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6名医院书记院长被查，什么情况？
据统计，截止到8月12日，今年以来全国已有176名医院的书记院长被查。不止如此，除医院书记院长外，还有医疗系统的很多干部落马被通报。虽然我们国家医疗领域反腐一直没断，但像今年“扫黑除恶”式的医疗领域反腐还是极为罕见的，或者说是前所未有的。
很多战友留言，希望占豪对这次党和国家的反腐风暴给予评论，那么今天就借此与战友们商榷探讨。
在占豪（微信公众号：占豪）看来，党和国家反腐的大砍刀砍到了医院等医疗系统，其根本原因，是国家要降低老百姓身上的医疗负担，这一点和我们国家开展扫黑除恶、优化营商环境、关闭校外培训机构、调控房地产的目的都是一样的，就是要降低市场的交易成本、减轻老百姓身上的经济负担，推动经济内循环加速运行，从而提升内需的内生动力。
几年来，经过大力的反腐败、扫黑除恶，趴在基层、微观市场的吸血蚂蟥被大大打击了，微观市场的交易成本得到了进一步的下降。关闭校外培训机构，一定程度降低了家庭的教育支出的负担，降低了内卷的程度。而这一轮在医疗领域的反腐，就是要把趴在医疗领域吸老百姓血的利益集团给打掉，从而进一步降低老百姓的日常医疗支出。
医疗领域腐败，可谓触目惊心！
坦率说，哪个领域都有腐败，但医疗领域的腐败的确超出了很多人的认知。媒体报道了一个非常典型又令人瞠目结舌的案例。云南省普洱市人民医院原党委副书记、院长杨文俊，竟然以3520万元购入了一台进口价1500万元的医疗器械直线加速器，这中间高达2020万元的差价，竟然有1600万元被杨文俊给私吞了。
这个案件引起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的曝光，并引发了社会舆论的强烈关注和谴责。这个案件发生在2018年，很可能就是这类案件引发了高层的注意，认识到了医疗领域的腐败给老百姓带来了巨大的生活负担，也给我们的医保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无独有偶，近日，广东省纪委监委网站“南粤清风网”披露了中山市坦洲人民医院原党总支书记、院长罗勇受贿一案的部分案情。文章披露，罗勇初心泯灭、利欲熏心，从收受病人红包礼金、医药代表回扣到与医疗设备供应商结成“利益同盟”，收取设备代理商高额回扣，涉案金额高达2980多万元。回扣款及虚增的药物设备价格计入医疗成本，直接导致群众“看病难”“看病贵”。南粤清风网指出，如今，“医蠹”被拔除，医院采购成本、群众就医成本明显下降。据统计，中山市坦洲人民医院今年1-5月门诊和住院次均费用同比下降16.6%、21.4%，人均就医成本下降1400余元。
很显然，中央高层通过这些案件发现，医疗领域的腐败触目惊心。试问，医院院长如此，医疗系统的其它掌握权力的部门呢？如果这些成本都加在了老百姓的看病费用当中，不但增加了医疗成本，我们的医保也背不住，企业压力也更大，经济内循环中的负担会非常重，经济发展的动力就会不足，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提升就会面临困难。
所以，国家这些行动，本质上还是为了发展经济，提高老百姓的生活水平！
中国医疗发展到今天不容易！
中国医疗，发展到今天非常难得。新中国以前，我们国家是没有系统的医疗体系的。新中国后，我们国家为了实现基础工业化和国防工业化，是优先保证了城市的福利提供机制，我国城市当时只要是国家单位的职工或家属，享受的都是公费医疗。
而在我国农村，当时国家经济困难，不可能顾得过来，所以后来在农村集体经济的支持下，采取了自愿和互助共济的形式来解决农村缺医少药的问题，农村合作医疗由此兴起。从1955年到改革开放前，我国由群众自发集资创办了具有公益性质的保健站和医疗站。后来，为了进一步保障农村医疗，随着发展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还发展出了“赤脚医生”。
“赤脚医生”没有固定编制，一般经乡村或基层政府批准和指派的有一定医疗知识和能力的医护人员，受当地乡镇卫生院直接领导和医护指导，这些人亦农亦医，主要有三个来源：一是医学世家；二是经医护专业短期培训的学员；三是公认有一定医护能力的自学成才者。
这种医疗机制，愣是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医疗保障体系，中国的人均寿命从刚建国时的35岁，到了1980年中国的人均寿命已经达到了68岁，可以说是一个奇迹。而当时在世界上同等人均GDP的国家，平均寿命却只有55岁。中国的人均寿命要比全球同等GDP的国家高大约30%，这种奇迹恐怕也只有在中国才能发生。
改革开放后，我们国家的体制机制开始出现重大变革，相应的医疗机制也开始进行改革。我国城市医疗改革从1985年开始，迄今为止进行到了第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85年开始，是医疗卫生市场化改革的起步；第二个阶段从2009年到2019年，是医疗市场化改革的深化；第三阶段则是从2019年开始，新一轮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正在酝酿推进。
