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中国经济增长的文献很多，但是，这些文献都是建立在西方经济学供应与需求或者投资与消费的模型之上，总是给人隔靴搔痒的感觉。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学，既不能解释中国当代经济发展状况，当然更无法为中国未来经济发展提出可行性的建议。中国经济不是供应问题，中国是否出现生产过剩，不能机械地进行数字统计分析。如果简单套用资本主义的生产过剩理论，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那么，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很可能会止步不前。
如果从需求的角度来分析问题，由于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居民收入相对较少，以消费刺激经济增长显然不切实际。一些学者提出应当充分发挥财政货币的功能，以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刺激经济的发展。这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如果说从供给和需求的角度分析中国问题是在新自由主义包装下奉行市场原教旨主义，那么，依靠货币政策拉动中国经济的增长，很可能会被新自由主义彻底引入误区。
中国当前经济主要矛盾是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与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之间的矛盾。这是中国决策者审时度势，得出的正确结论。非常不幸的是，分析中国经济问题的时候，人们总是有意或无意地忽视执政党作出的科学判断，没有充分意识到，解决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是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的切入点和突破口。
首先，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现象依然非常严重。一些地方城市建设就像是欧洲，可是，偏远地区的发展就像是非洲。中央之所以提出振兴东北、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乡村振兴等战略，其目的就是要解决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如果不克服中国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马太效应”，继续将大量投资集中在中国沿海地区，那么，不仅会导致中国经济失衡现象更加严重，而且有可能会危及中国的国家安全，一旦发生战争，中国东部沿海城市大量投资面临极大的风险。
千万不要低估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疯狂的本性，也不要低估地缘政治发展给中国经济带来的深刻影响。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必须有自己的战略纵深，必须克服困难，促进中西部地区快速发展，因为只有这样，中国社会不平衡现象才能有所改变。
不平衡现象既表现在区域之间，同时也表现在行业和不同阶层之间。不同行业、不同阶层的收入差距十分明显。如果不下大力气解决中国社会收入分配不平衡问题，那么，中国未来发展将会失去动力。
中国之所以提出共同富裕，就是要创造条件，把按劳分配和按照其他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逐步实现按劳分配为主，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只有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譬如，调整我国的税收结构，征收资本利得税，减轻工薪阶层居民的税收负担，才能减缓社会矛盾。
其次，中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问题，不是产能过剩问题，当然也不是需求不足的问题。如果从供求矛盾角度来分析问题，那么，最终必然会陷入“鸡生蛋、蛋生鸡”的形而上学讨论之中不能自拔。
在一些学者看来，需求不足是因为居民收入增长缓慢，政府应当通过增加发行货币，增加居民的收入，可是这样做又会引发通货膨胀。中国广义货币发行量全球第一，通货膨胀压力越来越大。绝大多数工薪阶层居民存款正悄然流失，不安全感正迅速增加。如果不能保持货币政策的稳定性，不能通过鼓励储蓄，缓解居民的焦虑，那么，经济增长很可能是昙花一现。
可以毫不客气地说，分配领域存在的问题，已经成为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对于绝大多数居民来说，收入相对下降以及沉重的医疗、教育和住房负担让他们喘不过气来。如果实行通货膨胀政策导致公共产品价格上涨，社会矛盾就会快速积累，经济发展的动力有可能会转化为不同阶层之间的摩擦力。这对中国可持续发展极为不利。
解决中国经济发展问题，一方面必须增加社会透明度，加快我国分配体制改革的步伐。无论是党和国家机构改革，还是收入分配结构改革，都旨在解决中国社会发展不充分问题。另一方面，必须尽快着手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不能让行之有效的宏观调控政策半途而废。
我国房地产宏观调控正处在关键时期。中央政府鼓励建设租赁性住房市场，抑制房地产市场炒作现象。这是完善我国收入分配体制必要之举。只有下大力气彻底清理一些房地产开发企业的呆账坏账，让房地产开发企业负责人将灰色收入和黑色收入吐出来，我国房地产市场才能健康发展。假如迫于房地产开发企业的债务压力，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帮助房地产开发企业摆脱困难，那么，我国收入分配领域不合理状况将会更加严重，社会财富将会因房地产宏观调控而向少数人手中集中。
总而言之，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解决中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必须加快体制改革的步伐，从调整分配制度入手，理顺各方面的关系，实现生产要素优化配置，提高企业的竞争力，确保整个社会充满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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