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政府内阁官员的首次访华行程刚刚结束，布林肯也给美国带回了三个问题：
如何定义与中国的关系？如何理解与中国的合作？如何尊重中国的核心关切？
美国人会如何回答这些问题？谭主找到了布拉德·德隆，他是美国财政部前助理副部长，负责国内外经济政策制定，包括政府预算、国际贸易谈判。
作为主要代表，德隆深度参与制定《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该协定是全球第一个连接两个发达国家和一个发展中国家的自由贸易协定。此外，他还参与了《服务贸易协定》的谈判，这是第一套有关国际服务贸易且具有法律效力的国际多边协定。
德隆结合个人经历和最新观察，与谭主分享了他对中美关系和美国战略决策的几点反思。
我始终认为，两国交往不只在政府层面。
国务卿布林肯访华前几天，习近平主席在会见比尔·盖茨的时候提到过，中美关系有民间基础。布林肯在新闻发布会上，也提到美中两国民众关系的重要性。
我也这么认为，中美两国民众总是愿意为了保持良好交往而努力。
中美相处得好，长期来看，美国就能从中美关系中受益。一个繁荣的中国，对美国来说意味着多了一个更可靠的贸易伙伴。美国政府应该意识到这一点。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时任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劳拉·泰森向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提出，美国应该帮助中国尽快、充分实现经济繁荣。当时的我，正作为负责美国经济政策的高级官员在美国财政部任职。
如果说克林顿在第一段任期内，对中国采取的还是半“遏制”、半“接触”的政策，在1997年克林顿开启第二任期后，就转变为“全面接触”政策，对华采取更为积极的行动。
那一年，中美宣布要共同建立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一年后，克林顿首次访华。
随后，在中国申请加入世贸组织的过程中，按照克林顿的说法，他亲自去说服了美国的参众两院，在美国国内形成了推动中国入世的共识。到了2001年中国入世时，中美两国的年度贸易额达到近800亿美元，美国直接对华投资累计达500亿美元。贸易将中美两国联系在了一起。
一个绝对不能被忽视的事实是，中美之间能够创造出的利好绝对是独特且巨大的。
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举足轻重，美国的生产制造等业务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中国，美国四分之一左右的零售商品都从中国进口。
美国在过去十多年宽松的货币政策下，没有出现明显通胀，这与中国卓越的工业化发展增加了全球消费品供给，支撑住价格紧密相关。这让我们可以用更便宜的价格买到更好的东西，大大降低了生活成本。
当前，美国和中国已经分别是世界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未来还有无限的经济创造力和潜力。
我认为，美国应该对已经成长为工业强国的中国感到振奋和高兴。
这么看，布林肯在这次发布会上有一句话我是认可的，“当其他国家获得进步时，我们也会受益匪浅。”
美国和中国一直以来相互依存的经济关系对双方都有巨大的价值，两个国家都因为这种积极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富有，尤其是从中受益的美国企业，他们非常乐意保持这样的关系。
要知道，美国企业在海外销售总额增长的约三分之一都曾来自中国市场。
美国顶尖的企业家们早已非常敏锐地意识到，“脱钩”不可行。
如果“脱钩”成为现实，我会感到无比可惜。意识到这一点不用掌握高深的知识，不用花多长时间研究，也不用必须站在国家精英阶层的角度。
从历史的角度看，过去几十年，世界构建了一条连接全球的供应链，它专注于最大化生产与运输效率，最小化成本，而“脱钩”必将破坏供应链的运行效率。
破坏供应链不是美国的目的，没有人想真正脱钩。
最初特朗普政府发起贸易战，提出对华“脱钩”，是根据中美之间的贸易逆差作出的判断。他们认为，美国在中美经贸关系中获得的收益远小于中国，中国抢走了美国的收益，于是将中国视为风险。
事实上，顺差和逆差是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中非常正常的问题，应该通过正常的外交、经济渠道来解决。
