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电视剧《大江大河》在全国热映，口碑爆棚。这部片子以三个贫穷青年的奋斗历程为主线，观众们透过步步推进的剧情，看着他们考大学、办窑厂、卖馒头、做生意等，一路从底层拾级而上。这种老百姓喜闻乐见的逆袭故事，迎合了时代的宏伟叙事，受到了官方和民间的双重追捧。
津津有味的观众，不应该忽略这样的问题：在过去的四十年里，普通中国人到底有多少次改变阶层的机会？
阶层和阶级，历来都是能拨弄群众神经的词汇。在改革开放前，经过多年运动的碾压，中国社会形成了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组成的“两阶级，一阶层”的格局，对此梁晓声曾经这样比喻[3]：生产力就像一把梳子，在落后的时代，梳齿稀少，只能将人群划分成几个有限的群体。
但扁平只是表面现象，底下早已暗流涌动。1978年前的平均主义和群众运动，碾碎的只是家庭积累的经济资本，而阶层跃迁的另外两个重要的资本——政治资本和知识资本——正在悄无声的沉淀和聚集。这两种压抑多年的力量，将在日后成为撬动阶层分化的重要元素。
1978年之后，中国的经济进入腾飞的四十年，而中国的阶层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革命导师说过：历史是由人民群众创造的。人民群众在铸造伟大时代的同时，他们自己本身也有7次较大的改变阶层的机遇，应该说中国几千年以来，这样高密度的跃迁时机屈指可数。
四十年过去了，昔日的扁平结构如同被篦子犁过一般，早已层级复杂。人们在社交媒体上宣泄着固化的焦虑，而那跃迁的秘密却逐渐从大众视野里褪去，隐藏在偷摸开工的乡镇作坊、亟待填补的干部断层、双轨套利的薄纸批文、昼夜不停的印钞水闸等看似不相关的历史细节里。
穿越阶层的秘密和方法，是治愈固化焦虑的良药，看得清昨日是如何发生，才能辨得明未来该怎样前行。
第一次： 高考归来
我的时代在背后，突然敲响大鼓。
——1978年，北岛
1977年10月夜色蒙昧，四川达县钢铁厂，一个名叫罗中立的年轻人在锅炉房劳作了一天后匆忙背起画架，沿着大巴山下的州河，抹黑走了十几里的山路去报名参加全国高考。他每次进城都要走河边，大雾聚集。母亲是当地的知识分子，文革中受到冲击，被剃阴阳头，渴望儿子能够借此改变命运[1]。
这一年，跟罗中立一同参加高考的还有570万考生，比如在黑龙江插队、日后成了国务委员的王毅，和在内蒙插队、后来官至银保监会主席的郭树清。同样参加了这届高考，后来成为清华经管学院院长的钱颖一字字铿锵：我们这代人，就是高考改变命运。媒体更是这样讴歌：1977年，没有冬天。
通过考试改变命运，在中国历史悠久，这是朝堂和民间之间长达千年的默契。
自隋唐以来，科举制度就是中国社会底层向上流动的重要通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这种通道给了天下读书人以希望，从某种程度上保证了社会稳定。清末，运行千年的科举制度被废除，普通人再想要通过读书改变命运，摆在他们面前最重要的路变成了：考大学。
建国之前，大学在中国是个货真价实的精英事物，各大高校招生都是自己考录。新中国成立后，各校的招生权被逐步收回，先是同一地区联合招生（1950年），再是大行政区统一招生（1951年），最后是全国统一的高考（1952年），一直到1966年被废除，此间15年共招生合计231万人。
1966年，风向骤变。6月11日，以孔丹为代表的北京四中高三(五)班的革命学生，察觉到风向的变化，瞅准时机给毛主席写信呼吁立即废除高考。这封信以独特的方式传到最高层，随即便登上6月18日的《人民日报》，5天后，《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宣布要将高考“扔进垃圾堆里去”。
于是很快，高校招生就变成了“自愿报名，基层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四条方针。
凡是走“推荐+批准”的路子，葫芦里到底是什么套路，老百姓心里是有数的。比如1973年王石从军队复员，来到郑州铁路局水电段做工人，彼时他父亲正在柳州铁路局担任领导。工作仅仅一年，王石就脱颖而出，拿到了整个郑州局两个推荐上大学名额中的一个，你说厉不厉害。
1977年，第三次复出的邓小平主抓科教工作。8月份，他组织了有30名科学家参加的科教工作座谈会，会议期间武大教授查全性言辞激烈，狂批当时的招生制度并谏言恢复高考，邓小平当机立断，让坐在旁边的教育部长刘西尧追回已经发出的招生文件，重新组织统一考试。
卷子是抽调《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纸张印的，这种寓意极强的动作令人感慨万千。而恢复高考的消息传出去之后，举国青年为之振奋。历史证明，“开科取士”是稳定知识青年的最佳手段。1984年，这批赶上了改变命运第一次机遇的大学生们，在国庆阅兵时打出了“小平您好”的标语。
77年~79年上大学的这批人，作为知青上山下乡，在农村都有过摸爬滚打的经历，用他们自己的话说，身上都有一股韧劲儿，求知若渴，比如根据同窗回忆，当时在北京大学法律系就读的现任总理，那会儿终日揣着一叠自己做的英文单词卡片，用橡皮筋儿一扎，一有空就拿出来背。
时代亏欠这代人的东西，会用另一种方式进行补偿。他们不知道的是，这种补偿会是无比的丰厚。
十年动乱，国家的人才供应出现了严重断层，干部年轻化成为一个必然趋势。1982年，陈云提出要大量选拔中青年干部[2]：“现在，中央、省、地三级党委的主要领导同志大多数在六七十岁左右。到这些干部成批离去的时候，就将构成一个重大的问题。因此，现在就要下决心挑选一批四五十岁的人上来。”
这为即将毕业的大学生们留下了充足的发展空间。这几年的大学生，毕业后或供职政府机关，身居要职，或下海经商，终成巨贾，或投身文艺，名扬海内。77届、78届等几批早期上大学的毕业生，逐渐占据了社会最顶尖的资源，政界、学界、商界、文艺界········都有他们的影子。
1977年到79年，三年高考录取人数大约有100万，被称为“百万雄师”，绝大多数人的命运都得到了彻底的改变。
在整个80年代甚至9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大学生仍然是稀缺资源，是社会公认的“天之骄子”，考上大学依然是贫寒子弟阶层跃迁的最简捷的方式。当然，1999年大学扩招之后，普通高校已经很难承担阶层跃迁的职能，需要211、985甚至更高的学校，才能有机会改变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