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间红军主力在南方闹革命，高岗跟着刘志丹和谢子长在陕北搞兵运，不过实事求是的说，和南方红军相比，陕北红军属于小打小闹。
1933年11月，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都开始了，陕北重建了红26军，只有一个师的编制，师长是王泰吉，政委是高岗，全军共500人。1935年1月成立的红27军，也是只有一个师的编制，全军共700人、300支枪。
直到和徐海东的红25军会师，成立红15军团，陕北才有了战斗力较强的红军。老帅们后来回忆说，如果没有徐海东的部队，陕北根据地能不能保住都是两说。
但是世事无常，不是兵强马壮的陕北根据地，等来了中央，成为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点，也是解放全中国的起点。
中央红军到陕北后，属于外来部队，很多工作需要经过陕北干部才能推下去，于是就需要找一个陕北干部的代表，做中央和地方的中间人。
虽然红15军团可以算做陕北部队，但军团长徐海东和政委程子华出自南方，代表不了陕北，比高岗地位高的谢子长早早牺牲，和高岗地位差不多王泰吉也早早牺牲，阎红彦则因为受批评，被调到上海和苏联工作，脱离陕北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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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刘志丹又在1936年4月东征山西的时候牺牲，那么资历较深、地位较高的陕北干部，也只有做过红15军团政治部主任的高岗了。
所以中央红军到陕北，不仅是陕北根据地名留青史的机遇，也是高岗个人崛起的机遇，而这个机遇是刘志丹牺牲留给他的。
从此以后，高岗的职务地位开始高歌猛进，从中国革命的边缘干部，一路做到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八路军骑兵司令、陕甘宁边区书记，最后更是做到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和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华中局书记刘少奇并列。
教员解释说：“你们在陕甘宁边区工作，就要和高岗搞好关系，你要知道，中央的政策，高岗不点头，在边区也行不通。”
莫文骅不服气：“这是要挟中央。”教员也不多说什么，只是问他“多大了”，莫文骅回答说“30岁了”，教员拍拍他的肩膀：
教员的意思是，山头是客观存在的，强行削平山头一定会让山头更加独立抱团，你得承认山头包容山头，才能逐渐瓦解山头。
这个道理，血气方刚的年轻人不懂，得经过世事磨砺的中年人才懂。
虽然教员的“山头观”对高岗是一份红利，但实事求是的说，高岗除了资历以外，还是用个人能力吃到这份红利的。
1941年做了西北局书记以后，高岗辅佐教员整理党务政务，并且具体领导了陕甘宁边区的大生产运动，边区能顺利渡过经济困难时期，高岗是功不可没的。
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我党决定抢占东北，高岗主动请缨到东北去。
第二年6月东北局调整人事和分工，林彪直升东北局书记，但因为性格和专业的问题，林彪主要负责指挥作战，其他的不管。后勤和地方建设等工作，便由东北局副书记高岗负责。
他们两人的内外军政分工明确，林彪需要弹药，高岗就给筹备弹药，林彪需要粮食和人马，高岗就给送来粮食和人马。
辽沈战役的时候，高岗给林彪送来8000万斤粮草、8000桶油料、160万支前民工，保证了辽沈战役的后勤供给。
战役结束，百万大军准备入关，林彪感动的和高岗说：“老高，没有你，我打不了胜仗。”
可以说，从西北到东北，高岗始终是搞后勤建设的，这个功能，他一直延续到抗美援朝时期。
“中国人民志愿军以东北行政区为总后方基地，所有一切后方工作供应事宜，以及有关援助朝鲜同志的事务，统由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同志调度指挥并负责保证之。”
于是，已经升为东北局书记、东北人民政府主席、东北军区司令兼政委的高岗，成了抗美援朝后勤工作的第一责任人。
短时间内，他便领导东北各部门，开辟了三条运输线，给朝鲜源源不断的送去兵员、粮食、弹药等物资，后期苏联援助的物资，也都要经过高岗转运。
所以彭德怀才说，志愿军在前方打胜仗，应该感谢两个人，一个是高大麻子，一个是洪大麻子，如果没有他们两个，志愿军是打不了胜仗的。
高大麻子是高岗，负责后方输送物资，洪大麻子是洪学智，以志愿军副司令的身份，负责前线的后勤工作。
