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毛主席的一生波澜壮阔，充满了革命的斗争精神、理论、实践和艺术，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是毛主席斗争精神的集中表现。毛主席一生坚持了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并将这种信仰转化为伟大的社会实践，总是以极富宏达的战略眼光，完美地诠释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从一个斗争迈向另一个斗争。毛主席自己和他同时代的战友们都评价过他一生最大的贡献，但本文认为，毛主席一生为中国人民做的最伟大最具有历史意义的事情是：1. 坚定地信仰以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为灵魂的马列主义理论体系，并将其付诸开天辟地式的社会实践；2. 在这种理论体系的基础上，充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开展彻底的思想改造运动，建立并锤炼了中国共产党这一坚强的民族领导核心。毛主席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结合中国历史和现实的实际，建立了完整的理论体系，并就此对于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彻底的改造，使中国人民至今都生活在这种新的理论体系和实践成果的红利之中。
全文共10万余字，分为五篇连载：第一篇，阶级斗争理论；第二篇，意识形态领域的建设；第三篇，两条道路的斗争；第四篇，群众路线与斗争艺术；第五篇，奠定中华民族前进的基础。此为第三篇，就教于广大读者并供研究参考。文中括号内凡仅标时间的，均请参阅《毛泽东年谱》；凡注明文章名称的采用缩写方式，由于篇幅关系不甚规范，谨致歉意。
第三篇： 两条道路的斗争
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曾面临着两条道路的抉择。围绕着这一主题而展开的阶级斗争，在形式与内容上都发生的根本变化，过去的阶级斗争是军事斗争，而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如何进行阶级斗争成为了新的问题(1957.3.10)，斗争的焦点转为道路问题。
毛主席带领中国人民走上了建立公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但是，由于当时的历史遗留特征，特别是中国革命两步走带来的一些特殊情况，加之国际形势的变化，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思想相交织的进程，由此引发的两条道路的斗争，也一直没有结束。中国面临者两种前途，“一种是坚决走马列主义的道路，社会主义的道路，一种是走修正主义的道路”(1965.8.3)，也就是资本主义道路。
毛主席认为，“我们这个党至少有两派，一个社会主义派，一个资本主义派”(1964.12.27)，中国存在着“要走修正主义道路的社会阶层”(1965.8.3)。如何避免走修正主义道路，就成为毛主席晚年重中之重的问题。由于“三农”问题在当时的中国占有特别重要的位置，是在中国建立现代社会化大生产方式的关键所在，在两条道路的斗争中，毛主席特别关注农村问题。“是走集体道路呢，还是走个人经济道路？”(1962.7.18) 除此之外，并没有第三条道路。毛主席并不否认“资本主义道路也可增产”(1953.10.15)，但他认为那将是一条痛苦而漫长的道路，将是一条通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道路。
尽管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有其共性，尽管中国需要学习资本主义的很多有益的做法，但是在根本道路问题上是二选一的关系，不能有任何模糊，必须认清关于总路线争论的阶级斗争性质(1953.12.7)。在当今的国际环境中，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必然成为殖民地经济，永远不会有真正的独立。如果在毛主席健在的时候，中国不能抓住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唯一历史机遇，恐怕永远也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了。改革开放后三十年大规模学习西方的过程，为我们提供了资本主义道路害处的生动教材，为我们进一步完善建立社会化大生产方式的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毛主席从来反对简单地定义一个概念，而是喜欢从实际出发去看问题的本质(1960.2.9)，并寻求解决和处理问题。关于生产关系，他曾经提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有三个不同：生产资料所有制、哪个阶级占统治地位、分配(1966.1.12)。这对于我们理解毛主席的社会主义观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在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初始时期，毛主席设定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3.8.11)，这是一尊“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毛主席对于社会主义制度充满了信心，认为制度和党的领导是我们进行国际阶级斗争过程中最大底气，“至多在一百多年内，就可以赶上和超过”世界最强大的美国(1962.3.20)。
社会主义的内涵是明确的，所谓社会主义说不清楚，要么是自身糊涂，要么是有意混淆是非。社会主义体制在所有制、生产目的和产业结构上，都已与资本主义体制迥然不同。
首先是所有制问题，在建国之前，毛主席的公有制思想已经形成。在《论联合政府》承袭了孙中山先生不能让私营经济“操纵国计民生”的想法，进一步明确了向社会主义发展的基本条件，无产阶级领导的非私有经济将掌握国家的经济命脉，国家“一定要不是‘少数人所得而私’的国家”。《七届二中报告》阐明了以国营经济为依托，逐渐引导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逐步地走向集体化，非此，“就不可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到将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就不可能巩固无产阶级在国家政权中的领导权”。在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含集体所有制）的过程中，毛主席一直抓住所有制这条主线，矫正“左”右两种偏向，针对侵犯集体所有权的“左”的错误，他强调“要从所有制方面解决问题”(1959.3.1)，“财产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1959.3.5)。
社会革命就是一种生产关系代替另一种生产关系的质的飞跃(1959.12.19)，在所有制发生根本改变之后，最根本的变化是“人与人的关系”(1960.2.9)，总路线的精神“代表了革命无产阶级和几亿劳动农民的意志”(1959.8.16)。从无产者转变为国家的领导阶级，根本上要靠群众、干部和工程师”(1949.7.9《依靠群众办好铁路建设事业》)，要依靠群众搞改革搞建设(1959.8.17)。“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后，最重要的问题是管理问题”，也就是人与人的问题 (1960.2.9)，“少数为私，多数为公”，所有干部都要为公(1964.9.8)，这是研究社会主义所有制问题的根本所在，也是一个艰巨的任重道远的大问题(1959.12.19)。
在从根本上解决的人与人的关系问题之后，社会主义制度具备的彻底解放并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前提，这也是“人民革命的目的”(1959.12.11)。为此，必须建立全新的经济形态和生产关系(《社会经济形态》)。社会生产目的是“以劳动增加社会和国家的财富”(1949.12.5)，“不是为了资本家的利润而存在，而是为了供应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而存在”(1953.7.9《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提高生产水平和生活水平，让无产阶级和农民占有更多的生活资料。“要争取三年到五年大部分合作社的生产水平赶上和超过富裕中农的生产水平”(1957.9.7)，要生产要节约(1957.9.7)，但同时也要消费(1965.6.11)。在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用于扩大再生产和为全体人民谋利益的属于剩余价值的部分”不再具有剥削的性质(《社会经济形态》)，我们把“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规律”具体化为“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工农业同时并举”以及“几个同时并举”(1959.12.23)，从而在国家的组织之下实现发展蓝图。价值规律仍然有效(1959.12.29)，但已经不是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主要根据，而是“生产服从于需要”(1959.12.28)。
