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年来，一直有人为历史上的地主阶级喊冤。
有人说：“地主都是靠自己勤劳努力挣来的家产，为什么要分给穷人？”
还有人说：“把地主打倒了，你们也发不了财！”
首先，我来回答第一个问题，在古代，从来没有勤劳致富的大地主，所有的巨富，都有着掠夺性质的原始积累。你种两亩薄田，每年收点谷子，大部分还要交租纳税，几辈子才能成为大地主？一场疾病和灾害就可以让你瞬间变成赤贫了。真正的原始积累，全部是“掠夺”，比如在法制不健全的乱世，在政权控制不到的基层，一个人多势众、身强力壮的家族，可以神不知鬼不觉侵吞其他破产农民、孤儿寡母的财产，从而成为大地主。除了简单的暴力，还可以使用高利贷的方法，利滚利让他破产，把土地、妻儿贱卖，最后自己卖身给地主做佃户。
在湖南醴陵县，第十一区金桥乡在划定黄贤忠为地主时，他辩称自己的财产都是自己省吃俭用得来的，不是剥削而来的。这时，曾在他家做过长工的黄起佑跳起来指着他道：“我在你屋里做长工，作60石租，每年收获120多石谷，我只得你14石的工钱，吃也不到10多石，你看你剥削好多呢！”然后有人接着说：“你家霸占公堂，收租千多石，不知吃了好多冤枉，你强占公屋公山，你说你的东西是做来的，就是这样搞来的。”
在任何一个时代，都不可能有普通人通过辛勤的劳动完成巨额原始积累，成为一方富豪。每一次原始积累，都不可能是干净的，诸位打工种地的穷人也发现了吧，无论你多么努力，如果社会稳定，你都不可能攒出王健林的财富。所以古代的普通农民，老老实实勤勤恳恳种十辈子地，也不能成为刘秀那样的大地主，只有通过朱元璋那样的暴力手段，才能重新分配资源。
第二个问题，“把地主打倒了，你们也发不了财！”，这个论断错得离谱，历史上打倒地主阶级，从来不是为了发财，第一是求公道、平民愤；第二为了让这个世界重新正常运作，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让经济可以复苏增长，为了让大家活下去。但凡动到地主利益的时候，都是大家实在活不下去的时候。特别是在清末和民国，中央政权无力控制基层的时候，地主们权力极大，往往和军阀、日军勾结在一起，简直就是土皇帝，草菅人命，荼毒乡里，都是家常便饭。
美国记者杰克-贝尔登对土改有过深入的调查，在他的《中国震撼世界》一书中，写尽了农民对于地主阶层的仇恨。这种仇恨不是无缘无故的，而是千百年来被蹂躏、被压迫、被残害而产生的怒火。杰克-贝尔登在乘坐一位农民的骡车的时候，和车把式有一段对话：
“他们是怎样吃地主肉的？”
“是地主先吃老百姓的肉的。今天吃这个，明天吃那个。这一带有个柿子沟村，那里有个地主叫穆世安。这人可歹毒啦！
他是个国民党。鬼子来时，他拉我们参加联防团，说是要打鬼子和八路土匪。可是他马上投降了鬼子，逼着游击队员的家属把子弟叫回家来。他说，‘要不，鬼子杀你们全家。‘他保证回家的人生命安全。八路的一个区干部回来，他把人抓去杀了，却又给开追悼会。真是两面三刀啊。
从这以后，没人回来了。他就抓游击队员的家属去杀，那里一百多户人家，每家都有一人被杀。
他看到鬼子得势，便强迫我们几千人背石头给鬼子修碉堡。碉堡的每块石头上都染着我们的血呀。这狗地主把我们不当人看呀。
一天晚上，一个当了民兵的贫农偷偷回村来看他媳妇三花。三花知道男人天未明就得走，立刻和他睡觉。大伙儿都知道他回家了，谁也不说，只有那村长跑去报告地主穆世安。这汉奸地主把三花的男人从炕上拖出来，五花大绑抓走了。三花苦苦哀求那地主开恩放他男人。但是她穷，又没有人放过问这案子。
