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唐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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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沙:哪有什么一厢情愿的“国际公理”? |2023-09-19

“九一八”事变距今已有整整92年,从1931年这的一天开始,中国东北沦于敌手,数千万同胞终日苟活于侵略者的刺刀和铁蹄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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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妄想侵占整个中国,妄想奴役每一位中国人。

从1931年-1937年这六年时间,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政权唯一“国际公理之上。

一而再,再而三地祈求西方大国出面“判决”,而不是组中国军民奋起抗战。

但“国际公理”是靠得住的吗?没有军事斗争,单靠外交活动,只会令日本人的野心愈来愈大。

“九一八”事变第五天,1931年9月23日,国民党在南京召开党员大会,蒋介石在会上说:“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辱含愤。暂取逆来顺受之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决”。

同日,南京国民政府发表《告全国军民书》,声明称:现在政府既以此案件诉之国联行政院,以待公理之解决,故希望全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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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为了掩盖“不抵抗政策”的卖国本质,竭力想要让中国军民相信“国际公理”威力无穷。

那么,设在瑞士日内瓦的国联能制止日本人的侵略行为吗?

根据国联盟第十六条规约:如果某会员国“不顾本约第十二条、第十三条或第十五条所定之规约而发动侵略战争”,国联各国当联合对其实行如下三种的制裁:

一、开除盟籍

二、经济封锁

三、武力行动

看起来“国际公理”还蛮严厉的,但事实上呢?

9月21日,中国驻国联理事会代表施肇基依据“国联宪章”第十一条,向国联理事会提出控告:

一、日本侵略中国领土。 

二、日本破坏国联宪章。

三、中方要求理事会立刻采取制裁措施,制止日本破坏和平行为。

9月23日,日本驻国联代表芳泽谦吉在会上倒打一耙,坚称这是局部冲突,日本无意在满洲(中国东北)扩大事态,所以不需要国联介入。

在辩论期间蒋介石又给施肇基发了一份指示,要求他“完全听命于国联,毫无保留条件”。

在两个月时间内,国联召开了一次会议、二次会议、三次会议。

日内瓦开完,又在巴黎开,但就是议而不决。

这是日本人希望看到的,拖下去,它们就可以在东北顺利用兵,完成第一阶段计划。

11月中旬,日军向锦州方向移动,理由是“剿匪”。

明明是要求日军撤军的会议,结果变成了日军的进一步侵略。

11月24日,南京向施肇基发来训令,要他在国联提出“划锦州为中立区,由英法意军队驻守”的建议。

11月26日,无法忍受屈辱的施肇基(全国报纸痛骂施肇基“无耻之极”)向南京提出辞呈。

12月27日,日军下令进攻锦州。

此时,南京正在召开“一中全会”(统一的国民党)

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孙科等派系领袖都出席了“一中全会”,但直到29日闭会为止,如此严重的锦州问题,却始终没有提上议事日程。

蒋汪胡孙等人对锦州问题禁如寒蝉,表明国民党所谓的党内统一,只不过是在为升官发财抢地盘讨价还价,而对国家领土之完整不闻不问。

“一中全会”给日本人的信号就是国民党“决定放弃锦州”。

锦州失守后,1932年2月19日,接替施肇基的颜惠在国联大会上用英文痛斥日本,并要理事会表决制裁案,但制裁案没能通过,只有苏联一票支持。

实际上就算通过,制裁也无法落实,因为美国不是国联成员。

美国在不断地向日本出口武器、钢材、石油、棉花,还给予日本经济、军事、技术方面的帮助。

1932年,美国出口日本的石油还比上一年增加了33%、石油增加200%……

英国同样如此,1932年第一季度就卖给了日本240门新型野炮。

1932年,3月和4月,因国联讨论欧洲经济问题和裁军问题,“九一八”问题被置之一旁。

英国建议由中日两国自己谈,英国驻华公使蓝博森为会议主持人。

中日在上海谈了十四轮,国民党又做出重大让步,承认把吴淞、江湾、引翔港及闸北一部分划为日军退驻区域,以换取日本在东北的让步,但被日本拒绝。

1932年4月11日,谈判失败,中国重新将日军撤退问题移请国联解决。

4月16日,国联为中日问题而组织的“19国特别委员会”召开会议。

特委会主席为比利时外长海曼斯(Hymans),他提出了一项日军撤兵问题草案。

日本坚决反对撤兵日期由国联决定,声称日本自有决定权。

草案在颜惠庆努力下获得了通过。恼羞成怒的日本扬言不再席日内瓦国联会议,因而特委会的二次会议就不敢召开了。

国外交官努力到年底,再也看不到任何制裁日本的可能性。

西方为何要袒护日本?