不同的所有制形式和生产目的，导致了产业结构的不同。在中国这样的一穷二白的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的社会化大生产方式，是一件艰难事业。唯一的办法是“用一切方法挤出钱来建设”，“准备以二十年时间完成中国的工业化”，“逐步完成农业社会化”(1951.12.1)。从一开始就走上了实业为中心的发展路径，并且把制造能力的基础夯得很实，不单纯追求数量，“搞质量，搞品种规格，搞管理制度、技术措施，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搞配套成龙、填平补齐”(1961.1.18)。在今天，我们也依然要注重实业，对于金融资本这些非实业的经济行为，需要限制的不是资本而是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需要比资本主义世界更多的更强大的资本。早在延安大生产期间，毛主席就批评一些偏离实业的行为。有些人为了追求短期利润和即时效应，过分地“重视了商业，轻视了农业与工业”(1942.12《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并不是说商业不重要，但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只有农业与工业是产生价值的，商业不过是流通过程，它本身不能产生任何的价值”(1942.12《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
我们既不能因为资本主义短暂的繁荣而怀疑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理想，也不能因为资本主义遇到了阶段性困难就怀疑社会化大生产方式，并低估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艰巨性。在整个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毛主席一方面渴望尽快发展，强调人们要看清中国工业水平落后的现状，“牛皮不要吹得太大，尾巴不要翘起来”(1954.6.14《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另一方面，控制发展速度，确保发展质量，特别注意总结和积累经验，“社会主义建设路线是否正确，我们还不能完全肯定”(1958.12.6)，“拿富春的话说叫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搞经济我们是没有经验，虽然十一年了，还是经验不足”(1961.1.18)。要注重自己的经验，不要“尽搬外国经验”(1964.9.20)，要注重“农业和轻工业”，这两项不仅仅关乎人民的生活水平，更是“积累资金的主要来源。要自力更生，非积累资金不可”(1964.9.20)。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化大生产方式，需要全体人民暂时“忍受一点牺牲，但是只要我们能够使农业、轻工业、重工业都同时高速度地向前发展，我们就可以保证在迅速发展重工业的同时，适当改善人民的生活”(1959.12.15)。
在群众尚没有觉悟到要搞社会主义的时候，就不能超前硬搞(1945.3.13《和谢伟思的谈话》)，但是，当群众已经开始支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时，就必须坚定决心走社会主义道路(1959.10.25)。只要有了群众的积极性，“中国人是可以把社会主义建设起来的”(1962.9.8《对谷城、光化、襄阳三县旱灾情况报告的批语》)。
在进行社会主义社会化大生产过程中，要充分体现每个人（工人、技术人员）的价值，要调动所有积极因素，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国家无法包揽那么多。所有制的改革不是“想快就快，想慢就慢”(1958.12.6)，要保证经济发展使大多数人受益，而不出现对于社会的大规模破坏。在分配和生产领域，“真正分清共产主义和平均主义的区别、大集体下的小自由和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区别等”(1960.11.3)；在交换和流通领域，注重政府和国企的重要作用，同时也要注重商品生产，要坚守社会主义的原则，反对各种形式的一平二调(1960.3.22)、平均主义(1961.3.13)，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是在建设社会主义阶段内人们决不能不严格地遵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两个基本原则”(1962.2.23《对刘少奇〈在扩大到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稿的批语和修改》)。
毛主席非常注重总结经验，不要犯冒进的错误，常常主动地提出要降低发展速度，以保证发展质量，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而不是给他们增加负担。50年代末中国出现经济增长曲线洼地，常常被用来攻击毛主席的经济成绩，但那是毛主席主动采取控制措施的结果，为中国后来的发展打下了更为坚实的基础。上世纪60年代初，中国经济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许多第三世界的国家都对中国的进步表示极度赞赏，但毛主席总是对他们讲 “我们的经济搞得还不行”，这不光是谦虚，而是毛主席的眼界更加广大，对于发展经济更有宏大的战略布局。邓小平同志刚复出工作不久，在评价过去10年的经济状况时，说“工业十年来增加了一点九倍，每年递增百分之十一点几，这个数目还可以”，同时“想提出到一九八五年钢达到五千五百万吨左右，粮食达到七千五百亿斤左右”。毛主席却担心经济比例失调，而且不希望一线的工人农民压力过大，特别是重蹈1958年的覆辙，说“钢五千五百万吨太多了”(1974.12.17)。
上世纪50年代，中国兴起了一场合作化运动，后来发展为人民公社运动，这场运动是毛主席长期思考和一贯主张的结果，可谓久有凌云志。上世纪80年代，很多报道写某些领导人是亲眼看到很多农民生活很苦，才下决心改弦更张的。但是，很多人不知道，毛主席当年决定支持办人民公社时，也有同样的经历(1958.11.25)。他在杭州这个被视为中国最富庶的地区，亲眼看到当时的中国农民生活还很苦，绝大部分农民吃穿住都很匮乏，分散的经营模式不利于搞大规模和综合性的生产。合作化和人民公社的根本性质在于建立社会化大生产方式，目的是解放生产力。
1926年，毛主席就指出：“‘合作社’是互相扶助、互相救济，以排除互相的不利，而增进互相的利益的组织”(《湖南农民代表大会决议案》)。他认为，应当“在分配土地彻底肃清封建关系之后由贫农组织合作社集合耕种”，“由此走向社会主义”，从事“社会主义生产”(《富农问题》)。早在苏区时期和延安时期，就已经出现合作化的萌芽，毛主席高度评价了南区合作社，称其为“真正被群众所拥护的合作社的模范”(1942.12《经济问题与财务问题》)。建国前夜，他主张“必须劝告农民在自愿原则下逐步地组织”各类合作社，以“消灭封建制度，发展农业生产”，为“发展工业生产，变农业国为工业国的任务奠定了基础，这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目的”(《晋绥会议讲话》)。
发端于上世纪50年代的合作化运动，从一开始就得到了毛主席的重视与支持，他认为应当及时“领导农民群众逐步地组成和发展各种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组织，(同时，也)不要轻视和排斥不愿参加这个运动的个体农民”(1951.10.17)。毛主席谈及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与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进程的相互关系问题，如果没有农业的集体化，工业化进程很难完成(1955.8.16)。毛主席比较完整系统地讨论合作化的重要性，合作化之后，一定会解放大批的劳动力，在农业劳动力出现多余的情况下，具有无限创造力的人民群众将“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替自己创造日益增多的福利事业”(1955.12上下旬《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序言)。只有这样才可以建立起社会化大生产方式。
中国是一个农民小资产阶级盛行的国度，对于体现社会化大生产方式的合作化运动有所抗拒，是一个可以想见的现象。毛主席非常了解，一种剧烈的社会变革，可能会遇到的阻力，“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的诞生，总是要伴随一场大喊大叫的”。1953年初，农民当中出现了比较大的抵触现象，比如屠宰牲畜和春耕不积极等消极现象(1955.3.3)。对此，在听取邓子恢同志、杜润生同志的汇报时，毛主席说，“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否则生产力就会起来暴动。当前农民杀猪宰羊就是生产力起来暴动”(1955.3月中旬)。但他坚持认为，个体农民和国家的矛盾是非对抗性的(1955.5.17)，通过进一步的工作，完全可以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1955.5.9)。
毛主席非常坚定地认为，“多数农民是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因为这是一条由穷变富的道路，关键是我们领导采取什么态度”(1953.2.15)。到了1955年上半年，他发现党内许多高级干部中，弥漫着“资本主义空气，不准备搞社会主义”。他比较认同柯庆施同志的观点，下边“干部对合作化有右倾消极情绪，这和上边有关部门领导不无关系”(1955.5.1)，他批评党内一些领导干部，“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并指出了中国“五亿多农村人口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的革命运动”，将是前无古人的事业，会对全人类的发展，“带有极其伟大的世界意义”(1955.7.31)。
毛主席认为，关于合作化的争论是一种阶级斗争的表现，“这是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期间，关于我们党的总路线是不是完全正确这样一个问题的大辩论”(1955.10.11《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搞合作化主要依靠力量是贫下中农 (1955.9.4)，对待合作社的态度大体上就反映了阶级立场 (1955.9.25)，如果不搞合作化，广大农民将沦为“富农、高利贷主和商业资本”家进行剥削和投机事业的牺牲品，重新失掉自己的土地(1953.12.13)。“农民的基本出路是社会主义”(1953.10.2)，农业合作化的确是一场阶级斗争，农业分散性同社会主义经济不相容，而有利于资本主义根苗的生长，要“依靠社会主义农业与基于分散性而自由(倾)向资本主义的农业之间的斗争”，以此来解决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矛盾”(《读〈辩证法〉批注》)。农业不搞合作化，其前途要么是恢复封建土地所有制，要么是搞成资本主义农业，且不论资本主义农业是否可以搞起来，如果不搞合作化，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肯定是无法实现的。
