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今追昔，以史为鉴，吸引外资参与市场经济是中国繁荣的一个关键。
1992年春天，广州宝洁销售部梁静波被派往上海，为宝洁上海分公司成立办理相关手续。这是宝洁进入中国的第五年，在经历了前期的起起伏伏之后，宝洁产品逐渐在全国市场上推广开来，整个过程非常艰难。
梁带着宝洁的样品一路北上来到上海，想要在注册之余再和潜在的经销商聊一聊，就约在了浦西的百货大楼里见。然而，双方话还没有说几句，突然一队执法人员赶来，严令喝止了他们：“你们这是违法的，这是违法交易。赶紧走，再不走，就把你们抓起来了。”一听这话，吓得他赶紧收拾东西走人。
回到广州，梁把上海设立分公司的困难报告给了上司。他们知道要想避免相关问题再出现，必须拽上政府的人。于是广州宝洁总经理立刻拜访了广州工商局局长，希望可以随行一同前往上海，说服上海工商局允许宝洁在上海注册。这多少有点找后台靠山出面的味道。
广州工商局局长随着宝洁一行人来到上海，向上海工商局方面介绍了宝洁在广州成立合资公司，并且已经在全国进行销售的情况，并且允诺未来上海公司到广州设立分公司，必定也会有很多宽松政策。在广州工商局局长的加持之下，宝洁最终在1992年8月完成了在上海的注册，在那个年代合法地开始在华东地区的销售。
和很多人对于外资的感受不同，很多人往往认为外资开拓中国市场是带着特权、含着金汤勺来的。真实情况是，在最初开拓中国市场的时候，这样的遭遇屡见不鲜。
因为每个地区对于开放政策理解以及执行程度相差甚远，在广州跑通的事情，在上海是不行的，在上海可行的方法，到北京又要换一个思路。这和我们今天对于“高大上”的外企认知也是一个天差地别。毫不夸张地说：中国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历程，也是一部外资在中国艰难生根、缓慢发芽到蓬勃发展的大历史。
本文，笔者将从这个真实的故事谈起，致力于通过对改革开放中吸引外资的历史性回顾，思索中国国运与外资发展的关系，也力求证明国际国内 “双循环”国家战略的重大意义。
当我们探索这个历史大脉络的起点，或许需要从1978年7月国务院颁发的《开展对外加工装配业务试行办法》文件谈起。这份文件创造性地提出了 “三来一补”的企业贸易形式（“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与“补偿贸易”），以吸引外资来华进行加工。
同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决议》，标志着中国正式进入了全新的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新时期。但是这个篇章的开头并没有很多人想象得那么华丽，实际上在当时的中国对于外国投资有着非常严格的限制，不仅行业和参与类型有限制，就连投资地点也限制在一定的区域内。
直到半年之后的1979年7月，人大会议通过《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允许外国合营者，按照平等互利的原则，经中国政府批准，在中国同中国合营者共同举办合营企业。也就是说，外资在中国的发展是从“实践先行”到“政治确认”再到“法律支撑”的三级跳起步，之后才有了后面的蓬勃大发展。
至今我们很多人还记得“利用外资”是很长时间内一个重要的新闻关键词，也是地方领导最喜欢挂在嘴边的一个口头语，由此引发全国特区、城市新区、工业园区、产业园区如雨后春笋发展起来。“外资”在相当长时间内是一个既正面，又进步，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积极词汇，这个外部力量的输入无论给打工者、商人、公务人员甚至各行各业都带来了清新的空气。回顾感性的认知，理性看待外资对中国影响，也是这篇文章的重要出发点之一。
中国最开始的外资中占绝大多数的是港澳台商，香港一直是内地最大的直接投资者，扮演着“走出去”和“引进来”的关键桥梁与窗口角色。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首批外资来自香港企业，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来自香港；第一家五星级酒店也是由爱国港商霍英东投资的，据说当年霍英东还捐赠了三辆劳斯莱斯；中国当时最豪华的轿车，给广州白天鹅宾馆迎接伊丽莎白使用。
当时，比邻香港的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是全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港商窥准时机，第一时间带着资金、技术把制造业北移，从只有一河之隔的深圳开始，向东莞、广州等地区迈进，之后又参与缔造了珠江三角洲的经济奇迹。