这时候的高岗是能人猛人，教员的心头好，众将帅的铁战友。
任弼时的故事，我们以前说过，这里就不多说，只说一句，任弼时是教员非常倚重的左膀右臂，也是五人组里非常重要的制衡力量。
任弼时的突然去世，对国家和教员来说，都是巨大的损失。
有了空位，就要有人填补空位，教员也得寻找有影响力能做事的左膀右臂，于是高岗就出现在教员的视线里。而且国家初立，各大行政区的封疆大吏们权力太大，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削藩。
在这样的背景下，便有了“五马进京、一马当先”的事。
1952年底，高岗进京，出任和政务院平级的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就此形成刘管党务、周管政务、高管经济的三足鼎立格局。
那时他们工作的地方在中南海一号楼，教员的办公室在一楼，刘周朱的办公室都在二楼，高来了以后，办公室也安排在一楼，和教员的办公室是斜对门。
教员有什么事，打个招呼就把高喊过去了，要是有什么重要文件，他自己写上批语，也派人送到高办公室，让他提意见。
而且那时候有个“中央小会”，领导人们坐在一起开会议事，毛刘周是有空就来参加，朱老总年纪大，有时候开不完就走，高则是每次都参加，从头到尾不离场。
有时候开完会，所有人都散了，教员还要留高单独谈话，一谈就是一夜。天亮以后，教员回去睡觉，高回去上班……
朱老总看不下去了，怕他吃不消，便趁高来拜访的时候，边喝酒边问：
“小高啊，你太能熬了。每次开会我是白天就得走，受不了，可是散会之后老毛还要找你谈话，你受得了吗？”
高喝了口酒，说到：“我没有什么，我还年轻，身体好，老总你就放心吧。”
朱老总不放心：“小高啊，我和老毛共事多年，他的知识很广，他看古书。”
不过所有人都看出来了，高进京真的是一马当先，重要文件后面的名字排序从毛刘周朱高，慢慢的变成毛高，但是高觉得这样排名不合适，三番五次要求改，才恢复成原来的样子。
不管怎么说吧，所有人都知道教员对高极为重视，教员也对高栽培提点，指望他能成大器。
这个“成大器”就是前面说的，接替任的地位，对另外两足形成制衡。
也正是这个原因，教员才在一次私下谈话中，亲自交代高查阅东北敌伪档案，找到1929年刘在奉天被捕的记录。
如果是坚贞不屈，那便罢了，如果有不坚定的表现，这份记录就是随时可以打出去的利器。
当然了，如果非要说让高制衡另外两足，是为了个人权力，肯定是不全面的。
1949年，高召集东北干部开会，发言说了一段观点：
“要尽量让农民发家致富，让绝大多数农民丰衣足食，但也要让农民从个体向集体发展，系统的建立供销合作社，让农民不受商人的剥削。”
他的观点是反对农民自由竞争，坚持无产阶级政权的领导。
会议结束之后，东北局根据会议精神，写了《农村支部工作指示》，并送到组织部请求答复，刘和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的结论是：
“现在的变工互助组能否发展成集体农庄？我认为是不可能的。由个体生产到集体农庄，这是生产方式上的革命。没有机器工业的集体农庄是巩固不了的，将来加上机器工具的条件，才能够领导实行集体农庄。”
他的观点是自由竞争一段时间，等条件成熟了再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高和刘谈不拢，便把回复上交教员，教员看到刘的话，“不满形于颜色”，非常直接的支持了高的观点。
山西省委提交了《把老区的互助组织提高一步》的报告，里面说：
“把公共积累和按劳分配这两个进步因素，在互助组织逐步增强，将使老区的互助组织前进一步。对于私有基础，不应该是巩固，而是要逐步动摇它、削弱它、直至否定它。”
“逐步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基础，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山西的这个文件，就是表现这种思想的一个例子，特印发给各负责同志一阅。”
在这次争论中，高支持山西的意见，教员支持高的态度。薄反对山西的意见，刘支持薄的态度。
可见关于以后走什么路的问题，立国初期就爆发了普遍争论，东北和华北，高层和地方，都有各自的坚持，都有各自的态度。
以上是和刘的争论，而和周的争论焦点在于新税制改革。
1952年12月，政务院颁布了新税制，规定不分公营和私营一律平等纳税。这份政策是公平的，但结果却造成公营企业多纳税、私营企业少纳税，有利于资本主义，不利于社会主义。
而且新税制颁布之前，政务院没有向中央汇报，教员有些怒：
“修正税制之前没有报告中央，可是和资本家商量了，把资本家看的比中央还重，这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而且现在是过渡时期，到底是向社会主义过渡，还是向资本主义过渡，这是个问题。”
