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众所周知的英国曾在两次鸦片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侵略和染指中国的华南、华东乃至华北地区之外，英国事实上长期侵略和干涉着中国的西北、西南等民族地区，尤其是新疆、西藏、云南、四川等西部民族地区及边疆省份。历史充分说明英国对中国的侵略是相当全面且长期的。那么具体说来，在中国近现代的民族和边疆问题上，英国做了哪些干涉的事情？起到了哪些作用？这是我们研究今天中英关系和中国与东南亚关系需要考虑到的重要内容之一。
一、英国对中国西藏和中国新疆的侵略与干涉
清末及民国时期，英国曾三次入侵西藏，甚至占领拉萨。
在18世纪早期，英国以商贸和拜见活佛为名，进入西藏，进行情报侦查。1775年，英国外交官博格尔花费一年时间成功进入西藏，见到了班禅，鼓吹其脱离中国，被拒绝。但博格尔的访问深化了对西藏的了解，建立了与西藏贵族的联系。1783年，英国再次派遣特涅使团会见鞑癞，但未达成外交条约，只获得允许印度商人在西藏合法贸易的权利。英国已控制尼泊尔、缅甸、锡金和不丹，因此入侵西藏不可避免。英国派遣探险家进行地理和社会情况侦查，拉萨难以全面掌控，但英国成功渗透部分地区。中国西藏方面采取禁止外国人进入的措施，但无法全面阻止英国渗透。
1888年，英国进行了第一次入侵西藏，即隆吐山战役，目的是控制从印度大吉岭进藏的重要通道，为未来的入侵做准备。经过5天的激烈战斗，英军利用先进武器装备战胜了藏军，占领了隆吐山，位于今锡金与印度西孟加拉邦边界。尽管英军在火力方面占优势，但由于藏军依托险要地形进行顽强抵抗，英国仍然损失了100多人。这场战斗导致隆吐山脱离中国，归属锡金。藏军曾多次试图夺回隆吐山，但由于双方军力悬殊，最终失败，亚东也被英国占领。隆吐山战役失败后，清政府派遣藏大臣升泰前往亚东与英国方面会谈。最终，1890年，升泰与英印官员在亚东签署了《中英藏印条约》，承认锡金为英国保护国，允许亚东成为商埠，英国在亚东拥有治外法权。
1903年，英国第二次入侵西藏，史称“荣赫鹏远征西藏”。12月，英国在日俄忙于争夺中国东北的背景下，派遣英印总督寇松（George Nathaniel Curzon）率领荣赫鹏（Francis Edward Younghusband）率军第二次大规模入侵中国西藏。1904年4月，英军进攻西藏重要城镇江孜，西藏军队和民众使用原始武器进行英勇的抵抗，多次击退侵略者，并坚守江孜一个月之久。当地居民拒绝向侵略军出售食物，再加上恶劣的高山气候，导致英军遭受重大伤亡。随后，英军于8月攻占拉萨，抢夺了大量的布达拉宫内保存的世代传承的珍宝、文物，运往英印博物馆。1904年9月7日，荣赫鹏威逼西藏的三大寺和噶厦（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在已拟好的所谓《拉萨条约》上签名。该条约除了要求开放江孜、噶大克和亚东作为商埠外，主要内容是将西藏变为英国的势力范围。西藏需要支付五十万英镑的赔款，分期七十五年还清。尽管清政府当时面临全国人民的反对，坚持不让签署，但最终在英国施压下，在1906年4月27日在北京签署了中英《续订藏印条约》。尽管英国获得了原条约规定的多项特权，但协议中承认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英国的领土霸占计划未能实现。