服装业港商徐百弟忆述：国家改革开放初期，珠江三角洲的平均工资为人民币70元，相当于一个香港工人的百分之一，由于成本相差太大，再加上大陆地方政府提出许多优惠政策，尽管政策本身并不成熟，许多港商也愿意冒险北上投资。这是一个真实的功利性叙述，不过不可否认背后依然承载着港商对祖国富强的赤子之心。除了商机之外，港商选择北上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出于对家乡的情意，不忍心看到家乡贫穷落后。
手袋厂商林晖表示自己之所以选择在东莞投资，就是因为他看不得家乡破败，希望把工厂搬回去，带动家乡经济发展。也有浙江籍的港商在八十年代后期逐渐搬到长三角，如著名的田元灏、唐翔千家族都是纺织业的翘楚，在得到当地政府的鼓励后回乡发展。自此，港商踏入了珠三角和长三角，建立起了两个繁荣的经济圈。
再看台商，台商进入大陆要晚于港商，大部分台商是在1988年国务院颁发了《关于鼓励台湾同胞投资的规定》之后才开始不断来到大陆，特别是在祖籍福建沿海省份进行市场探索。从那时开始，“爱拼才会赢”的台商精神也逐渐唱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
根据中国商务部数据，1988到2018年间，大陆累计批准台资项目多达10.58万个，累计使用资本674.6亿美元。
如今在大陆有超过3000家专卖店的北京捷安特是那个时代的典型代表，捷安特董事长林清感慨道：“改革开放是一辈子难得有的机会，幸运的是我们台商把握住了，实实在在受益了。”台商更是在相当长时间内成为了大陆外部投资的主要来源方，这和当时台湾政府的宽容默许也有一定关系。总体而言，港澳台甚至全球海外华侨的对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性贡献巨大，这确实也值得我们大陆同胞感恩和道一声：谢谢！
基于以上让人感动的故事，我们再算算账看看外资的参与对于中国改革开放支持力度有多大。先看一组数据。
根据《2021年胡润中国外资及港澳台企业榜单》， 前100家外资以及港澳台企业在中国直接雇佣超过250万员工，总体销售额达9000亿美元，相当于中国GDP的6%。外资企业虽然在中国只占2%的市场主体，但却带动了4000-4500万人口的就业，是全国城镇就业人口的1/10，贡献了1/6的税收以及超过40%的出口。
图2：1960-2018年世界出口总额和世界GDP
如果说胡润这位精明外籍生意人的数据可能带有一定立场，我们再来看看官方数据。
对于上海，外商投资企业的重要性更加突出，根据上海市政府2021年的统计数据，外资创造了全上海超过1/4的GDP、1/3的税收，2/3左右货物进出口和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以及1/5的就业岗位。此外，外商投资企业还是推动科技创新的重要主体，累计设立研发中心479家，上海市一半左右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投入来自外商投资企业。对此，欣孚智库在欧洲访问欧洲议会贸易委员会主席朗阁的时候，对方同样脱口而出“欧美企业创造了全上海超过1/4的GDP”的数据，可见其含金量和重要性。
但事实上，外资对于中国的价值远远超过以上数字的价值，更确切的说，外资特别是发达国家对中国的产业投资往往具有“四两拨千斤”的效果，就是领先性投资带动整个产业的发展。
这里不妨对于外资中国发展做一个时间线索的梳理和总结：
第一阶段1978-1986年是“三来一补”的初期探索。
上文提到的1978年7月国务院颁布了《开展对外加工装配业务试行办法》，创立了“三来一补”的企业贸易形式（“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与“补偿贸易”），以吸引外资来华进行加工，这是一个重要的改革创新。还有同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决议》，标志着中国正式进入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新时期。但是在当时的中国对于外国投资有着非常严格的限制，不仅是行业和参与类型有限制，就连投资地点也限制在一定的区域内。1979年7月，人大会议通过《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允许外国合营者，按照平等互利的原则，经中国政府批准，在中国同中国合营者共同举办合营企业——这是一个华丽的开场。
第二阶段1987-2001年是完善FDI监管机制时期。
