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唐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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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伯陵:政治传承,比战场胜负更重要 |2023-08-16

前文阅读:《帝国的重生:晋阳河东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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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欢和宇文泰的争霸战争,高欢可谓是败多胜少。在经历多次失败、牺牲数十万将士之后,高欢都能满血复活,完全是东魏人口众多、经济富庶的功劳。

但东魏的优越条件支撑着高欢的霸业,高欢却辜负了东魏。因为在高欢的有生之年,东魏的政治建设和制度建设都乏善可陈,并没有给万世基业奠定根基。

在吏治方面,高欢几乎没有努力过,甚至没有反腐败。

尉景是东魏的太尉,同时也是高欢的姐夫,此人仗着高欢的关系贪赃枉法,几乎没有不敢收的钱。朝廷大臣们看不下去,便发起弹劾,尉景也被关进监狱,暂时关押起来。

按道理说,反腐败要从身边做起,给朝野树立榜样吧?

但是高欢没有。

高欢用自己的绝对权力,免除尉景的死刑,然后降为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照样是位高权重的东魏大员。后来高欢亲自到尉景家里探望,尉景说“你快杀了我吧”,言外之意是你堂堂丞相怎么连朝堂都管不住,而高欢“抚而拜谢之”,哎呀不好意思,让你受委屈了。

尚书令司马子如也是高欢的故旧,和孙腾、高岳、高隆之并称为“邺城四贵”,凭借高欢的关系堕落成“专恣骄贪”之徒,高欢之子高澄是大将军、中书监,统领邺城政务,便把司马子如逮捕入狱。

高欢知道后,给高澄写了封信:“司马令,吾之故旧,汝宜宽之”,让高澄释放司马子如。

而司马子如出狱后,高欢给他送去一百缸酒、五百只羊、五百石米做为赔礼道歉。

后世人都对高欢、高澄驾驭功臣勋贵的手段津津乐道,但我觉得,高氏父子是典型的有术而无道。

不想办法澄清吏治,只愿意用小恩小惠驾驭功臣勋贵,这样的国家强不起来。
在经济方面,高欢同样是名不副实的。

高欢在位时,东魏是“公私困竭、民多饿死”,社会经济走到崩溃的边缘。在农业经济时代,高欢的正确做法是收拢无主荒田,分给流民和穷人耕种,然后收缴赋税,达到国家和穷人双赢的目的。

这是历代开国皇帝都用过的成功经验,百利而无一害。

但高欢不做,只是命令幽、瀛、沧、青四个州在海边煮盐,东魏朝廷收取食盐后再进行转卖,赚取高额的利润,做为朝廷财政收入和军费。

在农业经济时代,整顿经济不从田地着手,完全是治标不治本的。

幸亏那时候年景不错,东魏的田地连年丰收,才没有爆发大饥荒和农民起义。

在社会方面,高欢也没有进行改革。

东魏临淮王元孝友曾说:“今制百家为族,二十五家为闾,五家为比,百家之内有帅二十五,征发皆免,苦乐不均,羊少狼多,此之为弊久矣”,国家控制的人口太少而免税的人太多,那么食利阶层就比纳税阶层多,对国家的长治久安非常不利。

于是元孝友提议,恢复北魏的三长制度,但要缩小规模,以五家为比、十家为闾,这样便能强化国家对基层的控制,拥有更多的人口和赋税。

对于东魏的财政和兵员来说,元孝友的建议非常妥帖,但东魏朝廷没有接受,高欢也没有采纳。

这意味着高欢没有削弱东魏的既得利益阶层,而是选择继续保护他们的利益,结果必然是基层一盘散沙,地方势力坐大,国家财政和兵员日渐困竭。

高欢的做法,和历代王朝的开国皇帝相比,完全是反着来的。

如果说以上问题是高欢的能力、见识、认知导致的,那么种族问题便是高欢完全无法解决的,是东魏根深蒂固的痼疾。

高欢继承了破六韩拔陵、杜洛周、葛荣的衣钵,以六镇义军起家创建东魏,而六镇义军基本都是鲜卑人,那么鲜卑人做为东魏的原始股东,便是东魏的基本盘,鲜卑勋贵在东魏朝堂拥有绝对话语权。

在这样的背景下,高欢必须照顾鲜卑勋贵的利益,并在东魏推行一种“逆汉化潮流”的鲜卑化政策,以至于高欢家族都鲜卑化了,被人称为“鲜卑儿”。

但东魏的疆域和山河四省基本重合,绝大多数人口是汉人,起兵推翻尔朱家族的时候,高欢又得到赵郡李氏、渤海高氏等汉人门阀世族的支持,那么东魏又必须重用汉人门阀士族的官员,组建一套处理政务的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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