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张文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
本文刊登在《思想理论战线》2023年第3期
摘要：初唐时期，李世民总结两汉治边经验，提倡节制和慎战的思想。与唐初那种风发进取的诗风不同，玄宗开元时期“政治诗”不再局限于“反映人民疾苦”及一般性地“反战”，而是婉转地对玄宗好大喜功的治边政策提出批评。毛泽东似乎注意到唐初治边思想及其对印度外交的实践，基于这些历史经验及对当时世界政治力量的分析，新中国外交确立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及在这个原则指导下的新中国与印度长期保持友好关系的外交基调。
关键词：新中国外交；初唐；治边；“政治诗”；印度
中图分类号：D6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774（2023）03-0083-09
初唐①贞观年间（627-649年），李世民总结两汉治边经验，提倡节制和慎战的思想。至玄宗开元、天宝年间（714-756），朝廷对外“失之过当”且“不必要之攻战”②多了起来，与此相应，唐诗中一般意义上的“反战”诗也多了起来。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诗歌，尤其边塞诗与唐初那种“纵横计不就，慷概志犹存。杖策竭天子，驱马出关门”③的风发进取的诗风已有不同，唐开元时期的诗歌中的“政治诗”多了起来。不再局限于“反映人民疾苦”及一般地“反战”，而是在用唐开国之初提倡的节制和慎战的思想婉转地对玄宗好大喜功的治边政策提出批评。毛泽东似乎注意到唐初治边思想及其对印度外交的实践，基于这些历史经验及对当时世界政治力量的分析，新中国外交确立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及其指导下的新中国与印度长期保持友好关系的外交基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