随着第一阶段的尝试性引入外商，1986年，中国国务院发布了《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旨在放宽一些不受欢迎的限制。通过这项新措施，外商投资企业可以自由雇用或遣散员工。此外，对董事长必须是中国人的限制也被取消。同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外商独资企业法》，1990年国务院通过了《外商独资企业实施条例》，这两项法律允许外国投资者在中国建立全资企业。自此，对外开放的口子放得更宽了。
邓小平1992年进行“南巡”之后，中国加快了改革开放的步伐。国家正式认可和采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术语，以规范任何与市场相关的改革措施和法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奠定了中国现代化法律和经济体系的基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对中国的外商投资是极其有利的。
图5：2021年胡润中国前十大外资及港澳台企业统计
随着外资的涌入，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制造迅速崛起。展示了一个关于中国工业和现代化改革的故事，其发展速度以及广度已经远远超出了“出口导向或劳动密集型行业”的设想。
同步，开明的政治改革很好地支撑了经济发展的需求，两个历史性的时间点分别是1992年和2004年：
第一笔浓墨出现在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通过宣布主要的现代化道路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式结束了关于市场和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争论。
通过总结“旧体制（计划经济）”不能再满足新现实的需要，它正式消除了新的改革措施的意识形态障碍；
第二笔重彩在2004年的宪法修正案。通过声明国家将“鼓励、支持和保护私营部门”，并补充说“国家保护人权”，将这些新政策文本化。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和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了“依法治国”的原则，并宣称私营部门和公共部门的合法利益是“不可侵犯”的。
从90年代初到21世纪初，中国逐渐建立了现代商业法律体系的基础，通过大规模的立法（如公司法、合同法、民法总则和证券法、反垄断法等）。外商投资从这些改革中进一步受益。在1992年至2005年期间，取得了明显的进展：自由合同和私人意愿得到促进和尊重。开放性、透明性、问责性和可访问性不再是意识形态禁忌，而是被视为发展成熟和健康的投资环境的普遍接受原则。
图6：1980-2020年外商在中国的直接投资，单位：百万美元；来源：UNCTAD
从上图中可以明显看到，自1992年十四大之后，外资开始加速流入中国市场，一直持续到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爆发。可以说中国经济增长与投资友好型法规的建立是密不可分的。
可见，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大发展时期，和外资对中国的投资发展是平行展开的，外资对于中国的经济繁荣起到了历史性作用。甚至某种程度上也改变了中国国运，开创了一个伟大的时代。
如果说早期的改革开放源自全球华人同胞手足亲情的支持，那么中国经济真正的大繁荣则是来自对WTO规则的融入。
总体来看，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期，外商直接投资（FDI）的发展显示出一些有趣的特点和数据。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体现在中国的出口部门上。例如，自然资源的出口逐渐被工业产品取代，特别是纺织品和服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报告称，到2002年，加工出口额达到1800亿美元，占中国总出口额的55%。