人民公社这种形式是合作化运动发展到最高潮时期，人民群众自己的创造，不是毛主席最初提出来的，“中央只是总结经验并把它推广”(1959.10.14)。毛主席对这一现象倾注了很大的心血，也报了很大的希望，但是，他非常清醒地认为，还要要看，也可能会崩溃(1959.2.12)。毛主席赞许“人民公社”这种有些外来因素的名字(1959.8.31)，欣赏人民公社的基层管理职能，肯定了人民公社的“社会主义性质的，但比合作社高了一级”(1958.8.6)。方向正确了，并不是说一切都自然而然地正确了，合作社和人民公社这种集体经济的管理问题必须认真研究，并且要有解决具体的管理措施。毛主席在谈及合作化运动时，就认定合作社运动大体上是好的同时，也认为出了不少乱子（1955.5.17）。由于物质基础比较差，起点低，特别是不懂农业科学知识，“有些地区的互助合作运动搞得过粗过快，某些措施不尽合理，农村供应工作有缺点等”(1955.3.3)。
毛主席及时反思人民公社运动中暴露出来的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1959.2.26)，特别是在人民公社运动中，出现了不切实际的“放卫星”造假现象，毛主席一发现就及时严厉批评这种违法乱纪行为(1958.12.1)，并开始解决这些问题(1959.3.13)。但是，毛主席一贯反对消极地否定合作化运动方向的那种做法，比如有些消极的人甚至把缺乏会计的问题，用做反对合作化的借口(1955.12上旬、中旬)。对于人民公社该不该办，党内有过争论，其中不乏毛主席的支持者，陆定一同志就认为，人民公社“肯定必须要，不能不要。群众不想解散公社”(1961.3.10)。毛主席采用积极的态度解决人民公社的管理问题，他曾经总结人民公社的好处是“一大二公”。关于“大”，在1961年毛主席就已经接受了胡乔木同志的意见，认为人民公社可能仅仅只是一个联络组合的形式，还是小队为基础好(1961.2.11)。这一决策主要还是由于当时的中国农村尚不具备大规模管理农业生产的能力和机制，更为重要的是，工业化进程尚未完成，社会化需求不足。关于“公”，这一点一直保留下来了，我国农村土地一直是集体所有的财产。
在上世纪80年代初，“人民公社”这一称呼被取消了，但实际上只是名义上取消了“政社合一”，而实际上乡政府继承了许多人民公社的职能。毛主席设想过的人民公社所应有的一些职能(1959.12.16)，正是今天乡政府这个级别的政府机构所承担的职能。毛主席认为，农业人口会减少，这些人口不能都涌向城市，要就地发展，每个人民公社都是一个经济中心，可以“统一计划，大办工业”(1959.12.16)。后来的事实证明了毛主席的远见，他的这一规划，在上世纪70年代末已经开始实现，到了80年代之后，就大规模兴起，到了今天已经星罗棋布。不能不感叹毛主席的战略眼光，至于名称嘛，不是最重要的。
毛主席在探索中国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参照了一些苏联经验(1959.10.4)，但主要是中国人自己的探索。在机械化和合作化的关系问题上，毛主席就反思并扬弃了苏联模式，他认为机械化是合作化的重要促进条件之一，但绝非决定性因素，苏联实现机械化之后，农业并没有搞好(1966.2.12)，因此，中国不需要重复苏联先机械化再合作化的老路(1953.2.15)。中国人民创造性地抛弃了苏版集体化路径，也招致了赫鲁晓夫大国沙文主义的攻击。此外，在反华问题上，美国人当然是不会缺席，他们愚蠢且伤心地攻击人民公社破坏了传统的家庭制度(1958.11.28)。其实，他们内心中最为恐惧的是，中国人民正在抛弃传统的个体农业，走上了社会化大生产方式的现代道路，为中国后来的经济腾飞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毛主席对于资本主义制度有着深刻的认识，资本主义的最根本矛盾在于“资本主义所有制和资本主义的生产社会性之间的矛盾”(1953.12.7)，而且坚持阶级斗争理论，保持着对于假社会主义的敏锐辨别力。
毛主席曾以《从生产出发，还是从交换和分配出发？》为题，在成都会议上转发了一段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起源的话，启发全党进行思考，以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资本主义缘起于商业资本，而“现代经济的真正科学，是在理论考察由流通过程过渡到生产过程时开始的”(1958.3)。资本主义的基本理念很简单，它期望人民的思想不要太复杂，加上欧洲传统的宗教上帝理念，希望人们只要干活挣钱就可以了，其背后就是“劳动力买卖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特性”(《读〈辩证法〉批注》)。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小资产阶级性的三民主义还是可以接受的，“但整个革命全部政纲与我党纲领则不相同”(1939.8.23-24)。无论是从中国的传统意识，还是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上看，资本主义的根本理念都很难被中国人民所接受。建国后，也有人提出要“灵活运用资本主义的经济法则”，毛主席对此并不完全同意，他认为，“所谓资本主义经济法则，就是剥削剩余价值，说穿了，就是唯利是图”(1953.7.29)。所谓四大自由就“是一种明显的资产阶级的纲领”，不能“允许资产阶级和富农可以进行无限制的剥削，并且加以提倡”(1955.10.9)，社会主义制度下，一定要反对和摒弃“资本主义经营管理方法”，比如弄虚作假、欺骗国家，唯利是图、损公肥私，不顾一切道德法令、损害他人利益，利用市场信息差坑骗消费者等(1964.12.5)。
“美国确实有科学，有技术，可惜抓在资本家手里，不抓在人民手里，其用处就是对内剥削和压迫，对外侵略和杀人。民主政治，可惜只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独裁统治的别名”(《别了，司徒雷登》)。这段话完整准确地勾勒出美国资本主义的特征。认识资本主义就必须认识美国，因为美国是当今世界上，资本主义制度发展到了极致的国家，将资本主义的特征表现得极为典型。美国从产业资本主义起家，发展到产业金融帝国主义阶段，现在已经到了金融帝国主义的阶段，其看家本钱就是美元和军力。对于美国本性的认知是认识资本主义制度的钥匙。“资本家要赚钱，银行家要赚利息”(《论人民民主专政)，基于天然的嗜血本性，“我的是我的，你的还是我的”(1940.7.13《目前时局与党的政策》)，他们只会在中国和全世界人民身上，“要揩一点油”(《七大口头报告》)。任何阻碍资本盈利的人或国家的行为，包括自力更生的发展本国经济的努力，都是美国所不可能接受的。
自从二战结束之后，国际社会的基本矛盾就是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和各国人民之间的矛盾(1958.10)，美国为了实现其资本控制者的利益，不惜一切代价要建立并维护自己在全世界的霸权。任何妨碍其行使或者不屈从于霸权的国家，都是美国的敌人，为此，“美国只要有机会，总是要整我们”(1954.10.26)。作为被垄断资本控制的国家，美国不断地发动战争，其目的一是为了巩固霸权“灭火”，“二是为了军火资本”的盈利(1968.11.17)。“垄断资产阶级，需要一个庞大的军力和一个庞大的武器库”(1960.6.8)，为了资本自身的盈利，战争和瘟疫都可以是资本信手拈来的盈利题材。美国常常倡导要裁军，高喊了几十年，只有美国才保持了全世界最大的军力，前苏联就是上了这个当(1968.8.5)。
美帝国主义总是编造一些冠冕堂皇的理由，鼓动其他人先进入战争状态,并且污蔑首先被伤害的一方为侵略者，比如抗美援朝时期的中国，抗击法美侵略者的越南(1968.8.5)，而他自己直到最后在战局比较明朗的时候，才选择下场参加国际战争(1964.1.17)。美国人吃相很难看，“做的事太不像样子”(1954.8.24)，在“西方的高压政策、实力地位政策”难以继续下去的时候(1959.10.18)，以美国为首的这个最强大的冒险集团，就可能铤而走险。“美国的规律是不愿意打长”(1968.11.17)。由于种种原因，阿富汗拖得很长，但美国最后狼狈撤离，不惜一切代价终止战争；现在的乌克兰战争，虽然仍在不断添油，但是，当垄断资本无利可图的时候，美国一样会脱离战争，完全不计乌克兰人民可能会遭受的痛苦。
美国非常擅长使用两面手法，硬的一手是保持强大军力，软的一手就是经济控制。在和平的旗帜下，美国大搞软的一手，通过经济合作等手法，试图控制对方的经济命脉。他们在“播撒文明的种子”和“提高当地民众生活水平”的动听词汇包装之下，大举进行经济控制。美帝国主义绝不是真心帮助其他国家发展现代工业，而只是为了他们自己的资本扩张寻找空间并作出全球性安排，目的很清楚，就是为了控制住全球，为资本盈利创造最大空间(1959.12.4)。美国标榜的“自由”无非就是“屠杀别国人民的自由”(1965.5.12)，非此无法理解美国军舰跑到中国沿海维护“航行自由”。美国软的一手包括意识形态领域的腐蚀与演变(1959.12.4)，这种手段，曾经在苏联得手，故此，他们急于在中国重现“辉煌”，“他们想把我国拉过去，而他们自己则向中国钻进来”(1958.11下旬)。美国采用各种手段，笼络中国的机会主义者和实用主义者(1965.4.28-29，1964.1.17)，并试图使其成为美国利益在中国的代理人。有一部分人，总是认为国营的都不好，民营的都好，这也是典型的美式资本主义理念。不能说这种手段就完全无效，中国的确有相当数量的人，像前苏联的修正主义者一样，“他们把自己和斯大林区别开来，是要得到帝国主义的赏识”(1960.2.9)，唯一不同的是，中国的美国利益代理人比前苏联走得更远，不仅仅敌视斯大林，而且更加敌视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光辉的奋斗历史。
