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00~1999的一百年间，先后发生了一战、二战和冷战等三场地缘政治震动，以及两次颠覆性的工业革命。
无论是全球霸权还是地区性强国，任何一次失败的押注，都有可能导致在千帆竞逐的时代浪潮中掉队。
而掉队的结果非常可怕，轻则丧权辱国，重则国将不国。
庆幸的是，虽然清朝时期错过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机遇，使得国运遭受重大打击，但中国在二十世纪里却运气爆棚。
本篇以此为切入点，聊聊过去一百多年间关乎华夏命运的三次变局。
小平同志曾这样讲到：“中国是带着首都被敌人攻占的耻辱进入到20世纪的”。图为1900年八国联军在紫禁城里举行阅兵，当时北京居民门口遍悬占领军国旗。
大清在十九世纪后半叶的战略决策非常差劲，满洲贵族们受困于制衡汉臣等因素，在对外政策层面不敢放开手脚。
其实英国原本有意提携大清作为东亚地区的“代言人”，可最终阴差阳错成就了日本。
清朝末年，暴走之下的慈禧太后曾有过一次震惊世界的“宣战”。
1900年的6月21日，她以光绪帝的名义公布《宣战诏书》，一口气向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俄国、奥匈帝国、西班牙、比利时、荷兰等十一国宣战，同时悬赏捕杀洋人。
一个半殖民地国家同时向十一个列强宣战，也算是世界近代史上的一桩奇闻。
八国联军侵华的具体过程就不复赘言了，除了首都沦陷、军民死伤无数外，东北还被俄国占领，中国彻底沦为列强瓜分的半殖民地。
慈禧太后、光绪帝和亲贵大臣们仓皇离京，他们先是逃亡至怀来县，又辗转至大同、太原，最后来到西安，还冠冕堂皇的起了个名叫“庚子西狩”。
在西安，慈禧再次以光绪的名义下“诏罪己”，召庆亲王奕劻和两广总督李鸿章与八国联军议和，接下来便有了《辛丑条约》的签订。
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李鸿章被清政府任为“钦差大臣便宜行事”，同各国谈判。这是李鸿章刚抵达英国驻华使馆的情景，迎接他的是英国远征军司令阿尔弗雷德·盖斯利将军（右二）。
《辛丑条约》的全称是“中国与十一国关于赔偿1900年动乱的最后协定”，分中文与法文版本，以法文为准。
签订前李鸿章吸取《马关条约》的教训，拉了庆亲王奕劻垫背，无奈李鸿章“名声在外”，时人和后人们记住的还是他李大人。
《辛丑条约》是中国历史上赔款数额最高、丧权辱国最严重、危害程度最大的条约，共有12款、19个附件，文本原件现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中国就是拿着这样一手烂到不能再烂的牌，跌跌撞撞走进了二十世纪。
新成立的民国没有能力“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只得按照列强们的要求继续承担庚子赔款。
不过到1916年袁世凯死后，中国实际上已经陷入军阀混战状态，所谓的中央政府（北洋政府）不过是被某一路军阀暂时把持的衙门牌坊，根本无法实现全国范围内的影响力。
另一方面，各路军阀背后往往都有列强的影子，他们为了施加影响力，有时还得主动贷款给这些军阀。
考虑到这些现实情况，各国开始逐渐免除或退还（有按照汇率计算多赔偿）清朝遗留下来的赔款。
最早退还的是美国，早在清朝末年的1908年12月28日，美国就退还了折合约1200万美元的赔款，将其用于清华大学建设。
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二十世纪里中国迎来的第一次国际大变局。
在审时度势数年之后，1917年8月，段祺瑞掌权下的中华民国北京政府和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通过《对德宣战案》。
不久，中国派出十几万劳工前往欧洲帮助协约国集团，他们经香港中转到达西欧，从事公路、铁路、矿山、兵工厂、弹药库等工作。
这些劳工有约5000人牺牲在了异国他乡，或死于途中德国潜艇的攻击，或死于恶劣的劳动环境。
通过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部分提高了国际地位，开始与列强们一起坐上会议桌，历史书上称之为“近代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及重要转折”。
虽然有很大一块涉华利益被列强们出卖给了日本，但不管怎样，中国还是凭借一战的契机争取到了相对平稳的发展环境，并趁机废除了对德国与奥地利的赔款。
有关中国一战战略决策的成果，我们其实还可以拿个参照物来对比一下——土耳其。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土耳其很不幸的站错队，加入了同盟国集团。
战后，以英法为首的协约国集团大肆肢解土耳其领土，派兵占领了当时土耳其的首都伊斯坦布尔。
眼看国将不国，土军中一位叫凯末尔的将领勇敢站了出来，在内陆城市安卡拉（今天的土耳其首都）成立新国民政府，组建军队与占领军作战。