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中国的纺织品出口上，从1980年的4.6%增长到1998年的8.5%。中国在全球服装出口中的份额增长了四倍多，从1980年的4.0%增长到1998年的16.7%。玩具市场份额的扩大速度更快，从1980年的2.3%增长到1998年的17.9%。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鞋类行业上。在全球鞋类市场的份额增长速度最快，从1980年的1.9%飙升到1998年的20.7%。
中国在一年内将汽车零部件出口翻了一番。中国庞大的工业化和国内投资使中国成为2003年世界水泥消费量的40%。观察家和研究人员注意到中国在对外贸易和投资方面取得了出色的发展。
正如1997年世界银行的报告所指出的，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在一两代人时间里，中国摆脱了绝对贫困，而这对于富裕的工业经济体来说需要几个世纪的时间。中国经济在过去几十年里取得了巨大的扩张。在1978年至1995年间，人均实际GDP以每年8%的惊人速度增长，使2亿人口脱贫。
而且，中国国有制造企业的盈利能力上升。据估计，中国将在五年内吸收576亿美元的直接外国投资，占全球经济的6.5%。这一估计较2001年的外商直接投资接收额增加了惊人的468亿美元。研究强调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贡献。例如，在20世纪90年代，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的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为了进一步推动中国的现代化和改革，不可忽视外国投资者的需求，以获取外商直接投资带来的好处。到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拥有全球投资总额的三分之一。
不过，真正让中国制造、中国产业走向全球还是在加入WTO之后的快速发展期，这段时间中国大陆本土力量崛起，和外资交相辉映创造了一个世界性的快速发展佳话！
图7：1980-2020年中国、德国和美国占全球贸易比例
中国加入WTO的最大实惠就是“最惠国待遇”改变中国制造世界地位。从2001年中国加入WTO开始，之所以随之开启了一轮波澜壮阔的经济强劲增长，根本原因是WTO的“最惠国待遇”（MFN）带给中国全球开放大市场。这就意味着中国制造在出口的过程中，不再单独和出口国家签署一对一的合约以降低对中国产品征收的关税，极大提高了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1982年，中国制造出口的平均法定关税还是相对较高，达到56%，到2001年降至15%。所有进口商品中受许可要求限制的比例从1980年代末的最高点46%下降到不到4%。中国此后的经济增长表明，其发展模式与日本和韩国的基本经验一致。
中国入世，不仅是提高了自身产品的竞争力，更是改变了整个世界贸易格局。不妨再看几组数据：2023年中国GDP是2001年的15倍、人均GDP期间增长了7倍，中国是全球第一大货物进出口国、全球第二大服务进出口国、从2002年起连续20年是全球FDI最大接收国。中国在全球贸易所占比例持续上升，美国和德国占比持续下滑，单从数据上来看，确实容易给人一种“东升西降”的既视感。
更重要的是，世界贸易组织成为一个外部框架，通过多边和双边条约中嵌入的原则和准则，对中国的经济行政干预进行制约。因此，世界贸易组织形成了一个外部框架，限制了中国的行政权力。这些外部规则在一定程度上迫使中国政府采取更符合全球标准的行动，特别是在市场准入、补贴和透明度方面。
换句话说，中国加入WTO，除了获得了出口全球的通行证之外，更多也是对中国内部进行了一次现代化的洗礼。国际规则提升了中国企业全球化运营能力，而且WTO带给我们发展所必需的资本、技术、人才、法律制度规范甚至文化融合洗礼。
客观上，中国的成就很大一部分是在遵守全球共同规则下取得的，我们也是WTO发展历史上最大受益者之一，我们的“改革开放”国策本质上就是“开放促改革”，也是在遵循全球商业规则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英明政策，“开放”对“改革”推动力不可估量，外资在中国加入WTO的鼓励下加速投资中国，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宏观来看，中国市场与海外投资在改革开放时期是一个互相促进的关系；而微观层面，外资企业与中国市场的互相成就每一个都可圈可点。
应该说，中国政府和整个社会对于外资的诚恳和开放态度在世界范围都是前所未有的，无数外资企业在中国的投资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发展契机和传奇佳话。