中美之争其实也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争。当下的美国，关于中国的谣言满天飞，完全在用美国的现实需要来主观臆测中国。作为实用主义者，美国的眼界十分有限，“‘长期’，对他们来说不那么重要”(1964.1.17)。美国是一个历史短暂的国家和民族，他们没有长期传承的文化体系，能够暂时凝聚这个国家和民族的最根本因素，除了英语之外，就是美式价值理念，而这种价值理念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理念完全冲突。基于这种原因，美国极力“争取机会主义，孤立马列主义”(1959.12.4)，寄希望于“以腐蚀、演变的方法消灭社会主义”，“目的是保存自己——保持资本主义，消灭敌人——消灭社会主义”(1959.12.4)。对于资本主义发展到极致的美式嗜血本性和霸权理念，特别是它的反动政治本质，要有充分的认识，在正确的认知和理解前提下，才有了和美国相处相交的最基本前提，也才能认识到和美国进行斗争的重要性，美国这个国家不到“被逼得不得已了”(1952.9.12)，是不可能接受一点道理的。
社会主义有不同的形态，曾经也是资产阶级的口号。为了识别真假社会主义，《共产党宣言》设专章加以论述，只有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方式的基础上的科学社会主义，才是真的社会主义。因此，识别真假社会主义需要发动群众、同反对社会主义的思想进行斗争，坚持党的无产阶级领导权。“要办好社会主义企业，首先必须抓好阶级斗争”(1964.12.19)。世界上有许多形形色色伪装成社会主义的假社会主义，它们只是资产阶级内部的妥协和让步(1965.10.1)。“社会主义国家经常会生长资本主义因素。有些共产党员挂了党员的招牌，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分子”(1963.5.4)，这些人“说话、写文章都尽量合乎帝国主义和敌人的口味。其结果是敌人舒服，自己的阶级被蒙蔽”(1959.12.11)。
在中国，一些人将科学社会主义概念庸俗化，个人喜欢的，就是社会主义，否则就是资本主义(1959.7.2)，有些“公社干部认为权力下放是资本主义，集中到自己手里就是共产主义了”(1959.4.14)。农业社会主义原本是封建地主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时期出现的一种思潮，其核心在于反对农业的社会化生产模式，毛主席对于农业社会主义表示了明确地反对，认为“脱离工业、只要农业来搞什么社会主义，这是破坏生产、阻碍生产发展的，是反动的”(《1948.9政治局会议报告和结论》)。修正主义者常常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行资本主义之实，要“反对修正主义的一切基础，不只是党外，党内也有”(1965.8.3)。1964年，广东省委就向毛主席报告，他们那里“干部和平演变的情况，到了异常严重的程度”(1964.11中旬)。毛主席认识到中国也可能出现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两种前途”(1965.8.3)。
毛主席认为，“只要我们能够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信任群众，紧紧地和群众一道，并领导他们前进，我们是完全能够超越任何障碍和战胜任何困难的，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1947.12.25-28《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无产阶级政党必须通过其先锋队领导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党内必须保持对于科学社会主义的明确认知和坚定信仰，必须和“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进行坚决的斗争(1953.8.12)，不能“离开党的总路线，向资本主义发展”，为此，“革命的谁胜谁负没有最后解决，弄得不好，资产阶级就有复辟之可能”(1967.5.18)。
1959年到1962年期间，党内发生了一次关于包产的争论、探讨与斗争。毛主席的态度一直很明确，支持包产但反对包产到户，也就是维护集体经济，反对分田单干。毛主席支持包产并不断肯定和提出包产的具体措施，认为包产是完善集体经济管理方式的一种有益尝试，他批转并给予积极评价了安徽省委的简报，“除公社对生产队实行包产外，生产队对生产组也应实行包产”(1959.3.26)。“包产后要使群众有产可超，这样他的积极性就大了”(1959.4.14)。甚至强调”包产一定要落实“，让基层干部们“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1959.4.29)。为了进一步完善这一制度，毛主席提出，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施行包产，必须“把指标订立在经过努力可以达到的基础上”(1959.5.17)。为了提高生产积极性，对于只搞小片开荒的人，要减少；对于懒汉、投机倒把的人，则不给基本口粮(1961.9.26)；还支持责任田等创新措施(1961.3.15)。在听陈云同志说到青浦调查情况时，毛主席明确指出目前的自留地留得太少了(1961.7.12)。
集体包干体现了一种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因此得到了毛主席的首肯。毛主席充分肯定了集体包干符合社会主义的方向，解决了长期的“大平均主义”，贯彻了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分配原则，同时照顾了五保户、困难户，还包含有共产主义因素，“还有积累，还有征粮，有了前途。这是整个人民的利益”(1961.12.17)。对于集体经济的管理模式优化，毛主席用生产是脚、分配是腰这种形象的比喻，说明了集体包干的好处，这一措施把生产和分配都落实在生产队，“解决了集体经济中长期以来存在的这种生产和分配不相适应的矛盾”(1961.10.7)。
早在1961年9月6日，包产到户等变相恢复单干的做法，就已经反映到毛主席那里了，主张包产到户的声音逐渐显现。邓子恢同志两次向毛主席确认，无论是“基本核算单位划小”，还是“责任田”，都不是单干(1961.10.22-1962.7.17)，然而，对此毛主席明确表示反对。从实质上讲，集体包干是合作社/人民公社的内部管理问题，而包产到户则直接涉及到所有制问题，也就是说包产到户否定了集体所有制。对此，陈云同志讲得非常坦诚直接，就是“先搞分田到户，这更彻底一点。集体化以后再搞”(1962.7.6)。后来陈云同志就1962年的看法向毛主席做了检讨(1965.12.19)。现在，大多数人并不知道陈云同志检讨的具体内容是什么，但我们相信陈云同志是真诚的，不会说违心的话。
毛主席反对包产到户，甚至有些动感情，他直接将这个问题提高到阶级斗争的层面，“你们赞成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1962.7.20)。他认为，搞分田到户、包产到户，还是坚持集体化，是立场问题，“站在三分之一的富裕农户的立场上，还是站在三分之二的基本农民群众的立场上？”(1962.8.9) 也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长期斗争。包产到户和单干风是国内阶级斗争的反映，这种斗争将长期继续，“一百年后还有这个问题”(1962.8.2)。时至今日，我们才慢慢地明白了毛主席这样看待包产到户/单干的缘由。农村土地所有权问题，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议题，在其他国家，也出现过资产阶级将农村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的先例。外国的资产阶级和中国的无产阶级将土地分给普通农民的目的是完全不一样的，“资产阶级分土地的结果是要走向资本主义。共产党分土地有两种可能，一个是走向资本主义，一个是走向社会主义”(1966.11.8)。
分田单干的结果只能有两个，要么是从社会化大生产方式倒退到自然经济，要么是为资本主义农业模式的发展开辟道路。上世纪80年代，中国也曾进行了一次大规模农村土地制度的变革。当时有一个传闻，开春之后农民不知道今年该种什么，到政府那里去问，政府官员回答，自己想种什么就种什么，而且认为这是让农民逐渐学会参与市场经济。这实在是对现代的社会化大生产方式的根本性误解。在农业实现现代化、工业化的美国，农民也没有能力决定本年度究竟应当种什么的，决定农民种什么的，是农业资本家，他们早已经向农民预定了本年度收获，农民只要按照他们的要求播种收获即可。人类已经进入到社会化大生产方式的现代社会，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是难以为继的，农民迟早会把分到手的土地出卖给他人。这种接手的人，要么是新兴的地主，使社会就回到封建制度；要么是农业资本家，他们收购土地，大规模运作现代农业，从事资本主义农业生产。
社会主义是在公有制的基础上，发展社会化大生产方式，故此，土地绝不能私有。打破封建土地所有制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已经得到了彻底的解决。如果仅仅是变封建主义私有制，为农民的私有制，广大农民的面前“仍然摆着走资本主义道路或走社会主义道路两个前途”(1941.《驳第三次 “左”倾路线》节选)。现在提出单干，等于把中国革命的进程拨回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阶段，中国农民本来就具有天生的小私有观念，分田单干固然可以迎合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偏好，但是这将严重影响中国的现代化进程。1962年的单干风和当初反对合作化的思潮，源自于同一个问题，就是小资产阶级的私有观念和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神往。历史证明，毛主席是对的，中国经济要想发展，要想走社会主义道路，分田单干是绝路，只有维护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制，中国才有未来。几十年过去了，我们看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从未因为征地问题受到毁灭性的打击，整个现代的社会化大生产方式在中国显示出茁壮的生命力，我们不该感谢毛主席的英明吗？我们还不能体会习近平同志说的“不管怎么改，不能把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改垮了”，这句话的分量吗？