在1868年初，英印政府首次接触克什米尔大君与阿古柏，商讨促进南疆与英属印度之间的贸易。这导致两地的贸易额急速增长，其中包括武器和军火的交易。1870年初，英国政府决定支持阿古柏，向其提供大量军火，并允许其在印度招募工匠回喀什建立军工厂。然而，英国政府要求中国承认阿古柏政权并放弃对新疆的主权，但遭到了清政府的坚决拒绝。1873年初，阿古柏派遣亲信前往印度加尔各答邀请英国政府派代表访问喀什，并提出英俄签署国际协定，将南疆划入英国势力范围的建议。同年夏天，英印当局成立了“中亚贸易公司”，专门从事经济剥削新疆的活动。1877年1月，中国首任驻英公使郭嵩焘抵达伦敦后，中国军队在南疆各族人民的支援下，彻底击溃了阿古柏匪帮，恢复了对南疆的管辖。尽管英国未能实现将新疆南部变为“附属保护国”的计划，他们仍在喀什建立总领事馆，以进一步渗透和掠夺中国新疆地区。这一历史事件揭示了英国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对新疆南部的经济和政治干涉。它们试图通过支持阿古柏政权和成立中亚贸易公司来削弱中国对南疆的管辖权。然而，中国军队和南疆各族人民的坚决抵抗最终导致了阿古柏匪帮的覆灭。
在19世纪末，英国采取措施应对俄国南下扩张，将中国新疆地区视为潜在利益领域。他们多次派遣间谍与喀什葛尔的阿古柏合谋，试图使该地脱离中国并成为英国的保护国。1865年3月，阿古柏开始入侵新疆喀什，于4月建立了“哲德沙尔汗国”，扩大了对新疆的侵略。为了确保印度的安全，并促进南疆与英属印度的贸易，英国加强了与阿古柏政权的勾结。
在1868年初，英印政府首次接触克什米尔大君与阿古柏，商讨促进南疆与英属印度之间的贸易，导致两地的贸易额急速增长，其中包括武器和军火。英国政府在1870年初决定支持阿古柏，向其提供大量军火，允许其在印度招募工匠回喀什建立军工厂。然而，他们要求中国承认阿古柏政权和放弃新疆遭到了清政府坚决拒绝。1873年初，阿古柏派遣亲信前往印度加尔各答邀请英国政府派代表访问喀什，并提出英俄签署国际协定，将南疆划入英国势力范围的建议。同年夏天，英印当局成立了“中亚贸易公司”，专门从事经济剥削新疆的活动。在中国首任驻英公使郭嵩焘于1877年1月抵达伦敦后，中国军队在南疆各族人民的支援下，彻底击溃了阿古柏匪帮，恢复了对南疆的管辖。尽管英国未能实现将新疆南部变为“附属保护国”的计划，他们仍在喀什建立总领事馆，以进一步渗透和掠夺中国新疆地区。
英国对中国新疆和西藏的侵略，以及印度政府企图继承英帝国在西藏 “遗产” 的霸权行径，对中国产生了一系列的消极影响和后遗症，此种危害到现在都无法消除，且耗费了我方巨大的外交成本和治理成本。
首先是造成了“约翰逊线”与中印边界争端西段问题的源起。中国与印度的西部边界在喀喇昆仑山周围的地区被视为传统习惯线。19世纪70年代之前，中英两国政府均遵循这一线，但随后英国提出将边界线从喀喇昆仑山移到昆仑山。中国政府派遣官员踏勘边界，并树立界碑，但英国的领土要求遭到拒绝。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印度政府基于所谓的”约翰逊线”抗议中国修建新藏公路，尽管此前中国政府并不知情。这样， 由 “约翰逊线” 所造成的阿克赛钦归属问题就成了中印边界西段争端的焦点。
其次是造成了与中印边界争端中段问题的出现与恶化。中印边界争端中段位于中国阿里地区与印度喜马拉雅山麓交界，总面积约2000多平方公里。这些领土长期由西藏地方政府治理，居民多为藏族或有血缘关系的夏尔巴人等。英国殖民者从尼泊尔战争后，以不正当手段获取领土，自行划定边界，不仅侵占中国领土，还改变了中英两国在这一地区的传统边界线。中国政府反对这种行为，但英国继续侵略。印度也加入侵略行为，导致中印边界争端中段问题加剧。强调英国和印度的侵略行为，造成了中印边界争端中段问题的恶化。
再次是造成了“麦克马洪线” 与中印边界争端东段问题的源起和发展。中印东段边界争端起因于中印边界传统习惯线和“麦克马洪线”的争议。传统习惯线位于“麦克马洪线”以南，包括西藏的门隅、洛隅和下察隅等领土，总面积约9万多平方公里。尽管这些地区长期以来一直由中国管辖，1903年印度测量局的地图也确认了中印边界东段的定位，但如今它们被印度政府控制。英国侵略西藏的目的是要将其变成中印之间的缓冲地带，维护霸权并获取政治经济利益。尽管中国政府坚决反对《西姆拉条约》的有效性，英国到1943年仍然占领了“麦克马洪线”以南的中国领土，建立“东北边境行政特区”。1944年和1945年，西藏政府要求英国撤出中国领土。中国政府多次抗议英国在西藏南部的入侵，但英国将责任推给印度临时政府。1947年，中国政府向印度提出严重抗议，宣布对“麦克马洪线”以南地区拥有主权，但实际已经失去控制。