她跑到拘留所，浑身哆咳，哀求道；‘让我见见我男人一面吧。’穆世安的狗腿子说：‘你到街上去，就见着了。‘她一听，以为放了人，马上跑到街上，果然见着了。碉堡地上一根木杆上挂着他男人的头。这碉堡是狗地主强迫大伙儿磨破手流着血修起来的。那颗人头血淋淋的，服睛被抠出来了。
三花一看就疯了。她爬呀爬，想爬上去取那人头，被大伙儿拉住送回家了。那天夜里下了大雨，人头掉在路上。天明鸡叫后，三花出门来到街上，看到男人的头，捧回家去。她把人头抱在怀里，躺在炕上三天王夜，又是亲又是摸，好象她男人还活着一般。她凶得象一头母老虎，又象一头下了仔的母狗，谁都不能挨近她跟前。我们说什么她都不听，一直紧紧抱着那颗血淋淋的人头，一刻也不松手。
车把式话音停了一下，戴上手套，拿起鞭子，气呼呼地接着说：
“这不是把老百姓不当人吗！”他朝者骡背上猛抽了一鞭，
“这不是吃老百姓的肉吗！”
（《中国震撼世界》——杰克-贝尔登）
当时，在中国的土地上，这样的事情随处发生，在地主眼里，农民佃户连人都算不上，还不如牲畜珍贵，所以，你知道为什么要土改了吗？你知道为什么农民要开诉苦大会公审地主了吗？这个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地主最大的罪恶不是在于敛财，不在于剥削，而是在于吝啬！
他们把土地、房产、粮食、劳动力囤在自己手里，却不肯扩大生产，拉动消费。地主和资本家不同，资本家本质上是愿意看到工人无产阶级手里有点钱的，因为穷人有钱才肯消费，消费才能拉动经济增长，才能促进生产力的继续进步，能够创造更多的财富，他自己也能赚更多的钱。
而地主是比较“勤俭节约”的，他希望自己的佃户租户越穷越好，他们越穷，才越会对他产生人身依附，离不开他。他自己不投资不消费，更不会让自己的佃户农奴消费。所以地主越有钱，这个国家的经济就越一潭死水。
我举个房地产的例子，如果一个国家的“房东”越来越多，越来越有钱，每个房东都有几十几百套房子，躺着就可以收租金，那么他们是不可能再去投资别的东西的，因为这样赚钱太舒服太安稳了，而且一点风险都没有。
而且，这些“大房东”，是不愿意租户们变得有钱的，他们希望租户们越穷越好，越多越好，最好其他人都变成租户，租户的收入水平，最好刚刚只够付得起房租，不能让他们有机会攒下一套房子的钱，也不能让他们有多余的钱去消费去投资。
所以，这样的租户就成了房东的“长期韭菜”，形成了人身依附关系。房东就可以永远高枕无忧，做一辈子不用劳心劳力的食利基层。
但他们对社会经济的破坏是巨大的，他们自己坐拥庞大的固定资产，还会不断买进，他们不消费，不投资，囤积着越来越多的社会财富；而穷人们把自己的大部分工资都变成了房租，那么就不会有闲钱去消费，那么整个市场经济都会萎缩。
消费不振，生产萎缩，百业凋敝，工业资本家、小作坊主、小商人会不断破产，更多人失业，而更多领域，却会出现奇怪的“用工荒”。
所以，拿房东来类比地主，你就明白了，什么叫“阻碍生产力发展”。
地主本质上不是搞农业搞生产的，而是搞金融的，把东西都屯在自己手上，生产力越不发达越好，东西越珍贵越好，他们并不靠生产去获利，而靠租赁、囤积、放贷获利。收地租的人，是不关心农业技术发展的，也不关心手工业发展的，只要自己有钱，什么产品都能买到。能炒地皮，能放高利贷，谁去开工厂？当时地主给农民放的贷，利息是极高的，几乎能让一个农民两年就破产。
