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科研和科研成果转化呀。
汉、唐、宋、明四个朝代的科研，都是国家主导研究和推广的。
比如汉朝已经有了专科大学，唐朝政府更是组织了大量的天文学研究，明朝后期虽然科技被西方赶超了，但也是国家组织对西方进行系统研究和学习的。
国家主导科研的最主要目的是什么？
其实就是发展国家生产力。
比如汉朝的代田法等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就是国家用行政力量进行推广的。
而各个朝代，也都不留余力的强制推行先进的农具。
像农业生产技术的普及和先进农具的普及，是要纳入到地方官员的政绩考核的。
同时，汉、唐、宋、明也积极引进海外优质的作物和种质资源。
比如虽然最早的驯化水稻是在中国发现的，但中国唐宋时期都积极的在整个亚洲的范围内寻找更优质的稻种，并加以普及。
还有古代为什么那么重视天文学？
我们的教科书里只会说是我们古代的天文学是为了服务皇权，给皇帝算命的。
这种说法，纯粹是本末倒置的。
中国古代那么讲究实用主义，怎么可能到了天文学这里，就只服务虚的，不讲究实用了？
实际上是，中国古代天文学是指导农业生产用的。
比如中国古代的历法，走的是阴阳合历的路子，这条路比任何文明的历法都要复杂。
中国历法为什么选择这么高的起点？
这是因为，中国历法把太阳和月亮的运行规律都纳入到一个历法之中，形成一个日、月、地相对运动的历法系统，就是为了最大精度的掌握农时。
当然，这套历法体系也有副作用，那就是对数学要求太高了。
所以后来中国数学不行了，我们的历法精度就上不去了。
除了农业以外，在建筑工程领域，古代王朝也重视技术的研发和推广。
比如修筑道路和运河。
所谓要致富，先修路，古代王朝也懂这个道理。
所以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修筑国家道路网和运河网的文明之一。
但是，修路架桥、开挖运河，都是需要生产力做支撑的。
比如都江堰，大家都知道。
但是都江堰首先是需要非常发达的数学计算和流体力学认知的。
再比如灵渠，在极短的距离内，联通了两条水系，而且这两条水系的海拔落差相差几百米以上。
所以修筑灵渠时，需要复杂的工程学、数学、地理学理论为基础。
也正是灵渠的修筑，百越地区才有被中国完全同化的现实基础，我们古代对南方的大开发，才有了坚实的保障。
同时，秦始皇修直道，为什么能够修得那么笔直呢？
那是因为战国时期，我们就掌握了非常先进的地理勘探技术和测绘技术了。
甚至有些测绘技术，欧洲直到一千年后才掌握。
再比如，秦汉时期，我们就有了原始的计程车，老百姓在搭乘车辆时，可以按里程收费了。
这是因为中国古代有里程计算机械，通过机械差动齿轮组的结构，在车辆行驶一定路程时就进行报数——报数方式是敲鼓。
这样的机械运用也运用到了工程领域。
汉代就有了精准的比例尺地图，这些比例尺地图的精度，就是靠这些机械来保障的。
另外，行政学和数学的水平，也能直接影响到古代经济的发展。
我们的老祖宗很早就发现了一个现象，那就是知识如果被垄断，那就会限制社会生产力的解放。
而且，中国古代一直有着发达的中央集权制度，但维系中央集权制度，就需要大量的掌握知识的官吏参与基层治理。
所以春秋至明朝，我们的朝廷都致力于教育的普及。
比如数学，我们在秦朝时期，就开始九九乘法表的普及了——我们生怕老百姓不懂基本的算数。
知识的普及和行政学的发达，进一步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比如中国在春秋时期，就有了比较发达的金融理论。
由于古代农业技术非常依赖自然环境，所以粮食产出的波动非常大。
因此中国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就采取金融手段维护粮食供应和价格的稳定——这就是所谓的平籴法。
平籴法在各个朝代的名称不一样。
但大体来说，就是国家根据气候预测、当下粮食产量等各种因素，由国家采取浮动粮价收购农民粮食，确保市场粮价处于一个平衡的状态。
说起来很容易，但实际操作起来却很难。
因为各地粮价不一样，收成、气候也不一样，国家粮食储备和货币储备，以及交通距离和交通环境都不一样，所以国家要进行大量的数据统计，才能精准计算出每一个地区的平籴价格。