于是在一战已经结束的情况下，土耳其又打了三年多的“独立战争”，直到1923年10月才恢复战前独立状态。
1920年代初改建中的上海外滩汇丰银行大楼，当时英国人曾称之为“从苏伊士运河到远东白令海峡最华贵的一座建筑”。
1923年凯末尔独立时与西方国家签署《洛桑条约》，声明放弃对爱琴海岛屿的主权，导致土耳其海边的一串岛屿全部成为希腊领土，争议至今。
与一战相比，此番中国参与度更深，收获也更大，战后直接跃升为世界五大国之一。
1943年11月，在美、苏、英三国分配二战作战任务的德黑兰会议间歇，罗斯福绕开丘吉尔，同斯大林举行了45分钟的私人会谈。
考虑到美国和苏联都不是现行国际联盟的成员，罗斯福便向斯大林详细介绍了他对下一个时代国际组织的设想——抛开国联，另起炉灶。
最低一级为全体大会，该大会由所有反法西斯国家组成，每个国家都有权平等地发表意见；
中间一个层次是执行委员会，执委会预计十个国家，每个洲都有代表，作出的决议有一定约束力；
最高一级为“四警察”机构，罗斯福提议由苏联、美国、英国和中国组成“四警察”，这个机构将有权快速处理任何对世界和平构成威胁的事件，即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雏形。
如果我们将视角穿越回上世纪四十年代，不难体会，二战对于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是翻天覆地般的影响。
战前，中国是一个分五裂的落后农业国，于世界范围内几乎毫无存在感，在东亚地区则遭受日本帝国主义的欺凌——东三省和台湾被日本霸占、新疆有苏联的势力、西藏有英国的势力、国内军阀林立……
战后，中国一跃而成为世界四大国之一，政治地位超越了德国、日本等传统列强，与英美苏并列。
有关中国二战战略决策的成果，可以拿日本作为参照物来对比一下。
1945年日本战败后，其本本土由美国独占，1952年重获主权；冲绳也由美国托管，1972移交日本；台湾与南沙群岛归还中国；南库页岛与千岛群岛由苏联接管；朝鲜半岛以三八线为界由美苏共同接管；伪满洲国由苏联军事占领，苏联撤军后由国共分别控制；南洋厅（日本占领的太平洋群岛）由美国占领……
1945年8月24日，蒋中正于陪都重庆签署《联合国宪章》批准书
如果站在历史长河的上方俯瞰二十世纪后半叶社会主义阵营的历史大脉络，自八十年代开始是一副“大难临头各自飞”的凄凉画面。
而中国再一次提前做出了正确选择，七十年代即实现与西方国家关系正常化，并由此启动改革开放的伟大序幕，成为社会主义阵营里的“另类先行者”。
环顾原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真正走出困境的其实并不多。
越南模仿了中国的道路——中国摸着石头过河，越南摸着中国过河。
东欧国家在历史节点处与苏联彻底决裂，走上全盘西化的道路，比较顺利的是东德、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波罗的海三国，相对曲折的是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和南斯拉夫。
其中南斯拉夫的战事一直持续了十几年，直到今天还经常因科索沃问题陷入冲突危机。
乌克兰、白俄罗斯至今仍身处地缘政治漩涡之中，一地鸡毛。
蒙古、摩尔多瓦（曾经苏联境内的“小香港”）各自沦为被遗忘的土地。
高加索三国频现战乱，格鲁吉亚被俄罗斯肢解出两个小“国家”，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彼此大打出手。
中亚五国在苏联时期都是“财政转移支付省”，苏联解体后再也没有中央政府给他们打钱了。
哈萨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因富含石油天然气，日子稍好点，其他三个“斯坦”可谓一贫如洗，最差的塔吉克斯坦国内经济崩溃多年，人均GDP还不如朝鲜。
至于说苏联的主要继承者俄罗斯，它当下的状况大家也都清楚；某种意义上讲，冷战失败是俄罗斯今天面临诸多困境的直接诱因。
苏联解体后，海洋强权一口气将东欧战略断层线向俄罗斯方向推了300年，即推到1667年沙俄与欧洲的边界附近，导致俄罗斯周边地缘环境急剧恶化。
国家同个人一样，有的在历史关口逆天改命，有的则坠落深渊。
一战：美国、英国、法国、中国获胜，德国、苏俄、奥匈失败。
二战：美国全胜，苏联、中国大胜，英国、法国惨胜，德国、日本惨败。
冷战：美国、德国、日本、中国获胜，苏联/俄罗斯惨败。
作为回报，美国从偏居北美的非主流强国一跃成为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全球霸权，中国也从世纪之初千疮百孔的半殖民地发展到今天这般局面。
最后，希望我们能够延续先辈们的战略智慧，在波谲云诡的二十一世纪里再续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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