西方列强虽然在东北各有自身利益,但这种利益次于英法中国利益重要性。

而美英法利益又次于与日本联手夹击苏联的重要性。

日本也知道这一点,所以它们不断释放出要以东北为军事基地进攻苏联的信号。

蒋介石和国民党却在告诉中国人“暂取逆来顺受之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决”,是不是很傻很天真?

接着,日本为了获得完全的行动自由,以施下一步侵华计划(谋夺华北,1933年3月27日,本宣布退出国联。

 日本这一招,使得国法再过问日本侵占东北一事,蒋介石两年全部白忙了,难道不是天底下最大的笑话吗?

于是,南京又去深入研究国联条款,他们发现,根据盟约第一条第三款规定,“退盟国之退出声明,须两年后方生效力”。

所以日本虽然退出,但仍须在两年之内受到国联约束。

而日本早有准备,日本外务省发表声明称:“日本愿意履行两年内分担经费之义务,但毋须履行其他义务。”

日本表示愿意与各国单独合作,但前提是各国要尊重日本在中国东北的特殊地位。

此时,“国际公理之判决”已经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了。

英国剧作家、社会活动家萧伯纳在访问北平时,还劝国民党:“中国人希望国联实行对日经济制裁,可是国联并无此实力。”

也就是说,国民党不要再寄希望于国联了。

可是,国民党又换了一套说辞,他们将日本内阁和日本军部分开,说日本内阁是有和平之意,但军部不听内阁的话。

其实日本内阁和军部是一体的,区别只是在于:是立刻进攻全中国还是稳步推进。

没有了国联,南京政府只能跟日本单独谈。1933年5月31日,何应钦、熊斌与冈村宁次签定《塘沽协定》(华北停战协定)

该协定意味着国民党认可日本可以凭借武力统治东三省和热河省,中国将无从谈起收复失地、武力抗日与援助东北义勇军。

中国军队与关外断绝联系,整个华北处于日军威胁之下;平津处于日军掌握中,何时欲取,举手而得。

同时,国内舆论又不得声言抗日,中国国民又不得抵制日货。

别说呼吁国际制裁,国民党政府自己还在跟日本人贸易,还给予关税优惠。

华北的卖国政客、流氓、地痞纷纷加入“便衣队”,这些败类就是后来的皇协军、伪军、汉奸维持会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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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陆军大臣荒木贞夫(甲级战犯)还发布《告日本国民书》,声称:

“皇国日本今天正在醒悟着传统之大精神……使皇道内部充实,外面大放光辉,这是我们昭和朝代日本人的使命……“

日本全面侵华之野心暴露无遗。

日军还在东京召开了师团长会议,进行全国总动员。宣布编制十万人之新军队、接受毒瓦斯与装甲车等特殊训练、扩建航空队、扩大扩招士官学生等。

同时,为了深入渗透中国舆论场,日本外务省于1934年设立“国际文化局”,在1934年-1936年期间,外务省预算经费迅猛增加。

此时日本已经开始全面宣传伪满的“皇道乐土”。

当时有日本记者问:如果日本再对平津用兵,受到国际制裁怎么办?

荒木答:“无饭吃则啜粥,无粥则吸米汤,如并此而无之,则枵腹亦无不可”

换句话说,哪怕日本人没饭吃,也要侵占中国。

而蒋介石在“国际公理判决”鬼话破产之后,又想跟日本单独谈“和平”,在抗日方面,他无论在政治、军事、外交、财政方面都不积极,唯一积极的就是消灭红军。

而日本人这六年来在东北肆无忌惮地奸淫掳掠,国民党在“九一八”之后的步步忍让,换来的是1937年“七七事变”。

国民党就是烂泥扶不上墙,今天不也一样,他们眼里哪有什么中华民族的利益?

一厢情愿的“国际公理”是根本靠不住的,也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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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告诉我们,两弹一星,东风快递核潜艇,这才是国际公理。

贼心不死的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可以免费体验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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