说，采用林彪等人的思路办法，红军的确可以活得更轻松一点，但这不解决根本问题。
只有走朱毛式、贺龙式等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红军队伍跟广大农民群众紧密配合着组织着从斗争中训练着的路子，才是正确的道路：
“必须这样，才能给统治阶级以甚大的困难，动摇其基础而促进其内部的分解；
也必须这样，才能真正地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的重要工具之一。
说明在教员看来，争取群众、建设政权这条路，是当下唯一正确的路，如果想取得革命的胜利，就必须走这条路。
可见教员是从解决根本问题的角度去思考的，而不是从当下的工作难易程度去思考的。
直接冲着根本问题而去，不管解决问题的过程再难，也要去做，不怕牺牲，不怕劳累，这是教员在思考解决问题时的一大特点。
我们党内的能人一抓一大把，但要说在关键时刻的重大问题上，谁最能下决心，首推教员。
不是说有胆子，有勇气，就能下决心，是把一个问题看透了，确认无误抓住了问题的本质后，分析完得失利弊后，决心才能自己浮现出来。
换句话说，教员敢于下决心，能下决心，不是他比其他人胆子大，是因为他比其他人看得更深刻。
后来的抗美援朝战争、制定三线建设战略、发展核武器的决心，都是教员带头下的。
在红军行动问题上，教员之所以力排众议，坚持认为走争取群众、建设政权的路子是对的，不是他固执。
是教员看明白了土地革命的核心所在，看明白了中国革命的核心问题是什么，更看明白了白色政权的薄弱点是什么。
因为农民占中国人口的最大多数，谁把农民争取过来，问题就解决了。
这就是抓住了问题的实质，在中国这样一个拥有几千年历史的农耕社会搞革命，如果不顾及农民的利益，那是不可能成功的。
一方面农民的数量占据绝对优势，农民帮谁，谁的力量就大。
另一方面农民作为社会主体，农村的社会结构是统治政权的基石。
谁得到了农民的支持，谁就得到了天下，谁失去了农民的支持，谁就失去了天下。
农民也不是傻子，不是共产党一站出来，一宣传，农民就跟着你走了，没有那么一回事。
红军的宣传机构只能影响少数人口，而国民党的宣传机器却是国家级的，覆盖的是全中国人口。你写文章厉害，国民党也有自己的笔杆子。
所以单靠流动性的宣传去影响群众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得争取农民，把农民纳入自己的组织体系中。
虽然把农民纳入我们的体系后，这个体系可能会被白军破坏。
但把农民纳入了自己的政权体系后，就等同于把农民从国民党的政权体系中拉走。
既达到了壮大自己的目的，也达到了破坏国民党统治基础的作用。
就算政权到时被破坏了，这种对白色政权统治基础的破坏影响也会持续下去。
换句话说，你想夺取政权，既要把国民党的政权破坏掉，还要拿出自己的政权体系来。
不然把敌人消灭后，你两手空空，到时拿不出解决方案来，群众是不会跟着你走的。
李闯王的结局我们都知道，进了京城又如何？最后还不是功亏一篑。
建设政权这个事虽然难，可这个事最能打击敌人的统治，是从根本上破坏敌人的统治基础，同时还能摸索自己的模式，培养自己的政府人才。
方法只有一个，就是靠满足农民的土地诉求，靠打土豪分田地。
但土豪到底怎么打，土地怎么分，都分给谁，分了之后如何生产，农民如何生活，分完地后的社会如何运转，都是问题。
只有在实践中，才能把这些问题都解决了，才能得到一个合适的整套方案来，才能建立一个符合广大群体利益的政权，才能把农民的问题真正解决掉。
有了政权才能搞这些，才能真正争取群众，才能促进最后的大革命到来。
建设政权必须得走这么难的路，可为什么扩大红军，也要走这么难的路？
就不能直接扩充红军主力，非要辛苦的一级一级建立地方武装组织吗？
不管是现在建政权，还是未来建政权，都得有军队去保护。
问题是，历史已经证明，旧军队是无法担任这个任务的，到了革命果实成熟的时候，军队反而会成为野心家摘取果实的工具，成了反革命的工具。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就得从头到尾重新塑造一遍红军，组织建立一整套成系统的武装力量体系。
从“乡暴动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以至于超地方红军”，将壮大红军与组织群众斗争结合在一起，这样得到的红军，才是可靠的。
虽然这个过程很艰难，需要做大量的前期工作，可一旦成型之后，敌人就很难真正消灭红军。
彼时，军阀的军队中也有很多农民，可军阀的军队跟群众是脱离的，并没有形成紧密的联系。
但教员这套建设武装力量体系的法子，将红军和群众通过层层的武装体系和土地革命，牢牢绑定在一起了。
这套法子，只能中共用，国民党用不了，因为分出去的可不是小利，而是最核心的土地资源。
只要红军跟群众是紧密连接在一起的，那红军的力量就是源源不断的。
在写党史的过程中，我逐渐明白一件事，教员之所以能带领中共取得最后的胜利，一个很关键的原因是：
教员不仅懂得力量源自哪里，他还懂得如何把各种力量汇聚到一起。
懂得力量源自哪里，就懂得了如何巩固壮大自己的力量，也就懂得了如何削弱敌人的力量。
教员一生中反复提到人民群众，反复说群众才是最重要的，反复提醒共产党的官员，要为人民服务。
他说“必须明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
国民党的高官把群众当成傻子当成欺压对象，教员却把人民群众视作力量之源，这是两种认知，也就决定了两者的结局。
在1929年前后，教员就深刻认识到了这一点，认识到了“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所以，才会毅然决然地选择走这么难的路，选择辛苦的建设政权，选择走有组织体系的武装割据。
也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很少有人能真正理解教员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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