社会化大生产方式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经济共性，中国在建立社会化大生产方式的过程中，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扬弃走资本主义道路，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人类历史的选择，也是中国智慧的选择。
青年时代毛主席就看到了，刚刚进入中国的资本主义，与中国封建主义传统结合，所显示的“几个人享福，千万人要哭”的自身残酷性和腐朽性(1919.7.14《不许实业专制》，1920.12《怎样去做才有真正的劳工团体出现？》)。中国需要摒弃资本主义的历史形态，除了因为资本主义这种社会形态本身的弱点，还由于复杂而严酷的国内外双重因素，使得中国不可能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和彼森的谈话》)。中国资产阶级的先天不足的自身弱点，使中国资产阶级如同中国历史发生的无数次农民起义一样，不能成为真正的统治阶级(1939.12.15《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不仅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且已经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新民主主义论》)。当西方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之后，国际条件和“中国的具体条件不允许限于历史上的资本主义革命，也不许可建立资本主义社会” (《读艾思奇〈哲学与生活〉》)。
帝国主义完全具备了扼杀中国社会进步的能力，同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又为中国提供了新的社会主义的途径。无产阶级已经登上了历史舞台，并取代资产阶级完成民主革命，进入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阶段(《社会经济形态》)，无产阶级完全有能力直接以社会主义方式发展社会化大生产方式。历史上，毛主席在《和韦尔斯的谈话》《矛盾论》《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多次表示中国可以跨过资本主义阶段直接进入社会主义阶段。他批驳那种“所谓在社会主义全部或大部建成以前不可能有社会主义经济法则的说法”(1954.11.18)，和“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分子所说的观点，“没有足够数量的现成的能够组织国家管理的文化干部和行政干部”，无产阶级就不能夺取政权和保持政权” (1959.12.18)。
这里需要特别提出的是，在《七大口头报告》里，毛主席批评了那种“不经过资本主义阶段直接进入社会主义阶段”的民粹主义思想。这一观点与毛主席的一贯观点并不矛盾。首先，当时正处于抗日战争尚未结束的阶段，还要争取团结民族资产阶级；第二，在肯定要发展资本主义的同时，毛主席也说了要发展合作社经济和国家经济；第三，这种说法也是建国后最初几年的做法。在同一报告中，毛主席还讲了“不是将无产阶级的纲领降低到资产阶级的纲领，而是要将资产阶级的纲领提高到无产阶级的纲领”(《七大口头报告》)，足见毛主席的战略思想和战术思想都是明确的。“我们搞了民主革命，给资本主义开辟了道路，给社会主义也开辟了道路……横直我们搞不完，留给下一代，不要拿我们这些人的年纪做标准”(1964.12.20《在中央工作座谈会上关于“四清”问题的讲话》)。
由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建立社会化大生产方式上的共性，不经过一个长时期的全面的资本主义阶段，也可以搞好社会主义的社会化大生产方式，但是，必须在建立社会化大生产方式的同时，强调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根本区别。在上世纪50年代，中国如果继续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理念，不搞社会主义，是不可行的。因为进入现代社会，由于美国势力的存在，如果中国不搞社会主义，那就必然回到资本主义，回到半殖民地状态。“生产关系的革命，是生产力的一定发展所引起的。但是，生产力的大发展，总是在生产关系改变以后”(1959.12.19)。此外，资本主义这种制度得以在西方实施，很大程度要以其宗教文化为前提。中国没有西式宗教基础，但中国的意识形态和社会治理传统，是比西方宗教更有效的调节手段，更有利于建立社会化大生产方式。在延安时期，毛主席就通过党和政府做了许多宣传上的和生产资料、生活资料的调剂的工作，结果，“不但生产没有缩小，反而增加了八万余亩耕地”(1942.12《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
强调自力更生为基本国策和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是紧密相连的命题。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经济独立，历来面临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干扰，他们不希望中国建立现代社会化大生产方式，希望中国永远保有落后经济形态，成为他们的附属，只生产农产品和工业原材料，成为他们的政治附庸和经济市场。有这种想法的，前有赫鲁晓夫，后有美国政客。帝国主义的所谓援助都是控制手段，“送是可以的，要有条件。什么条件呢？就是跟我走”(《别了，司徒雷登》)。美国西方对华实施封锁政策的根本目的，在于逼迫中国更改社会主义制度，要生意就得被他控制，并试图把中国变成他们的经济殖民地。我们不会用中国人民的未来这一原则做交易。
只有建立并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才能确保自力更生的国策得以贯彻，中国才能有自己的经济独立。建国初期，苏联给了我们很大的援助，这当然是好事，但是，后来苏联终止一切援助，迫使我们自力更生，我们完全“靠自己”建立了比苏联还要完整的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1964.7.16)。对于苏联修正主义以帝国主义的理念建立的经互会，毛主席很早就预言到它的垮台陌路，因为它根本不是平等互助的机构(1964.10.8)。毛主席告诫外国友人，“建立自己独立的国民经济，不依赖帝国主义，这一点很重要”(1964.9.4)。只有中国接受帝国主义的价值理念，特别是帝国主义霸权，成为帝国主义全球化的一部分，才可能收到此类“援助”，否则，中国就将面临封锁、断供、冷战。“帝国主义对我们各种斗争直到封锁，目的在迫我就范”(1950.8《对当前工作的指示》)，打破这一封锁的唯一办法，就是“强调自力更生，从长远建设着眼来提出问题”(1950.8《对当前工作的指示》)。
毛主席提倡自力更生，绝不是不要外援，更不是不和外国有生意往来，“要有经济上的独立，才能有政治上的独立。当然和外国切断联系也不行，还是要互通有无”(1966.7.11)。从任何意义上讲，国际援助都非常重要，甚至必不可少(1935.12.27《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但是，不能依赖“外援（不是不要外援）”(《杨家沟讲话》)。对外援产生依赖思想而失去主动，我们就会失去独立(1956.1.20)，通过自力更生发展自身技术，才能突破科技迷信(1964.10.27)，对先进科技产生正确的认知(1964.12.25)。问题的核心是自立自强的精神与努力，只有这样才能做到独立自主，也才是唯一可以实现自己目标的办法。很多人恶意攻击毛主席有搞闭关锁国的封闭思想，其实这些人是在仇视毛主席不甘心让中国人为奴的决心和能力。在毛主席带领下，中国人民不屈从于西方意识形态奴役，追求中华民族的独立自主，“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1935.12.27《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
毛主席说：“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在现象上是没有区别的，只在本质上有区别，这就是内部的区别”(《读艾思奇批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这两种形态的经济共性，在于社会化大生产方式，“社会经济中起决定作用的东西是国营经济、公营经济，这个国家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所以这些经济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1948.9政治局会议报告和结论》)，同为社会化大生产方式，其阶级性也非常明显。
在世界范围，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形态转变，都存在着各国不同的差异或交错状况，并非一刀切、齐步走。对中国这样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来说，因为已不具备正常发展资本主义的条件，所以搞社会主义不一定是发展资本主义之后的阶段。从人类进步过程的角度看，不同国家之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也可以是并行的，即在很长一个历史过渡时期，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可以成为社会化大生产方式上的并蹄莲。奴隶和农民没有建立自己的社会形态，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同时诞生，“两三百年以前，世界上才有资本主义，产生了一个娃娃叫资产阶级，同时产生了另一个娃娃叫无产阶级” (《七大结论》)。这两个娃娃共同的温床，就是社会化大生产方式，正是由于这种经济共性的存在，产生了一个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阶段的可行性，在帝国主义时代尤其如此，这种情况不仅仅是可能性，而且是必要性。问题的关键是要建立社会化大生产方式。