这里不得不提一下松下电器，这家公司一己之力推动中日电子工业合作，这个故事现在看来也很感人。1978年秋天邓小平应日本国相福田赳夫邀请访问日本，并且冒雨参观了松下电器公司位于大阪的茨木工厂，当时已经83岁高龄的松下幸之助亲自在工厂门口迎接。在谈话间，邓小平对松下性之助说：“松下老先生，你能否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帮点忙？”
松下当即允诺：愿为中国实现现代化提供协助。他说，世界繁荣的中心曾经由亚洲转到欧洲，近百年来又转到美洲，相信到21世纪，世界繁荣的中心将回到亚洲。日中两国要加强合作，为世界的繁荣、和平和幸福做出贡献。同年，日本松下在中国设立服务中心，成为了第一家进驻中国的外资企业。
图10：1979年6月，邓小平会见来访的松下幸之助
次年6月，松下幸之助访问中国，在此期间，邓小平同松下幸之助进行了深入交谈，几天内会见了两次。松下先生就中国的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和企业管理问题以及如何同外国进行技术合作和合资经营等问题提出了坦率的建议。邓小平对松下先生所表现出的真诚友好表示感谢，他说：“作为大公司，像你这样提意见的，我还没有遇到过。”
在谈到电子工业的发展时，邓小平对松下幸之助说：“我们四机部要更多地请教你，这个部搞电子工业。四个现代化能不能搞好，这个部是关键性的。什么叫现代化？恐怕首先是电子工业化吧，没有电子工业化就谈不上现代化。中国人口这么多，地方这么大，同自己在国际上应该尽的责任是不相称的。这方面我们需要自己努力，也需要国际上的帮助。我们需要引进很多技术，带动我们提高。”
邓小平请松下幸之助帮助中国改造电子工业。松下提出了一个由日本电子工业界联合起来帮助中国发展电子工业的宏大计划。松下的这个构想得到邓小平的赞同，谷牧、康世恩两位副总理以及有关部委领导做了具体研究。松下回国后亲自做工作，介绍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他撰文说，“中国领导人对实现现代化的热情，谦虚而求实的态度，处理问题的灵活性令人感动。日本和中国同是亚洲国家，又是邻国。在2000年的历史长河中，日本受到中国文化影响，许多先进技术都是中国传授的，没有中国的帮助，就没有今天日本的发展。”
但是由于日本电子业界竞争激烈，加之不了解中国情况，尤其对合资经营缺乏信心，松下提出的构想未能启动。为此，松下幸之助再次访华，向邓小平表示歉意，并表示松下电器公司将单独同中国合作，愿为合资合营企业树立一个典范。虽然日本电子业界联合起来同中国合作一事没有办成，但日本电子工业联合会以此为契机，成立了中国委员会，利用日本政府贷款，支援中国老厂改造。松下电器公司先后对中国企业提供的技术合作项目有160多个，也为中国电子工业培养了大批技术人才。
为落实松下幸之助关于建立一个样板式合资企业的指示，松下电器公司的山下俊彦社长多次访华，最终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同北京市有关单位合作成立了北京松下彩色显像管有限公司，双方投资规模达到248亿日元，是当时最大的中日合资企业。
另一个最有代表性的外资投资是美国知名企业可口可乐，这家公司奔走多年争取机会打入中国市场。
在最初探索阶段，虽然政策还没有完全明朗，但已经有诸多外企就迫不及待地想要进入中国市场。特别是可口可乐，为了获得这个准入机会更是已经筹备了6年之多，这背后不仅仅是商业策略的转变，更多的还映射了那个时代观念的扭转。要知道50年代到70年代，可口可乐在中国的形象是非常负面的，可口可乐在中国舆论中基本上就是美国文化的代名词，被视为了对本土文化和主权的威胁。
然而，1972年当可口可乐输给了百事可乐，失去了对苏联的含糖汽水销售权后，可口可乐当时的董事长保罗•奥斯汀就开始琢磨怎么在中国市场扳回一城，于是开始频繁的走访位于华盛顿的中国联络处，并且不断通过香港的工程师彼得•李联系中国外贸办公室，并且还多次赞助了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活动。
1978年12月，可口可乐获得了一次与中粮集团谈判的机会，双方随后签订了协议建立了一家合资瓶装厂，并授予可口可乐在友谊商店和酒店向海外游客销售其产品的权利。如果有剩余的汽水，可口可乐有权在北京市场销售剩余产品。可口可乐不但成功踏入了中国市场，并且还成功邀请到了邓小平在1979年到访美国之际拜访了可口可乐位于亚特兰大的美国总部。
从商业角度来看，可口可乐一直都是以特许经营的方式运作，可口可乐在各个国家的合作伙伴都是从可口可乐美国总部进口含有“秘方”的特殊浓缩液，本地加工制成成品可。这一运作方式也决定了可口可乐从最开始就已经决定了放弃了对于产品部分的知识和技术保护，以此获取更宽广的市场空间。