因为和两人的争论，教员便趁五马进京的时机，在人事和组织上做了新的安排。
经过这次安排，周实际上被剥夺了政务院的最后决定权，刘的人事权被克制，高则成立了所谓的经济内阁，再加上人尽皆知的教员宠信，高实际上成为第四号人物。
如果就这样下去，教员的目的基本达到了，一来三足鼎立互相制衡，二来在路线和组织上有左膀右臂，大事小事都能帮衬一把。
至于说换人，那不是说换就能换的，必须先承认山头，等时机到了再瓦解山头，这些都需要时间，现在的任务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但高却理解错了，他以为教员真的要换人，结果就飘了。
高这个人大大咧咧的，说好听点是不拘小节，说不好听的就是粗鄙少文。
经常在开会的时候，几十个人在会议室看材料或发言，他就卷起裤腿搓腿毛，然后把搓下来的腿毛拧在一起，用火柴点着，弄得满屋子都是烧腿毛的味道。
自从成了第四号人物，高觉得自己深刻理解了教员的意思，野心也被错误判断激起来，开始认认真真的倒刘。
正好，那段时间安子文提出一份八大政治局委员的名单，名单里有薄的名字，但没有林。
传到教员的手里以后，教员特别愤怒，在会议上批评安，说你只是一个副部长，有什么资格搞这么大的名单，这事到此为止，不许对外泄露。
安当然没有资格搞名单，他是用别人搞的名单出来投石问路。
后来教员把名单给高看了，嘱咐他看完就行不要外泄，高也答应了。但从这份名单上，高看到了机会：
“林是苏区干部，又是军队干部，名单里没有林是什么意思？”
于是呢，高便提出白区党和红区党的论调，说教员代表红区，刘代表白区，江山是红区的人打下来的，现在政权却掌握在白区的人手里，要进行彻底改组。而且到处传播名单的事，言外之意就是白区的人要搞红区，我们红区的人要团结起来。
这番论调说出来，高便不再是一个人，而是成了苏区军人的代表，得到彭林等军人的支持。
53年的6—8月，中央召开财经会议，高带头批薄，准备以此为突破口来倒刘，并且在会议召开期间，带着十几个人大张旗鼓的到西山看望林。
这意思就很明显了，你们的名单里没有林，但林和我们是一起的。
受高的影响，再加上原本就和刘有私人恩怨，饶开始在组织部追查私拟名单的事，自然通过安追到幕后的刘，于是在9月份的组织会议上批安讨刘。
现在说是高和饶有联盟，其实没有，他们之前就没什么交集，现在刚进京更不会有深交，之所以同时行动，只是因为目标一致。
但他们做的太过火，大张旗鼓生怕别人不知道，远远超出教员的规划，甚至叶都跑来问：“有薄无林是怎么回事？”
教员有些诧异：“你怎么知道的，我要查一下这件事。”
他很生气的问高：“谁泄露出去的，是不是饶？”这是给他承认错误的机会，但高没有接住，绕开话题说：“饶不会吧？”
原本只是想制衡，谁知道高和饶走的这么远，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如果让他们继续搞下去，非但不能团结起来做工作，甚至可能造成红白分裂、军政分裂、央地分裂。
1953年是抗美援朝刚结束、国内经济建设刚开始的时候，最需要的是团结，最不需要的是分裂，一旦出现分裂，将给国家造成不可弥补的伤害。
他让刘、陈、高开一次会，都做自我批评，结果刘和陈都做了深刻的自我检讨，高却轻描淡写，不积极搞团结。
教员非常失望，12月24日说出“两个司令部，一个吹阳风、一个吹阴风”的那番话。
可能从这番话开始，高判断出了风向，知道自己要失败了，有些心灰意冷。
1954年2月，七届四中全会召开前，听闻高想到杭州找他谈，教员说不要来杭州了，让高和刘、周、邓谈谈，看他有什么想说的，有没有挽救的机会。
三人和高谈了几次，高始终不承认错误，就没谈出什么结果。后来据高的夫人说，去谈话前，高在裤裆里缝了20几颗安眠药。
做为数十年风里来雨里去的老革命，稍微遇到挫折就不活了，抗打击能力真的有些差了。
因为高的态度，事情到这里就没悬念了。他在路线上得罪了刘，职位上得罪了周，并且不低头认错搞团结，让教员想保他都保不住。
如果强行保高，那就是和另外两人决裂，代价太大。要和另外两人团结，就必须弃高。
于是风光显赫的高，就此成为批判的对象，而饶也被连带在一起批判。
从现在来看，高其实还是有翻身机会的，但前提就是活下来，再等12年。事实上，教员也是这么想的，再给他一次机会。
1954年2月，高和饶被批以后，教员准备让高回陕西做地委书记，以后的事以后再说，结果还没来得及派人去谈，就传来高自杀未遂的消息。
教员听到这个消息，满脸厌恶的表情，感觉自己看走眼了，和秘书说：“高到西北的事不要再提了，随他去。”
高自此翻身无望，半年后吞安眠药自杀，自己把自己给作死了。
人死如灯灭，案子也就没有翻转的余地，成了雷打不动的铁案，连带着饶也被关了二十年，空耗时光。
1955年4月，高和饶的处理结果宣布，林补高的缺，当选政治局委员，再过三年晋升为副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