然后是造成了我国与印度之间的矛盾和边界危机，使得印度企图继承英国在西藏的权益，干涉中国内政而导致两国关系走向对立；严重影响了日后中印两国关系的正常发展，成为了中印关系持续健康发展的主要障碍。
最后是制造了“藏独”，进一步破坏中国的团结和统一。英国的侵略和引诱分化了西藏，导致西藏贵族与英印势力勾结。西藏政治上逐渐趋向亲英，埋下隐患。印度独立后企图继承英帝国在西藏的权益，继续干涉中国内政，并与西方国家合作，支持“藏独”。195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西藏后，印度政府不满并鼓励达赖前往印度。1956年夏，印度总理尼赫鲁非法会见达赖，声称西藏是“独立国家”，进一步加剧中印紧张关系。1959年 爆发叛乱，印度政府提供政治庇护，后来在达兰萨拉建立西藏“流亡政府”，成为达赖集团的基地，从印度遥控“藏独”分裂势力，破坏西藏经济和政局，给中国政府造成巨大维稳压力。
二、英国对云南边境和民族地区的干涉和侵略
英国在近现代历史中长期觊觎中国西南边疆，主要涉及云南和湄公河流域地区。英国长期觊觎中国西南边疆的动机主要包括地缘政治、经济利益和战略考量。英国的干涉对我国的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产生了严重而深远的影响，导致了多年后的边界争端以及对我方的多重不利因素。在20世纪初期，英国成功推进其”印度洋战略”，其中云南地区在英国的”战略棋盘”中扮演了关键角色，成为其政治渗透和军事扩张的重要地点。英国梦想着建立一条铁路连接英属印度和中国云南，为此采取了多种探索和建设措施。
首先，英国探索通往云南的道路，认识到云南地区的地缘战略重要性，希望通过这一通道掌控云南地区，实现内外连接，进而影响周边地区。英国在19世纪60年代派遣考察队前往云南两次，获取了有关修建铁路的情报，尽管这些考察由于云南的形式而未能完全成功。
其次，英国致力于发展缅甸内部交通，修筑了一系列铁路，并通过这些铁路将缅甸南北联系在一起，为连接云南的铁路提供了基础。这个交通网络在下缅甸和上缅甸都有涵盖，形成了一个与云南接壤的纵向通道。
再次，英国多次挑起中缅边境冲突，入侵中国的云南片马、江心坡等地区。1900年2月，英国军队侵入腾越（现腾冲县），掠夺滚马、茨竹、派赖等村寨。1910年底，英国的一支2000余人的远征军再次越过中缅边境，入侵中国的云南片马地区。英军入侵遭到当地傈僳族和景颇族人民的坚决反抗。尽管英国在片马地区设立军营并试图实行占领，但由于云南各族人民的抵抗和全国人民的声援，再加上清政府和民国政府都不承认英军对片马的控制，英国最终在1926年被迫承认片马属于中国领土，为中国最终夺回这一地区奠定了基础。
然后，1941年6月，中国将四分之三的阿佤山地区划入英国的殖民地缅甸。这就是“1941年线”的来历。
最后，英国尝试争取在中国云南修建滇缅铁路的权利，但遭到了清政府的拒绝和国内各界的反对。尽管争端结束，英国继续加强缅甸的公路交通，并将其延伸至靠近云南边界的地方，帮助英国逐步实现其霸权和地缘政治目标。
（二）英国对云南边境侵略的典型案例：云南边境的马嘉理事件