整体来看，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外商直接投资（FDI）框架受到了投资界的各种批评。其中最突出的问题是缺乏一致性和清晰度。腐败和寻租问题在整个80年代也相当严重。然而，正如邓小平所说：宁可有一些法律，也比没有好，我们可以在以后改进。20世纪90年代的大规模立法开始了中国司法体系的现代化，重点是法律的质量和司法体系的专业化。
值得指出的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没有正式的商业法律基础设施。因此，大部分与外商投资企业相关的立法是由国务院或相关部门制定的行政规章和命令来实现的。此外，外商投资法律在中国的诉讼体系尚未准备好之时，处理涉及外国投资者的纠纷没有依据，后来就有了推动仲裁作为争端的解决方式。
此外，在80年代，中国与世界各国签署了一系列双边投资保护条约，以获得最惠国待遇。这些条约也在此后成为了中国投资制度的基础，并为中国入世奠定了基础。
欧洲来华投资最有代表性的企业是瑞士企业雀巢。这家公司在中国不仅投资巨大，而且根脉很深。雀巢从八十年代初就已经开始筹备进入中国，1990年雀巢在中国大陆的第一家合资工厂正式运营。与其他外企不同的是雀巢最开始选择的是位于黑龙江的双城市作为第一个乳液发展基地。由于当地农民对于现代乳品加工并不了解，于是雀巢与双城市政府合作，迅速搭建培训团队，提高对于当地农民的整体素质。
由于当时农民缺乏资金购置现代化机器，雀巢提供了经济援助，给农民分发了许多免费的挤奶机，当地农民也不需要手工制造乳制品，提高了产品的效率和品质。此外，在和双城市的合作项目中，雀巢还向当地农民提供信用担保，确保了农民业务的增长潜力。一时间，双城农民都充满了扩大乳制品生产活动的信心。雀巢和当地政府的合作一时间成为了东北佳话，被称为“共创共享价值”典范。
1992年，雀巢（中国）公司农业部正式迁到云南思茅，5任老外总裁与中国本土的农艺师们一起，向当地农民传授水土流失控制、环保、病虫害防治以及高产优产技术。农民们会得到一本印刷很简单的咖啡种植小册子，里面的文字也很简单，大多数都是详尽的示范图，这是雀巢专门提供给农民学习用的生产手册。尽管雀巢的收购要求极为苛刻，但是农民也知道，雀巢愿意为最好的质量支付最好的价格。农民也学会了自觉按照雀巢农艺师的教授，严格履行雀巢的要求。从拒绝剥落式采摘和机械化采摘，必须一粒粒手工采摘开始，咖啡经过了脱皮、发酵、清洗、浸泡、晾晒、脱壳、分级等步骤之后，才能包装运输给东莞的生产企业。而为了保证在运输途中监控到位，雀巢公司选用卡车5天5夜的长途运输，因为火车运输中途转车会出现很多不可控因素。
雀巢农业部的另一个任务是帮助农民做规划，为大中小各种规模的咖啡种植场提供成本核算，提供各个种植区的产量预测，减少农民的风险。当地农民流行一种说法，最好的咖啡卖给雀巢，雀巢不要的再给其他买家。除了价格因素，还因为雀巢赢得了当地人的信任。雀巢为了说服当地农民从地里拔出祖辈种植的玉米，改为种植三年才能长出樱桃一样鲜红果实的咖啡树，雀巢公司做出承诺并恪守至今。
另一家值得称道的企业是本文开头提到艰难开拓中国市场的宝洁公司，也被称作消费品的黄埔军校。这家公司敢为天下先，创建供应链和渠道网络覆盖中国每一个角落，而且吸纳和培养了大批人才。现在历历在目的就是当初北大、清华学子第一选择企业就是宝洁，今天的中国职场上宝洁系也是一股重要的力量。
宝洁在中国发展的故事堪称是一本教科书。在正式踏入中国之前，1985年宝洁美国总部为了摸清中国市场的情况，先花费500万人民币雇佣了尼尔森咨询在中国进行了为期一年的市场调研。在确认了中国开放政策走向以及市场潜力之后，1987年总部派出了一支先遣队，开始在中国寻找合作伙伴。最开始宝洁筛选了上海家化、天津油脂厂以及广州油脂厂等五家国有企业作为潜在合作伙伴，最终在广州政府撮合下与广州油脂厂签署了合作协议。
然而，出师不利，最开始宝洁在中国就出现了“选品”的失误。宝洁长久以来的王牌产品是洗衣粉，全球销量第一，所以当年想用洗衣粉打开中国市场。然而，由于洗衣粉是国家管控产品，只能由国企生产，即使广州政府希望从中帮忙打通门路也是没有办法，最终在经历了漫长的沟通无果之后，广州油脂厂选择退出了合作。
图13：宝洁初期的产品订货会，前排为宝洁推销员，后排为美国高管
广州市政府担心宝洁就此退出中国，于是又赶紧寻找了另外一个合作伙伴——广州肥皂厂。虽然广州肥皂厂又小又陈旧，但是宝洁为了可以寻找突破还是谈成了合作方案，并且进行第一个产品生产：海飞丝洗发水。可见，广州市政府对招商引资的开明态度确实帮助了外资在中国的落地生根。
宝洁不仅把产品带到了中国，还带来了太多的“第一”：第一个使用货架的厂家、第一个使用促销员厂家、第一个在全国建立多层级分销机制的厂家。宝洁在那个时代，依靠着非常顽强的开拓精神，在中国打出了一片自己的天下。
