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元蒙入主中原对中国汉族知识分子是一大刺激。明代中后期，中国汉族政权又面临边疆动荡的威胁。面对日益严重的国家危机，王阳明将朱熹教育改革继续推进，将进一步“正心”作为学问形成的核心范畴，正心不是“禅心”，相反它是反禅的。
二
毛泽东看二十四史时说：“看《明史》最生气，做皇帝的大多搞得不好，尽做坏事。”[1]
处士横议，是宋明两代知识分子的通病。造成这种“议论误国”恶习的原因可追溯至宋朝脱离实际的教育制度[2]，元代大学者袁桷[3]说：“自宋末年尊朱熹之学，唇腐舌弊，止于四书之注。凡刑狱簿书、金縠户口，靡密出入，皆以为俗吏而争鄙弃。清谈危坐，卒至国亡而莫可救。”[4]钱穆先生更是痛陈：“学问空疏，遂为明代士人与官僚之通病。掌握独裁权的皇帝，往往深居渊默，对朝廷事不闻不问，举朝形成群龙无首之象，而明代风习又奖励廷臣风发言事。于是以空疏之人，长叫嚣之气，而致于以议论误国。”[5]
毛泽东曾批评王安石变法：“无通识，并不周知社会之故，而行不适之策也。”[6] 若将毛泽东这个评价用在张居正身上也是合适的。王安石变法结束至北宋亡（1085～1127年），凡42年；张居正改革至明亡（1582～1644年），凡62年。
三
明代的王阳明强调“正心”。是要叫你知道自己是谁即自己的社会属性，这叫正心。正心就是正根，讲的就是立场。有立场才能有正确的观点和方法论，根正，修身、齐家，才能治国平天下。心歪国歪。
明代的王阳明强调“正心”，不是要求学生只会读经典，而是要他们认识自己的社会属性，这叫正心。心不正，则无以担当国事。与孔子、朱熹一样，王阳明也是直面“时代问题”的思想家，他们的伟大之处首先在于他们是战士。
故此，阳明先生针对宋明学界积弊说：“人须在事上磨”[7]，而不是在书上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