在整个解放战争期间，毛主席一直主张尽量不破坏铁路(1947.6.4《一切大规模破坏铁路的行动应予停止》、1948.1.8、1948.9《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和结论》)，铁路虽然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产物，但是可以为无产阶级服务(1949.7.9《依靠群众办好铁路建设事业》)。从解放军攻入开封时起，毛主席就一再强调要保护城市经济(1948.6.19)，这种态度和政策一直延续到了后来的北平、上海等大城市。他要求一定要“顺利地接收从国民党手中转入我们手中”(1949.2.15)，并具体地指示，不要用分浮财的理念处理“企业物资”，而是要“归企业使用”，以保证企业“继续生产”(1949.5.26)，严厉地要求大家，“决不能搬用在乡村工作的作风”(1949.1.26)，甚至批评陈毅同志耽误了入沪干部培训，“只好在十天内补足此种缺点”(1949.5.3《推迟占领杭州上海的时间》)。这不能简单地用“仁义之师”来解释，更重要的是要保护在中国有限的、稚嫩的社会化大生产方式。对于封建地主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自始就不一样，毛主席对于现代社会化大生产方式非常重视，即使对待地富，也要尊重其工商业财产。“应当预先防止将农村中斗争地主富农、消灭封建势力的办法错误地应用于城市，将消灭地主富农的封建剥削和保护地主富农经营的工商业严格地加以区别”(1948.2.27《关于工商业政策》)。
全国胜利之后，毛主席表现出在中国建立社会化大生产方式这一目标的坚定态度。毛主席要求进城之后，中心工作是“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如果我们在生产工作上无知，不能很快地学会生产工作，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获得确实的成绩，我们就会要失败”(《七届二中报告》)。他鼓励全体干部，努力学习管理工业生产知识(1948.5.11)，他认为“技术一边倒”提法是不恰当的(1952.11.26)，并对科技人员说：“社会主义需要数学”(1956.1.10)，积极主张无产阶级要向资产阶级学技术(1963.7.22)，学管理(1963.5.3)，并且把苏联和更为先进的美国都作为工厂管理的追赶目标(1957.7.18《在青岛会议上的讲话》)。一定要建立“强大的船队”(1959.12.24-26)，以适应我们大国地位。一向敢为人先的毛主席，在听到不切实际的经济指标时，表示怀疑，理由是“世界上没有先例”(1959.3.29)。在经济管理方面，力图行政设置区划打破省、地、县界，“按经济渠道经营管理”(1964.1.7)。
毛主席认为：“资产阶级能做的，难道无产阶级不能做到吗？资产阶级学到的技术，无产阶级也会学到。资产阶级能达到的生产水平，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也应当达到”(1963.1.21)。毛主席认为“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规律”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共有的规律(1959.12.22)，在看到苏联只承认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某种平衡，而“否认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某种不平衡”(1959.12.24-26)，他马上表示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在中国总体经济发展思路上，毛主席一直紧扣建立社会化大生产方式这一根本点，强调工业的重要性，他认为只有工业才能带来“社会生产”，“分散的个体经济——家庭农业与家庭手工业是封建社会的基础”(1944.8.31)，因此，一定要“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1945.4.24《论联合政府》)。他总结历史教训，“小国，也侵略过我们。这是因为它们是工业国，我们是农业国”(1958.8.16)。
毛主席特别关注农村合作化的进展，不搞合作化，不仅仅是农民两极分化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工农联盟就无法巩固”(1952.12.11)，无法建立在中国社会化大生产方式。这一思路并不是毛主席建国以后才有的，早在江西苏区时期，他就向往“大规模的公司”，认为即使土地集中，大地主也“是分租给许多农家耕种”，不能出现现代农业。发展工业，用机器装备农业(1959.6.11)，这才是社会化大生产方式的精髓。毛主席同时非常重视农村经济的商品化程度，因为这是能否在农村建立社会化大生产方式的关键所在。为此，他鼓励人民公社多种经营，发展经济作物，“不要过分强调公社自给，什么都自给，是不行的，交换一万年也是有的”(1958.10.24)。他为社员的家庭副业正名，说这“并不是什么发展资本主义” (1959.6.11)，并鼓励大家将农产品拿出去交换。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确存在着经济共性，很多人感到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说不清楚，因而产生困惑，其原因在于他们既没有看到共性，也没有看到区别。这种区别在于社会化大生产方式的阶级性，建立现代大农业也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方向，要“鼓励贫农用集合生产向社会主义道路走去，而不是要鼓励富农走向资本主义生产。贫农们集合许多小块土地用合作社方式组成合同生产制度由此走向社会主义农业生产，这样才是我们的目的”(《富农问题》)。社会主义社会化大生产方式要求，“在工商关系中，应当工业是中心，因为工业是生产价值的。在公私关系中，应当公营经济是中心，因为公营经济虽然在某些地方数量较小，却是集中的和处于领导地位的。在劳资关系中，应当依靠工人阶级，而不是依靠资产阶级”(1949.12.4)。
中国的社会化大生产方式是输入型的。“帝国主义的侵略刺激了中国的社会经济”，造成了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帝国主义的不等价交换（剪刀差）促使了中国旧生产方式的崩溃(《丢掉幻想》)。“寻乌城是这样一个手工业商品和资本主义商品交战表演了剧烈的荣枯得失的地方”(1930.5《寻乌调查》)，引发了毛主席对于社会化大生产方式的思考。
毛主席从来不否认资本主义在历史上的积极作用，而且认为资产阶级发明的许多具体制度具有学习和借鉴意义。他说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同中国解放前的生产方式相比，是“比较进步的生产方式”(1942.1.28《中共中央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要学社会进化史，资本主义比封建主义有余，比社会主义不足，资产阶级是起过进步作用的阶级”(1955.11.17)，私有制曾经是一个很好的东西”(1954.9.14《关于辛亥革命的评价》)。“我这个人是有一点崇拜外国吧。外国的好东西，为什么我们不搬来呢？外国的长处，用得着的东西，我们要搬来”(1958.1.28)。对于资产阶级的进步理念，毛主席也持非常开放的态度，比如废止“肉刑”(《杨家沟讲话》)，“托儿所，幼儿园，工厂里的工人食堂”(1958.11.28)，普及教育帮助“劳动者的智慧的增长和才能的发挥”(1959.12.23)。他甚至觉得有些问题，我们做的还不如“资产阶级教育家”，比如反对注入式教学法(1964.7-8)，资产阶级传下来东西很多，“不能都改” (1968.7上中旬)，关键是谁来掌握的问题。
在经济领域，对于资产阶级发明一些具体制度和生产内容，毛主席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比如托拉斯就不能一概否定，无产阶级也要强调纪律(1967.5.2《关于大批判问题的指示》)，只要改变的所有制形式，对社会主义就是有用的(1960.3.25)。他借鉴美国和苏联的办法，推动大规模种植玉米，促进了中国的“包谷是饲料之王”的理念，丰富了“主粮的地位”的概念(1959.10.31)。毛主席非常重视金融货币的作用。在湖南农运期间，打击高利盘剥的同时，他也不忘肯定“在现在社会制度下”，“当然应付一种利息”(《湖南农民代表大会决议案》)。在延安时期，他也根据当时的具体条件，努力建设金融借贷制度(1942.12《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以帮助农民发展生产。解放战争时期，他就要求：“金融工作、货币发行就必须先统一”(《杨家沟讲话》)。
建国后，曾经有过几次对于资产阶级法权的讨论，毛主席使用“资产阶级法权”和“资产阶级思想”这一概念时，并没有对于这一概念做出详细定义，但总体而言，初期毛主席还是把资产阶级法权当做一般的资产阶级思想残余看待的，“例如，争地位，争级别，要加班费，智力劳动者工资多、体力劳动者工资少等”(1958.8.19)，这和毛主席早期批判的单纯军事观点，官僚主义、脱离群众的作风，个人主义思想等差不多(《时局和方针》)，讲的一般是不好的思想方式和不好的具体做法。后期，毛主席更加细分了资产阶级法权的内容，认为“只能破产一部分”，“另一部分，例如工资等级，上下级关系”(1958.11.23《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在社会主义时代是有用的，必须保护，使之为社会主义服务” (1958.11.23)，“宣传破除一切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提法不妥”(1958.11.9)。到了晚年，毛主席认为这些内容“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但是，“所有制变更了”(1974.10.20)。有些过去认为是“资产阶级法权”中不好的一些内容，属于“社会化大生产方式“的范畴，毛主席对此的认识，也有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是对立统一的关系，这种状态是“阶级的对立统一”的反映(《读〈唯物论〉批注》)，“相互渗透即对立的同一性”是辩证法核心要义”(《读〈辩证法〉批注》)，这一点非常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体味。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主席曾感叹“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论联合政府》)，要提倡发展资本主义。但是，毛主席也明确在社会主义社会制度中是没有资本家的，“中国将来一定要发展到社会主义去，这样一个定律谁都不能推翻”(《青年运动的方向》)。