另一个值得一提的案例是德国化工企业巴斯夫，这家深耕中国145年的德国巨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展现出勃勃生机。
早在清朝末年巴斯夫就在中国开设了洋行，当时中国的纺织业蓬勃发展，巴斯夫派遣了梅耶尔到上海推销燃料，一经推出，就大受市场欢迎。当时的巴斯夫借助买办和洋行在中国不断拓展业务，并且还在本地建设起了小规模工厂。
20世纪，民国政府时期，巴斯夫开始在中国进一步拓展化肥市场，并在上海成立了德孚洋行，以及上海化工公司和上海制罐公司两家子公司。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巴斯夫在中国工厂被陆续关闭，央行业务也完全停滞。但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巴斯夫通过德国在华办事处与中国有关进出口公司达成了合作，在五十年代之后依旧可以向中国出口其海外生产的产品。1978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出口贸易限制放宽后，巴斯夫迅速调整了策略，火速筹备在中国设立本地生产工厂。
图14：1996～2012年，跨国公司在华研发机构数量
1985年，巴斯夫与中石化达成了技术出售协定，双方在甘肃白银的TDI项目成为了巴斯夫重新进入中国本地化经营的第一步。在此之后，巴斯夫还在上海以及南京进行了一系列的投资，建立了多个工厂。随着巴斯夫业务在中国的不断落地，也不断巩固了公司对于在中国设立一体化生产基地的意愿。1995年中石化与巴斯夫签约了扬子石化项目建设意向。
虽然在此后的几年中，由于亚洲金融危机、外派员工以及欧洲岗位流失问题，导致项目落地艰难曲折，但随着中德双方的不断磋商，特别是朱镕基总理的介入，挑战被逐渐解除，2000年项目正式获批，成为了石化领域中外合作的典范。
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外商直接投资（FDI）接收国。
此外，改革为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和国内企业创造了许多好处。例如，自改革以来，中国的贸易公司迅速增加。贸易公司和合资企业享有无限制的直接贸易权，无需产品和投入的许可证。合资企业在1994年占中国进口总额的三分之一，占出口总额的近20%。外资独资企业占到了进口总额的12%和出口总额的9%。
时间进入21世纪20年代前后，以苹果和特斯拉为代表的一批全球先进科技公司不仅占有中国对全球出口的重要份额，而且带动了智能手机、智能电动车产业链的快速发展，让中国这两个领域获得了世界级的竞争力，这是外资推动中国产业发展的重要例证。
这里有必要需要总结一下世界知名企业对中国经济建设的历史性贡献。
其二，带来了重大项目的投资，盘活了整个经济的上下游；
其三，世界知名企业培养了大批中国本地的高水平人才，这些人才后来逐渐释放到国企和民营企业之中，为中国经济各方面注入了专业性；
其四，知名企业作为行业标杆带给中国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很好的指引，成为了他们发展道路上重要标杆。
诸如此类，还可以做出长长的收益清单。简单说，来中国投资的全球超级品牌一直是中国企业界的榜样和标杆，也是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参与者。
由此，我们不禁进一步追问：外企到底给中国带来了什么？
浅显地说，外企给中国带来了投资、给普通百姓带来了工作机会、给地方政府带来了税收。
深层一点儿，外企给中国带来的还有现代化、标准化和全球化。
要知道由于中国在八十年代之前长期处于封闭，与现代经济和贸易体系完全是脱钩状态，开放之后诸多行业，诸多产业完全处于空白，我们商业中习以为常的一切都是零，在那种情况下，就是需要有这样一群愿意去探索、去冒险、去实践的企业，没有这把火，那个年代中国经济很难完成后面的迅速突破。
如今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四十年之后的中国已经不同于1978年的中国，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用片面的视角去看待外企，甚至认为在当今的中国，有足够多的本土企业可以取代外企，因而我们不再需要它们了，甚至认为外企的存在就是为了赚取中国人的血汗钱，而没有给中国经济以及中国社会做出足够的贡献。当然这些人士既是对历史的无知，也是别有用心的误国之论。
其实在诸多行业，特别是制造业，如果没有外资企业最开始进入中国，中国本土发展会更具挑战性，甚至说多年持续滞后。