自从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后，英国帝国主义尝到了武力侵华的“甜头”，法国等国也亦步亦趋，无比贪婪地希望攫取新的利益与势力范围。所以英法等国在打开中国沿海门户及长江后，又想打开通往中国内陆的“后门”，从19世纪60年代起，不断探测从缅甸、越南进入云南的通路。英国在中国西南探索侵略路线时，意外发生了“马嘉理事件”，使得英国又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权益。同治十三年（1874年），英国经与清朝商定，从英国殖民地缅甸（当时属于印度）派一支勘测队勘测缅甸到中国云南的陆路交通。光绪元年（1875年），英国驻华公使馆特派书记翻译官马嘉理携带清政府颁发的入境护照，从北京出发，进入云南缅甸边境，准备与英国武装探险队会合。另外一边从英属缅甸方面开始的英国探险队长陆军上校柏郎（Horace Browne）率领150名英军士兵与15名探测队人员，由缅甸八莫进入腾越（今云南腾冲地区）。由于柏郎一行事先并未知会地方官，武装探险队的突然出现引起了当地军民的疑惑，于是清廷地方官组织军民对马嘉理队伍进行阻拦。正月十六日（2月21日），马嘉理向当地群众开枪逞凶，这引发了当地群众激愤，群众们将马嘉理及几名随行的中国人打死。在边境军民的驱赶下，武装探险队撤回缅甸。这就是所谓“马嘉理事件”，又称 “滇案”。
当时，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就此事件向清政府施加外交压力，扬言清廷如果不能妥善处理就要派兵打入云南。当时西北边疆遭到沙俄入侵，清廷无力进行两线作战，更惧怕英俄勾结遭受更大的损失。于是派遣李鸿章进行谈判。经过漫长的谈判与交涉，次年七月，李鸿章与威妥玛在山东烟台签订中英《烟台条约》。其内容大致分为三条：一、昭雪滇案，中国将所谓“凶犯”正法。二、优待往来，除向英国赔款外，清廷派出候补五品京堂刘锡鸿持玺书前往英国道歉，这成为中国外交史上派出驻外长期代表的开始。三、通商事务，允许英国人开辟印藏交通；开放宜昌、芜湖、温州、北海为通商口岸。英国由此又攫取到大量利益。
一是1769年的《老官屯协议》。从清朝的立场来看，缅甸是中国的藩属国之一，根据协议规定，每十年缅甸需要向中国政府进贡。然而，缅甸方面对此持不同看法。在缅甸贡榜王朝（1752～1885）建立后不久，他们开始向北扩张，并于1762年侵入云南境内。因此，清朝和缅甸之间爆发了为期7年的战争，最终签订了《老官屯协议》。然而，这个协议并没有解决问题，因为双方对协议文本的理解存在巨大分歧。清朝方面理解为：缅甸必须恢复纳贡，归还被掳走的中国居民，并且永远不侵犯中国边境。同时，缅甸还需向清朝表示臣服，不再侵扰中国土地。这一观点可参考清军统帅傅恒的奏折。然而，缅甸方面的理解是：两国平等，重新开放边境贸易；两国君主每十年互致书信；缅甸享受东吁王朝待遇。因此，战后两国之间仍存在分歧，直到1788年双方关系才开始回暖。两年后，双方正式确立了“朝贡关系”。在接下来的100年中，缅甸共派出14次使节前往中国朝贡，直到英国入侵缅甸才结束这一关系。
二是1886年的《中英缅藏条款》。在1824年和1852年，英国两次入侵缅甸并占领了上缅甸地区。1885年，第三次英缅战争爆发，英国迅速占领了缅甸的首都阿瓦（今曼德勒），并俘获了缅甸国王锡袍。清朝政府随即命令驻英公使曾纪泽、总税务司赫德与英国进行分别交涉。这次交涉进展顺利。英国外交部建议将缅甸瓜分，以萨尔温江作为英国和暹罗（今泰国）北部边界，萨尔温江东部和寮国（老挝）归中国统治，而萨尔温江西部则归英国殖民当局统治。中国边境延伸至八莫，中国在伊洛瓦底江拥有航行权。
曾纪泽立即抓住这个机会，建议清朝政府公开宣布对寮国、掸邦等地土司的主权，并同时保持缅甸作为中国的藩属国地位。然而，作为代表中国政府的英国人赫德，因为对中国情况了解深入，从英国的利益出发，坚决反对英国外交部的方案。他私下向英国提议征服整个缅甸，以获取实际利益，并保留朝贡的虚名。他提出了两个具体方案：一个是继续进攻缅甸，强迫缅甸签订条约，未经英国许可不得进行外交活动；另一个是与中国签订协议，保留十年一贡的制度，但要求中国尊重英国在缅甸实施政治改革，并开放云南的一个边境贸易点。英国接受了赫德的建议，缅甸的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英国迅速推进军事行动，1886年，英国宣布缅甸为英属印度的一部分，正式将其纳入英国殖民地。