在建国初期，毛主席的确准备让“资本主义绝种”(1953.6.15《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并且要“过渡到单一的社会主义社会”(1954.9.13)。这种想法符合革命导师的最初理论设想，也是苏联经验的模板效应。但是，实际上，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曾经设想的无产阶级革命高潮马上要到来一样，毛主席说的“相当长的历史阶段”比毛主席自己设想的要长。毛主席当年决定废止私有制，对于在中国牢固地建立社会主义体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矫枉过正，不过正就不能矫枉”，这一历史功绩不容忽视，而且单一的社会主义社会直至共产主义社会，仍然是无产阶级的长远理想和目标。
毛主席很快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认为“苏联消灭阶级太早了，不能使用资本家的能力”(1956.12.5)，并认为“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1956.12.7)。对知识分子、革命的资产阶级的合作，是建立在工农联盟的基础之上的(1963.8.10)，强大的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政权，是这种联盟也是不同的所有制形式并存的最根本条件(1959.10.25)。当古巴对美国资本进行国有化之后，毛主席建议古巴同志，除了美国的企业，别的西方国家的企业可以在古巴暂时生存，并劝诫他们社会改革不要进行得太急，要争取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1960.11.19)。此外，当时处于东西方冷战时期，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交往，远没有现在这样的程度，尚具备在一国或数国之内消灭资产阶级所有制的客观条件。而就当下国际交往的深度与广度而言，不可能只允许外资私营，而不让国内的私营，那样做是不合理的，也就没有了国民待遇。在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中国的资本阶级所有权，除了定息之外基本上被消灭了，但是在此之前还有一段共存期。对待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要把握适中，既不能限制过死也不能放任自流(《七届二中报告》)，毛主席在此共存期的许多观点，非常值得我们今天研究、遵循，仍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居于次要地位的非国有经济形式可以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其中，比较典型的经济形式是国家资本主义。“在人民政府管理下的和社会主义经济联系着的并受其领导的受工人监督的资本主义即国家资本主义”(1953.6.28)，这种“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生产目的，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主要地不是为了资本家的利润而存在，而是为了供应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而存在”，故此，这种“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是带着很大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是对工人和国家有利的”(1963.7.10及之后)。国家资本主义形式有效地限制了剥削剩余价值的资本主义经济法则，充分发挥了发展生产，保障需求的社会主义经济法则(1953.7.29)。在“现在国营、合营企业不能满足社会需要”时，符合国家需要和人民利益的私人企业，可以增加工业品，“如果有原料，国家投资又有困难，社会有需要，私人可以开厂”(1956.12.7)。
毛主席从农村的自留地开始着手，承认个人所有制“一定还是要的”，“不要自留地，这个说法是有毛病的”(1960.8.10)，主张“集体养猪和社员家庭私养并重的方针，两条腿走路”(1959.5.7)，承认集贸市场“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需要，是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的必要补充”(1962.8.27)。毛主席关于大型企业主导，大量地发展中小型企业的想法(1959.12.16)，可以扩展到民营企业。对资产阶级“政治上的打击和经济上的消灭是两件事”(《杨家沟讲话》)，在政治上孤立资产阶级的同时，在经济上允许其发展，“二者似乎矛盾，其实并不矛盾”，只要他们遵守法令，有利于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在经济上，则将在长时间内容许他们存在”(1947.10.26《对待自由资产阶级须防止过“左”倾向》)。
对待非公有制经济，要“有所不同，一视同仁”(1950.5.25)，“有所不同者，是国营占领导地位”(1950.5.25)，“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论联合政府》)，“不能是国家搞原料，资本家搞制造”(1953.7.29)，这种国家投入而私人营利的思路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在社会主义制度中，国有企业必须控制经济命脉。含有资本主义因素的企业，但无论中外，都必须符合社会主义的社会生产目的，“适应了人民的需要，改善了工人的生活”(1950.5.25)。在其他方面则应当一视同仁，“工人为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企业生产，同样光荣”(1953.5.22)，“决不可只看见眼前的片面的所谓劳动者福利，而忘记了工人阶级的远大利益”(1948.1.31)。
1952年，毛主席修改了“资本家应充分接受工人阶级思想”的说法，提出资本家只要可以充分接受工人阶级和国营经济的领导就可以了(1952.9.5)。对于管理人员，可以“委托原管理人负责管理”(1948.4.8《再克洛阳后给洛阳前线指挥部的电报》)，但也应当有工人代表、工程师、技师及职员等参与管理”(1948.4.26《企业管理委员会应有工程师、技师及职员参加》)。要反对一些“左”的错误思潮，“片面的、狭隘的、近视的”“维护工人利益”，要“稍微看远一点”(1948.2.5)，更要反对“‘左’比右好”的错误想法”(1955.11.17)。毛主席“号召各级干部关于自己和资产阶级的关系（家庭亲戚朋友），用开会和写检讨报告的方式，交代清楚”(1952.3.3)，我们今天希望建立的清亲关系，在这里可以找到源头。
商品生产和交换场所自古有之，古代商朝的商字，其实就反映那时候“有了商品生产的意思”，“封建社会这个母胎中已经孕育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1958.11.10)。商品生产出来是为了交换，市场为交换提供了场所。在毛主席的时代，计划经济模式当然占有最为主要的位置，但毛主席从未否定商品生产和市场交换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源头在毛主席这里，但那只是毛主席全部思想中的一小部分。毛主席反对“要消灭商品生产之势”(1958.11.10)，同意斯大林提出来的“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概念(1958.11.9)。他批评那种把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的做法，认为：“商品生产，要看它是同什么经济制度相联系，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取消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做法，忽视了“社会主义条件下利用商品生产的作用的重要性”(1958.11.10)。
在农村生产的管理制度方面，毛主席“提倡每一个公社生产商品，不要忌讳‘商品’这两个字”(1958.11.6)，为商品生产恢复名誉，主张“要扩大商品生产，扩大社会交换，要大搞交通运输”(1958.11.2)。他希望“每个公社在生产粮食以外还要发展能卖钱的东西，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充分“肯定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积极作用，而且“多数产品是通过买卖进行商品交换”(1958.11.9)。毛主席多次支持保留自由市场以便自由交易(1962.7.5)，甚至粮棉油这样的社会基本生活战略物资，也可以进入自由市场，允许出现和“存在着两个市场、两种价格”(1962.8.17)。毛主席在支持保留自留地的时候，还专门指示自留地的产出，不计算在基本口粮之中(1964.4.28)，以保护社员的生产积极性且提高基本生活供给。毛主席认为在实现公社工业化、农业工厂化之前，“产品不可能丰富，不可能直接交换，不可能废除商品交换”(1958.11.7)。为此，他批评那些回避商品经济的人过于“谨慎小心”，看不到一些“资本主义范畴”还有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积极意义，而且“只有经过商品生产、商品交换，才能引导农民发展生产，进入全民所有制”的社会主义阶段(1958.11.10)。