对比之下，印度就是最好的例子，其实印度和中国改革开放的时间前后相差无几，1980年中国的GDP是2180亿美元，印度是2150亿美元，但是后面中国成功引入大量外资，推动了中国制造业的蓬勃发展。相比之下，同期虽然也有外资进入印度，但无法和中国相比，1990年中国和印度之间的GDP差从30亿扩大到了1330亿，到了2000年中国GDP已经是印度的11倍之多了。直到2020年前后印度重新开启了吸引外资的时间窗口，经济才开始快速爆发。
图15：1960-2009年中国和印度GDP发展对比，其中红线为中国，黄线为印度
此前中印之间差距的形成核心因素就是印度的制造业一直停滞不前，这也是为什么莫迪在2014年上台之后就拼命用大量的补贴和土地政策吸引全球外资来印度建厂，就是希望可以通过产业政策吸引外资。
从二战之后的世界经济发展历史来看，说“得外资者得天下”一点不过分。也正是基于这样的预期，现在全球各大机构看好未来五十年内印度经济走势，IMF认为印度2027年GDP会超越德国、2029年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高盛更是预测2075年印度会超越美国；摩根斯坦利预测只要印度保持开放，印度的整体消费市场十年内就会翻倍。
图16：科尔尼2023年外国直接投资信心指数，印度从2022年榜上无名上升到全球16名
再回过头来看中国，除了经济发展之后，外资企业给中国社会带来的还有开放的视角，以及中外关系的长期稳定。正是因为外资企业的入驻，让更多的全球高管来到了中国，有机会深入了解中国，了解中国市场以及中国社会，成为参与和支持中外合作交流知华派，是中外之间的基本盘。特别是当下，中国和美国的战略竞争已经进入到了前所未有的白热化，中国和欧洲的关系也出现了诸多的不确定性，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如果没有外资作为纽带，中外之间的连接会变得愈加薄弱，从而最终跌入脱钩的死循环中。
综上所述，我们历史性、全面地看待外资企业在中国发展的历史进程，不难得出一个重要结论——中国国运与外资沉浮息息相关。
引进外资和全球合作，作为中国国策的地位不容动摇和否定。外资并没有削弱反而增强了中国产业自主创新的能力，维持公平开放的市场环境对中国经济发展至关重要。
从数据和实际情况看，外资在中国往往是最为合规、最为专业和最为先进的产业群体，这个群体的发展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要组成部分，其价值和正面作用不容抹杀。
客观讲，我们应该把“利用外资”的思维迅速切换到“与外资共赢”的全新思维。
当然，新时期下欧美国家对中国政策的变化对中国吸引外资的诚意起到了削弱效应，随着一些反华政客的鼓噪，诸多跨国公司在“供应链去风险化”的影响下降低了中国市场的重要性，并且带来了外资回流和外资出走的新现象。
但此刻更需要我们从历史的角度看待如何应对当前挑战，做出准确的判断和应变。这并不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而是“知其可为才能大有作为”。
从国家战略的角度看，今天的中国依然有必要谦虚谨慎地从全球先进国家和企业汲取营养，配合开放市场和市场准入的诚意需要更清晰展现出来，骄傲自满不仅会影响社会发展也会带来严重的认知错位。
外资当然不仅包括外国企业的投资，也包括资本市场对中国企业对支持，甚至也包括对海外华人资本投资对改革开放的支持。
中国广阔的市场需要通过多种所有制方式换取养活十几亿劳动者的就业机会。从这个角度看外资，中国市场无论是亲美、亲欧还是亲日，都是改革开放需要表达的对外姿态。盲目排外和狭隘的民族主义认同，可能会将中国经济带到危险的深渊。
此外，防止国内某些利益集团牺牲国家利益煽动反对外资竞争者也是各方面需要重视的新现象，对于这些年社交媒体上出现的污名化外企的现象，以及作为国内竞争主体通过网络舆论排挤外资竞争对手的现象应该值得高度警惕。
特别是社交媒体大V污名化外国企业制造对立的行为，都应该被重视和关注。从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中看，超越“内外争论”和“路线争论”，用民主和法治武装的市场经济才能真正发展中国。
今天的中国，也许需要重拾改革开放初期的魄力，勇敢地对全球产业界表达中国誓言延续改革开放的最强音，用开放的市场政策欢迎世界企业和全球资本投资中国，用法治精神给予外资国民待遇和同等法律地位，给予内外部持续体制改革的预期。
这不仅影响中国国运，也涉及这个5000年历史泱泱大国的近代化进程，更是精英阶层应该给人民的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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