而我更关注的是，从现阶段的结果来看，美国在一场由美国发起的贸易战中，承受了更大的风险，成为了输家。
我从未发现任何曾为特朗普政府工作过的人为向中国发起贸易战真心辩护。
请注意，对于贸易战中“脱钩”一词，现任美国政府已经不再提，而开始强调“去风险”。我想这确实是美国的真实愿望，但我也希望它不是换了一种修辞包装的“脱钩”。
关键就在于，美国能否设法搞清楚什么才是风险，以及如何才能在不破坏中美经济关系的情况下去除真正的风险。
只有正确地思考，才能采取良好的方式行事。
我早前就在一篇文章中写过：“一个孩子如果被教导，美国需要竭尽全力阻止他国获得经济机会，致使他国落入贫穷的境地，那么，届时的世界对美国来说不太可能是一个安全的世界，同时也会让我们变成一个更糟糕的美国。”
这篇文章发表在2017年，甚至早于2018年中美贸易战。显然，通过打压别人来维护自己的思想早就在美国滋长。
我写那篇文章正是为了回应当时在美国普遍出现的一种论调——将美国制造业就业机会减少全部归因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等与国际贸易相关的行动。
事实上，美国制造业就业相对下降自二战后就已经成为美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最大的结构性变化。
有人计算过，中国在入世后的一段时间里，美国制造业相关岗位净流失30万人。但他们必须弄清楚，当时美国的失业率并没有太大波动，而是依旧保持在了5%的正常水平。所以这些人不是失业而是转业——离开制造业，但在服务业、建筑业等其他领域找到了工作。
更何况，30万人，只占当年美国非农就业的0.22个百分点，占美国自己在制造业裁员数量的十六分之一，更是只有1971年以来美国制造业岗位失业总人数的八十分之一。
这没什么大不了的。经济受挫让我们感到不安，这很正常，但若是为了自己独享利好而扼杀为你带来利好的他人，是不明智的，这是连孩子都明白的道理。
拜登政府提出了诸如《芯片法案》等产业政策。即便在大多数情况下，美国认为这是他们为了复兴美国国内经济而采取的行动。
我还对拜登政府未能撤销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加征的关税感到失望。关税让我们在面对诸如疫情这样的冲击时变得更加脆弱。
所以，我无法理解的是，对中国行不通的政策，美国为什么还用它继续朝自己的脚开枪，破坏我们自己的利益？
如果你把中美现在的状况看作是正在进行某种斗争，那么从结果来看，美国需要重新审视著名外交官和历史学家乔治·凯南的建议。美国是无法通过回击、遏制、间谍活动或军事冒险等打压别国的方式赢得胜利的。
当前美国真正应该集中注意做的事情，是自我提升，以更高级的方式取胜，而不是变成一个更糟糕的美国。
美国需要思考，让我们可能变得更糟糕的原因会是什么？
我想有一个因素很重要，即世界上不存在什么能够应对21世纪挑战的完美政治经济制度，但美国却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一点。
各个国家都会优先考虑自身的合法利益，因而免不了会产生利益冲突。在这种情况下，吹嘘自己的制度是世界上最好的制度，还想说服别国必须顺应自己的制度是可笑的，也是危险所在，这会引发本不必要的摩擦。
摩擦一旦产生，就必须被解决，不能放任它演变成影响中美两国交往的大问题。
否则，就会打破两个大国之间已经获得繁荣发展的经济关系，甚至造成更糟糕的影响——走上一条令人难以置信且具有破坏性的对抗道路。
中美必须采取一切措施，避免让这种后果成为现实。
美国需要朋友，我们需要坚决拒绝与我们的朋友以零和思维进行对抗。
“无论一国的社会制度如何，与所有国家建立和平、友好和互利的关系，是唯一正确的政策……我们必须准备与所有希望和平友好相处的国家真诚合作……准备与他们相向而行，做出让步和妥协……人民渴望和平，他们想像好邻居一样生活；他们想要合作，而不是对抗……确保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
别忘了，即便是当年的冷战，也有一个关键词，共存。
至于什么国家适用哪种制度、朝着什么方向发展才能获得相对更多的优势，时间与历史会给出明确的答案。
但也必须意识到，把当前中美之间的摩擦放在中美关系的全局中看，只是一片乌云。
乌云是遮不住太阳的，我们应该要做的是，确保这片乌云最终会被风吹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