随后，英国撇开曾纪泽，由驻华公使欧格纳与赫德进行谈判。经过一番谈判，1886年7月24日，中英缅藏条款签订，规定缅甸继续向中国十年一贡，中英双方开始进行勘界工作，并另行商讨通商事宜。该条约实质上承认了英国对缅甸的统治。然而，英国故意未按照条约规定派人进行勘界工作，反而逐步侵占云南边境地区。他们认为拖延勘界工作对英国更有利，因为这样可以进一步占领更多的领土。英国的行动引起了中国的关注和不满。中国政府对英国的侵略行为表示强烈抗议，并坚决要求英国按照条约规定进行勘界工作。然而，英国却故意拖延勘界进程，试图通过逐步侵占云南边境地区来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中国政府对此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维护国家的领土完整和主权。中国派遣了专门的使节团队前往英国，与英国进行严正交涉，要求英国恪守条约，尊重中国的领土和主权。同时，中国加强了对云南边境地区的防卫，派遣军队加强边境巡逻和防御，以确保国家的领土安全。
三是1894年的《续议滇缅界务、商务条款》。1889年，晚清著名外交官薛福成被派往英、法、意、比四国出使，期间他在英国驻留时间最长，并负责与英国进行谈判。在抵达英国后不久，薛福成发现了英国故意搁置多年的中英滇缅交涉旧案，意识到此事的重要性。1891年，他建议清朝政府与英国继续就滇缅界务和商务进行交涉，并自愿担任谈判代表。当时，英国军队入侵腾冲，清朝迅速接受了薛福成的建议，与英国展开交涉。这次交涉的重要成果是签订了中缅之间的第一个边界条约。薛福成是一位具有政治头脑的外交官，他提出了三个原则来划定边界：宜早不宜迟、宜远不宜迩、去虚名求实利。当时，中国边界的许多地方尚未正式划定，西方列强趁机寻找机会侵占中国领土。英国故意拖延勘界，试图逐步占领中国边境的土司地区。薛福成认为英国重视通商而轻视划界，清朝可以以通商为筹码尽早要求英国划界。尽管可能会失去一些土地，但这有利于边境的稳定。薛福成认为任何国家都希望将边界推得越远越好，因此建议以地势险峻的野人山作为中缅的边境。他认为如果让英国人吞并全部野人山，则云南无法守卫。通过艰苦的交涉，薛福成促使英军退出部分已经占领的野人山，从而使北部边界向西推进。
同时，薛福成也是一个务实的外交官，他认为朝贡虚名意义不大，因此同意放弃，并为了尽早达成协议，不拘泥于个别地方的得失。他不再坚持以大金沙江（伊洛瓦底江）为界，放弃了对八莫的主权要求。这种让步阻止了英国印度总督对中缅划界的反对，为最终达成协议奠定了基础。1894年，中英双方最终签订了《续议滇缅界务、商务条款》，但尖高山以北地区未划定边界，为未来的边界纠纷埋下了隐患。然而，作为一个弱国的外交官，薛福成竭尽全力签订了第一个边境条约，这已经是非常不易的。遗憾的是，薛福成于1894年因病早逝，享年仅57岁。对于失去伊洛瓦底江以东和八莫的权利，应将责任归咎于英国的侵略、清政府过度信任赫德以及清朝自身的积贫积弱。
四是1897年《续议缅甸条约》。四是1897年《续议缅甸条约》。在《续议滇缅界务、商务条款》签订之后，英国并未放弃对中国的侵略野心。1895年，法国以干涉还辽有功为理由，强行割夺了中国云南的部分领土。英国认为中国将该地割让给法国而未经英国“同意”，因此要求修改边界条约。1897年，清朝被迫与英国签订了《续议缅甸条约》，将云南的昔马、科干、北丹尼等地划归英属缅甸，并将勐卯三角洲（南坎地区）“永租”给缅甸，英国每年向中国支付1000卢比。1948年缅甸独立后，中国国民政府拒绝接受租金。