历史上也有人想动过地主的蛋糕，比如王安石，他想通过国家银行来给农民低息贷款，断了地主的财路，地主们岂能善罢甘休？要知道地方官员、中央阁老，本身也都是大地主，或者是大地主投资上位的，这些人上下一做手脚，能够把国家贷款继续交给地主乡绅去操作，利息搞得更高，逼着农民去死，然后还能把锅扣到王安石头上。
如果一个社会，大家都去搞投机，搞金融，争着成为食利阶层，那么这个社会就会面临崩溃的危机。
其实最恨地主的，往往不是农民，而是工业资本家和大国政府。
生产力要发展，就必须拥有更多的资金积累、技术革新、劳动力和厂房。但地主阶级全是一毛不拔、目光短浅的吝啬鬼和守财奴，终朝只恨聚无多。他们把土地屯在手里收租金，把钱屯在手里给穷人放高利贷，对投资新技术，对产业升级毫无兴趣。
一有钱，要么就是买房置地，要么就是娶姨太太生孩子，顶多不过装模作样衣锦还乡发钱骗个“大善人”的美名，捐个官骗个朝廷背书。
如果天下的富人都是这个德性，当然就阻碍生产力发展了。
生产力发展需要三个要素：资本、市场、劳动力，但这三个要素，在封建时代，都被地主牢牢锁死了，资本都在他们家小金库里，吃饭都不肯多放油，点灯都不肯多一根灯草；市场？需要什么市场？粮食农产品手工业产品都收回仓库，自己享用，洋玩意儿问外国人买就是了，反正一辈子也用不完；劳动力都是他们家的租户佃户，世世代代为他们家打工种地，岂能成为他人的劳动力？
你想想美国南北战争的时候，南方种植园主愿意把他们家的黑人送给北方工业资本家去做工人吗？世世代代摘葡萄种植烟草才是正经的，工业产品从外国买，自己生产原材料就够了。所以南方种植园必须死，不死，就没有劳动力，就没有工业化，就没有伟大的工业国美利坚。
中国历史不是没有给过地主阶级机会，但近代二百年证明了，自私、短视、愚蠢的地主阶级社会精英不肯承担责任，不肯支持中国的现代化和工业化，而是更容易当买办和汉奸！苏北鲁南的地主不但横征暴敛，甚至还有初夜权这样的特权。
山东孔家的后人更是吸血鬼一样奴役当地百姓，草菅人命，他们兼并土地，隐瞒人口，抗税不缴，对农民却是敲骨吸髓一样的剥削。他们对于民国时期的民族企业家们，更是百般刁难，各种敌视，荣氏兄弟办个厂，地主土豪就能怂恿暴民前来砸场子闹事要钱，最后土地拿不到，还要赔钱。
我摘取一段美国人斯诺《西行漫记》中的描写，你就知道当时的有识之士对地主阶级的态度了。
这是斯诺在火车上，和两个受过教育的”上层人“的闲聊：
“但是在四川，大家害怕红军不是像害怕土匪一样吗?”
“这个么，就要看情况了。有钱人是怕他们的，地主、做官的和收税的，都是怕的。可是农民并不怕他们。有时候他们还欢迎他们呢。”说到这里，他不安地望了那老人一眼，那老人坐在那里留心地听着，却又显得并不在听的样子。“你知道，”他接着说，“农民太无知了，他们不懂得红军不过是要利用他们。他们以为红军说话是当真的。”
“那末他们说话不是当真的了?”
“我父亲写信给我，说红军在松潘取缔了高利贷和鸦片，重新分配了那里的土地。所以，你看，他们并不完全是土匪。他们有主义，这没有问题。但是他们杀人太多了。”
这时，那花白胡子忽然抬起他那温和的脸孔，十分心平气和地说出一句惊人的话来：“杀得不够!”
我们两人听了都不禁目瞪口呆地望着他。
（《西行漫记》——埃德加-斯诺）
从理性上说，大家都是人，虽然大部分地主不干人事，但我也不会因此歧视他们，地主阶级最可恶的不是坏，而是垃圾，太垃圾，垃圾应就该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