像汉唐，是如何掌握具体平籴价格的呢？
比如汉朝有一个制度，叫做案比和上计制度。
也就是每年八月份，全国老百姓都要去一趟政府更新户口。
然后地方政府以乡为单位，统计本地人口的数量，身体程度，家庭情况。
这就是案比。
案比完了后，乡里的数据汇总到县里，县里统计完后，在九月份汇集到中央。
这就是上计。
国家拿到了全国的上计数据后，就知道手上有多少人口。哪些人口是需要国家掏钱赡养的，哪些人口是可以拉去打仗的，哪些人口是不能打仗但是能去搞基建的，还有哪些人口是搞不了基建，但是能去搞运输的。
此外，全国有多少田地，有多少人口可以务农。
这些数据再结合每一个县的自然环境和经济基础，然后根据天文数据推测的来年气候，就能得出一个比较精准的来年的国民生产总值推算。
这时候，国家就能精准的安排第二年的财政预算和工程计划了。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国家还是不能确定来年的平籴价格。
想要确定来年的平籴价格，还需要知道国家在各地的粮仓里的储备。
还是以汉朝为例。
汉朝为了搞好平籴法，在中央、郡、县，设立了三级粮仓体系。
朝廷要想搞好平籴法，还需要结合这些粮仓的储备进行测算。
这样才能知道哪些地方的粮食可以调运到缺粮地区，平抑粮价。哪些地方则需要调拨货币过去，收购粮食——因为古代没有线上转账，买东西是正儿八经要搞物流运输，把钱调过去用的。
还有更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平籴法不仅需要国家强大的计算能力，还需要国家有很强的金融手段。
因为粮食价格不是你说平抑就能平抑的。
你国家要稳定粮价，商人则要炒作粮价。
这里面就有冲突了。
所以，古代玩平籴法，朝廷是要能够和商人集团打金融战的。
汉唐明时期，不像后世，商人集团虽然政治地位不高，但朝廷的权威也没到那种随意践踏商人合法权力的地步。
像汉朝，朝廷本身就经常因为打仗和救灾而需要向商人发行国债。
就算汉武帝要搞商人阶级，那也是以市场➕行政的手段去干涉的。
所以古代搞平籴法，还要跟商人集团玩做多和做空，甚至搞期货的套路。
不过，平籴法的维持，即需要强大的行政力量，还需要大量的知识官僚。否则里面的帐，压根就算不清。
也正是因为平籴法的维系太复杂了。
所以到了后来的部分朝代，平籴法也就变成了徒有虚名了——只是维持着象征性的粮食采购，实际上没什么用。
这就是为什么某些王朝，一遭遇灾荒，就死一大片，然后朝廷就忙着调集粮食赈灾的原因。
说白了，那个王朝的天文学太落后，无法预估地区的来年环境，也没有足够强大的行政力量去掌握基层的气候数据和生产力储备，更搞不清每个地方的粮食储备和预期生产的细节，基层干部普遍文盲，不具备满足大量计算和统计的能力。
所以灾荒一来，就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每次都手忙脚乱的去调粮赈灾。
不知道的，还以为所有王朝里，就这个朝代的朝廷最体恤百姓呢。
可实际上就是它最菜。
你像汉唐，都有各种大饥荒，有的也很严重，范围也很大，但很多都没恶化到某个朝代的程度。
像汉朝的行政还没崩溃的时候，也曾发生过大范围的灾荒。
比如汉武帝时期，就灾害不断。
甚至有时候朝廷还会组织数十万人规模的跨区转移。
为什么要跨区转移呢？
因为朝廷拿着数据一看，然后一测算，明摆着的知道一个地方粮食储备不足了，还不赶紧组织灾民跨区转移，然道非要等到人吃人的时候才想到调集粮食去赈灾吗？
那为什么不直接调集粮食去赈灾呢？
因为拿气候数据和天文数据、地理水文数据一测算就知道，这地方的灾荒最少持续大半年甚至一年，粮食持续调运不划算呀。
所以，中国古代为什么能够成为整个人类历史上，和平时期最长的文明？
就是因为我们古代的科技、技术和组织力最先进。
有了稳定的社会，我们才能保障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才能引来商业的繁荣。
否则你三天两头打仗，老百姓连安心种地都做不到，社会上连粮食都不够吃，你说你做啥生意？
所以，科技就是第一生产力的道理，我们的老祖宗早就懂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