我们国家为什么要在城市推行医改？
因为，改革开放后，我们国家开始了市场化改革，城市化进程也开始进入加速时代，城市医疗如果继续维持公费制度，财政根本负担不起，而且越往后越负担不起。所以，我们进行市场化改革，是在无奈地顺应大势，其本质是给财政减负，降低发展的负担。
政府没有了公费医疗的支出压力，政府就能把更多资源用在基础设施建设上，用在宏观经济发展上。这其中的发展逻辑是，政府用财政手段引导经济发展，推动市场化经济改革，让经济发展起来。经济发展起来了，让市场来消化医疗负担，最终医疗保障的矛盾就会通过深化改革，在发展中逐渐得到解决。
改革有好的一面当然也有坏的一面，好的一面就是政府没有了负担，甩开膀子加油干，经济发展更快了。事实证明，这些措施最后取得了非常大的发展成效，我国宏观经济腾飞了。但同时也的确增加了老百姓的医疗负担，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长期存在，成了压在老百姓头上的一座大山。这种矛盾，后来促成了我们在1998年建立城市医疗保险制度。医疗保险制度发展到现在二十多年时间，截至2021年末，覆盖人口已经超过14亿人，这在全世界也是绝无仅有的。
其实，这其中的道理也很简单。我国农村人口多，城市人口少，1978 年我国城镇人口为17245 万人，城镇化率仅为 17.92%；2019 年，我国城镇常住人口为 84843 万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 60.60%，四十年来我国城镇化率提高近 43 个百分点，城镇人口增加了 6 亿多人，平均每年增长一千多万人，这得是多大的医疗需求啊！如此暴增的医疗需求，仅靠财政根本背负不起，所以才有了医疗系统的市场化改革，以及后来的医疗保险制度。
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由于发展中存在的制度不健全，必然会出现权力寻租，也就会出现腐败。医疗领域发展那么快，医院需要盖大楼、购买高技术含量的医疗设备、医院的进药，都会经过大量的资金流水，这非常容易形成医疗系统的腐败。
过去，这些矛盾在高速发展中还不算太突出，尤其是国家不断在改革，矛盾焦点还没有集中在权力寻租上。然而，随着我国经济体量越来越大，以及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经济增速已经不可能像过去那样了。如此一来，各方面的矛盾压力必然凸显，其中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就成了国家必须解决的一个重要矛盾。
尤其是我们现在有了医疗保险制度后，这种权力寻租客观上给经济发展与民生都带来了巨大压力。为了发展经济，国家既要给企业减负，降低缴纳保险的费用，同时又要进一步提高民生水平，那从哪里去找“资源”填补这个缺口呢？答案很简单，就得想办法降低医疗的成本。降低医疗成本既然成了当下社会的主要矛盾之一，党和国家会去找问题，结果盘踞在医疗系统的蛀虫就都浮现了出来，成了重点打击对象。
大家想想看，云南医院购买的一套医疗设备，进口1500万，中间竟然有2000多万的“回扣”，这2000多万就强加给了老百姓，也会让我们国家的医疗保险体系承受压力。还有中山那个被抓的院长，他被打掉竟然让医院今年1-5月的门诊和住院次均费用同比下降16.6%、21.4%，人均就医成本下降1400余元。那么，通过反腐，我们国家是不是可以大幅减轻我们国家老百姓的医疗支出压力？是不是可以给国家医保减负？是不是可以给企业减负？
国家把反腐大刀砍向医疗领域，那是从国家大局角度考虑下的一盘大棋，既是为了老百姓的福利，也是为了国家发展！我们国家是人民政权，党和政府必然会想尽一切办法推动经济发展，推动人民福利的提升。否则，任由权力寻租，会逐渐形成像美国那样的制度，到现在美国还有5000万人没有医保，医疗系统和医疗保险形成了互相串联的利益集团联盟，最终让人看不起病，让财政负担越来越大。
关于这一点，大家看看美国的债务压力，再看看美国人的人均寿命即可窥斑见豹。2022财年美国联邦预算收入总额约为4.2万亿美元，联邦预算赤字约为1.8万亿美元，这么大的赤字其中一部分就是被这些利益集团吃掉了。我们再看人均寿命，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人均寿命达到了78.2岁，而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人均寿命却仅为76.4岁，低中国近2岁。为什么美国发达却比中国人均寿命低？这就是体制的区别，我们能通过打击腐败来降低医疗成本，美国可以吗？美国这些领域，利益输送都是合法的。
中国医疗领域的反腐才刚刚开始，这一轮针对医疗系统的反腐，其雷厉风行程度会达到之前“扫黑除恶”的水平，这是占豪的判断，供战友们商榷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