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阅读：《帝国的重生：晋阳河东篇》
高欢和宇文泰的争霸战争，高欢可谓是败多胜少。在经历多次失败、牺牲数十万将士之后，高欢都能满血复活，完全是东魏人口众多、经济富庶的功劳。
但东魏的优越条件支撑着高欢的霸业，高欢却辜负了东魏。因为在高欢的有生之年，东魏的政治建设和制度建设都乏善可陈，并没有给万世基业奠定根基。
尉景是东魏的太尉，同时也是高欢的姐夫，此人仗着高欢的关系贪赃枉法，几乎没有不敢收的钱。朝廷大臣们看不下去，便发起弹劾，尉景也被关进监狱，暂时关押起来。
高欢用自己的绝对权力，免除尉景的死刑，然后降为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照样是位高权重的东魏大员。后来高欢亲自到尉景家里探望，尉景说“你快杀了我吧”，言外之意是你堂堂丞相怎么连朝堂都管不住，而高欢“抚而拜谢之”，哎呀不好意思，让你受委屈了。
尚书令司马子如也是高欢的故旧，和孙腾、高岳、高隆之并称为“邺城四贵”，凭借高欢的关系堕落成“专恣骄贪”之徒，高欢之子高澄是大将军、中书监，统领邺城政务，便把司马子如逮捕入狱。
高欢知道后，给高澄写了封信：“司马令，吾之故旧，汝宜宽之”，让高澄释放司马子如。
而司马子如出狱后，高欢给他送去一百缸酒、五百只羊、五百石米做为赔礼道歉。
后世人都对高欢、高澄驾驭功臣勋贵的手段津津乐道，但我觉得，高氏父子是典型的有术而无道。
不想办法澄清吏治，只愿意用小恩小惠驾驭功臣勋贵，这样的国家强不起来。
高欢在位时，东魏是“公私困竭、民多饿死”，社会经济走到崩溃的边缘。在农业经济时代，高欢的正确做法是收拢无主荒田，分给流民和穷人耕种，然后收缴赋税，达到国家和穷人双赢的目的。
但高欢不做，只是命令幽、瀛、沧、青四个州在海边煮盐，东魏朝廷收取食盐后再进行转卖，赚取高额的利润，做为朝廷财政收入和军费。
在农业经济时代，整顿经济不从田地着手，完全是治标不治本的。
幸亏那时候年景不错，东魏的田地连年丰收，才没有爆发大饥荒和农民起义。
东魏临淮王元孝友曾说：“今制百家为族，二十五家为闾，五家为比，百家之内有帅二十五，征发皆免，苦乐不均，羊少狼多，此之为弊久矣”，国家控制的人口太少而免税的人太多，那么食利阶层就比纳税阶层多，对国家的长治久安非常不利。
于是元孝友提议，恢复北魏的三长制度，但要缩小规模，以五家为比、十家为闾，这样便能强化国家对基层的控制，拥有更多的人口和赋税。
对于东魏的财政和兵员来说，元孝友的建议非常妥帖，但东魏朝廷没有接受，高欢也没有采纳。
这意味着高欢没有削弱东魏的既得利益阶层，而是选择继续保护他们的利益，结果必然是基层一盘散沙，地方势力坐大，国家财政和兵员日渐困竭。
高欢的做法，和历代王朝的开国皇帝相比，完全是反着来的。
如果说以上问题是高欢的能力、见识、认知导致的，那么种族问题便是高欢完全无法解决的，是东魏根深蒂固的痼疾。
高欢继承了破六韩拔陵、杜洛周、葛荣的衣钵，以六镇义军起家创建东魏，而六镇义军基本都是鲜卑人，那么鲜卑人做为东魏的原始股东，便是东魏的基本盘，鲜卑勋贵在东魏朝堂拥有绝对话语权。
在这样的背景下，高欢必须照顾鲜卑勋贵的利益，并在东魏推行一种“逆汉化潮流”的鲜卑化政策，以至于高欢家族都鲜卑化了，被人称为“鲜卑儿”。
但东魏的疆域和山河四省基本重合，绝大多数人口是汉人，起兵推翻尔朱家族的时候，高欢又得到赵郡李氏、渤海高氏等汉人门阀世族的支持，那么东魏又必须重用汉人门阀士族的官员，组建一套处理政务的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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