在人民公社成立之后，“要有计划地大大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1958.11.10)，鼓励利用合同方式进行商品交换，包括“和国家订立合同”，“公社与公社之间的产品也互相交换，这是全国性的和地方性的商品生产”(1959.1.12)，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和货币交易(1958.10.21)。毛主席认为，虽然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存在根本性的制度不同，“但社会主义企业不能不算帐、不计盈利”(1959.12.30)，必须反对像徐水县那样，搞平均主义，违反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原则(1958.10.21)。 经济核算是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的基本步骤，但是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很多人特别是一些搞重工业的人，并不关心这些问题，“感到横竖是国家的事情，谁也不愿意、不用心去搞经济核算”，毛主席指出这种现象的危害，认为这种做法会“反过来，妨碍重工业的发展”(1959.12.31)。
毛主席反对人民公社国有制，一直允许并鼓励城市的集体所有制企业、乡镇企业的存在与发展。必须充分认识，我们尚没有达到充分掌握，学习熟练地应用经济法则这种现实情况，虽然“商品流通、商品形式、价值法则”都是资产阶级的经济法则，也“不能一下子”都放弃(1958.11.9)。要尊重“等价交换”这一价值法则(1960.3.23)，需要尽量减少供给制(1961.4.9)，并提出要采取“从各方面吸收社会游资，减少市场的压力”的措施(1959.6.11)。但是，毛主席明确地告诉我们，在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价值规则仅仅是经济手段，在“我们运用价值法则”的过程中(1956.3.2)，要采取许多相应的新的措施，扩大再生产满足人民的需要，不能像资本主义那样成为生产活动的根本目的(1959.12.29)。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完全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的市场自生自灭方式，肯定是不行的，也是不应该的。
改革开放这四个字连用并作为一种国策是80年代后的事情，其实无论是改革还是开放，作为政策层面的工具，毛主席早就在使用了。在抗战期间，为了打破国民党对于抗日人民根据地的封锁，坚持抗战，毛主席就主张，“应该积极发展工业农业和商品的流通。应该吸引愿来的外地资本家到我抗日根据地开办实业。应该奖励民营企业，而把政府经营的国营企业只当作整个企业的一部分”(1940.12.25《论政策》)。“改革”一词，包括类似的词汇如“改组”(1950.6.6《不要四面出击》)，经常出现在毛主席的文章和谈话中。毛主席动员鼓励大家放下包袱进行改革：“总而言之，改革不是那么可怕，但是会有些变动”(1959.10.22)，社会主义改造总路线实际上就是一种“改革”，他曾经说：“要大胆地放，彻底地放，坚决地放；要大胆地改，彻底地改，坚决地改”(1957.10.9)。
建国初期我们就和苏东国家建立过合资公司。对外贸易方面，从一开始，就希望和资本主义国家，如“德、英、日、美等国做生意”(1949.12.22)，坚持与资本主义世界的贸易往来(1961.8.16)。毛主席从来没有采取过被某些人认为是闭关自守的政策，事实正相反，毛主席认为国际交流非常重要，如果没有对外交流，“那末，堆在我们头上的国际反动势力必定比现在不知要大多少倍”(《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国与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往来处于低水平，恰恰是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门户封锁”的结果。“解放以后本来是开放的，现在却被人用美国的军舰和军舰上所装的大炮，实行了一条很不神圣的原则：门户封锁”(1949.8.30《“友谊”，还是侵略？》)。关于帝国主义封锁中国的目的，已在前文讨论过了，在此不再赘述。
改革从来就是手段之一，与其它任何手段一样；改革的问题从来就是一个方向的问题：向哪里改革？如果改革的方向受到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影响，那就会背离社会主义道路，“这些国家的变革不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变革，因为它并没有废除资本主义，只是一部分资产阶级对另一部分资产阶级让步，也就是宗主国家资产阶级对殖民地资产阶级的让步”(1956.10.1)，如果这样的话，就是美国所希望的改革，而不是中国人民希望的改革。毛主席特别强调改革必须走群众路线，只有“经过我们的工作，群众的多数有了觉悟，有了决心，自愿实行改革，才去实行这种改革，否则就会脱离群众”(1944.10.30《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
市场、计划、改革、开放这些词汇，都代表着一种社会管理手段和措施，都不是一种社会形态，更不是意识形态。社会治理措施和手段，本身并不是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至于在某个历史阶段的具体政策实施过程中，意识形态方面发生的悄然变化，则是另一个问题。无论是商品生产还是市场经济，都只是人类从事生产和交换的一种形式，自身起源很早，虽然资产阶级把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的理念推向到极致。把这些词汇推高到一种意识形态或者社会形态，则是近几十年中国经济学界比较变态的现象，这些要么无知要么用心险恶的人，借助这两个概念，大肆推销资本主义价值理念。
毛主席一贯主张发展与西方国家的经济交往，对西方文化保持着学习、借鉴与批判的态度。毛主席区分政治理念意识形态与国与国之间的正常商业往来(1963.4-6《对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的复信稿定批语和修改》)，主张“意识形态的墙和社会制度的墙，只要在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下，是可以拆掉的”(1961.2.8)。国与国之间要打开经济大门(1959.6.11)，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世界体系之间的经济关系，“不搞关门主义”(1959.12.24-26)，“我们只反对妨碍我们做生意的内外反动派，此外并不反对任何人”(《论人民民主专政》)。毛主席非常支持“必须把眼光放到全世界，不能只看到苏联的那一套”的观点(1964.10.23)，对法国客人说，要加强中法之间的商业和文化往来，甚至普通军火生意都可以做(1964.1.30《中法之间有共同点》)，而且不要拘泥于一般的货物贸易，还要做技术贸易(1956.10.1)。如果和资本主义国家只做一些小生意，“特别是不和垄断资本搞贸易，意义就不完全，也不算大”(1964.7.10)。当听说在我国对外贸易构成中，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有占六成时，他觉得这才是合理的(1964.10.19)。除了货物贸易，毛主席也希望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来华投资，“中国政府将对外来投资及外人在中国财产给以保障”(1939.2《和美国记者罗伯特·马丁的谈话》)。
毛主席对于外部世界的认知非常符合实际，而且态度也非常开明、豁达。他承认我们同西方先进水平存在着多方面的差距，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面“都有盲目性”(1963.8.25)。中国近代历史上挨打的原因，一是社会制度腐败，二是经济技术落后，故此，我们“力求在一个不太长久的时间内，改变我国社会经济、技术方面的落后状态，否则我们就要犯错误”(1963.9上旬)。毛主席对于西方科技文化一直持开放的态度，在参观日本商品展时，客人恭维他对于产品很熟悉，毛主席说：“不敢说，我是来学习的”(1956.10.6)，看到并承认“中国的工业、技术水平，比日本差得很远”(1961.7.13)。劝告别人对于中国的成绩不要“吹嘘得大了，与实际情况不符。我们要学习先进技术”(1964.11.1)。在他支持下，汉语拼音实现了拉丁化，他非常鼓励大家学好外语(1972.7.24)。选派幼童出国学习外语，是一个近代历史上曾经尝试过，且半途而废的做法，毛主席愿意再尝试一下，而且即使大多数都回不来也无所谓(1973.2.17)。
作为一个坚定的马列主义者，毛主席“既反对盲目接受任何思想也反对盲目抵制任何思想”(1944.7.14《和英国记者斯坦因的谈话》)。对于很多资产阶级传下来的东西，他主张要继承下来，“不能都改”(1967-1970《对外宣传不要强加于人》)，很多形式“中国可以用，外国也可以用；无产阶级可以用，资产阶级也可以用”(1967.2.12/18《对上海文化大革命的指示》)。对待美国，毛主席也积极客观地肯定其正面的讲求实际的民族精神(1958.12.12)，认为专栏作家和政治编辑应当具有广博知识和大局观，这一点可以学习美国的“李普曼和赖斯顿”(1959.5.27)。和他一生都非常推崇的鲁迅一样，毛主席也承认“近代文化，外国比我们高”，但他也指出过鲁迅“在中医和京剧方面他的看法不大正确”(1956.8.24《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
中国的历史上曾经有过照抄外国经验的阶段(1961.8.16)，毛主席多次告诫外国朋友，外国的经验要自己亲自体验才能转化为自己的经验(1963.4.7)，中国的经验也是一样，而且中国的教训甚至比经验还重要(1963.4.17-18)。学习外国经验不能生吞活剥，绝不能追求一点样都不能走，要适应中国的国情。我国刚刚从苏联引进拖拉机生产线时，毛主席就要求拖拉机名称一定要用中文，技术上要适合我国的气候和地形，“一定要是综合利用的，其成本一定要尽可能降低”(1958.3.16)。在争取扩大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交往的同时，毛主席从来特别强调自力更生、独立自主的重要性，反对那种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洋奴思想。针对美国的对华禁运制裁，毛主席不怕有人攻击他“左”，坚决不同意以“承认两个中国”为代价换取贸易机会(1957.3.22)，反而非常耐心地等待美国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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