五是1941年中缅的划线问题。在此之后，中缅边界问题的部分划定已经完成。然而，由于地理条件和英国的野心，仍存在一些争议的地区。这给了英国进一步入侵的机会。尖高山以北的地区当时双方未能划定界线，中国称之为野人山，因其险峻且人迹罕至，难以到达。1894年，薛福成提议将该地一分为二，但遭到拒绝。因此，当时协议决定将此地以北的边界再次确定。随后，英国趁机派人占领了高黎贡山以西的地区。1911年，英国进一步入侵片马地区（今属云南泸水市），遭到激烈反抗，这就是著名的“片马事件”。英国被迫承认片马、岗房、古浪三寨属于中国，但拒绝撤出，并提出以高黎贡山为界。1926年，英国入侵江心坡地区，遭到当地民众的反抗，这就是“江心坡事件”。1929年，国民政府要求按照1894年条约勘定北界，但遭到英国的拒绝。1934年，英国入侵阿佤山区的岗房、班洪、班老三地，这就是“班洪事件”。1935年，中英双方同意让国际联盟代表伊思林仲裁，伊思林提出了一条有利于英国的边界划定方案，但并未达成协议。1941年，中国正处于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刻，英国以封锁滇缅公路为威胁，迫使国民政府作出让步，将卡瓦山区的72%划归缅甸，班老的全部及班洪的部分也划入缅甸。然而，当时双方并未进行勘界工作。直到1960年，中缅双方才正式签订边界条约，彻底解决了边界问题。北段以高黎贡山为界，缅甸同意将片马、岗房、古浪归还中国；中国同意将勐卯三角洲交还给缅甸，废除“永租”关系；缅甸将班洪、班老部落在1941年以西的地区划归中国，避免这些部落被分割。这一边界条约的签订为中缅两国关系的稳定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英国对云南的侵略和干涉，最主要的后遗症就是造成了中缅之间的一些领土问题。尽管中国和缅甸之间妥善解决了边界分歧，但其实是基于我方做出了大量让步，损失了部分领土。同时，还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当今缅北地区汉人及华人军阀和割据政权的情形。这对中国的边疆安全有极大的风险，目前所出现的电信诈骗就是这一地区频发的事件，充分反应了此区域的治安和治理问题。
三、英国渗透四川省，并以此作为侵略中国西南及西藏的重要根基
近代以来，位于中国西南地区四川西部汉藏结合部的康定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康定地区作为少数民族聚居的西南边疆，成为英国在华进一步侵略扩张的迫切需要，也是当时至关重要的一步行动。自从《中英烟台条约》订立后的次年起，以英国人为主的西方强国的考察者们陆续抵达康定城，企图前往康藏各地进行各种考察。英国外交官入驻四川后已进行了大量调研，从中产生了进一步向康定扩张的需求。1890年中英订立的《烟台条约续增专约》中包含开放四川重庆为商埠的条款，这一条款的出现可以说是“顺理成章”。因此，英国在重庆、成都设立领事馆后，又派遣外交官前往康定，进一步开拓该地区。在已建立的中英外交关系基础上，民国初期英国在四川省所辖的康定设立领事馆分馆，其用意和外交推进的手法也显而易见，即是为了利用外交官身处康藏前沿的特殊优势，进一步考察与搜集情报，直接为英国侵略西藏和整个西南边疆服务。
在历史上，英国人首次进入康定可追溯到1868年，而1913年10月，英帝国在康定设立了领事馆分馆，然而该领事馆于1922年撤销。康定领事馆的设立实际上反映了英国对中国西藏及其整个西南边疆的侵略扩张的历史脉络。英国采用通过实地考察搜集大量情报与外交推进紧密配合的方式，逐步达到侵略和控制西藏以及整个中国西南边疆的最终目的。在这一过程中，英国在康定设立领事分馆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长期经营康藏地区，并充分发挥其领事馆身处藏地前沿的优势，以便进一步搜集所需情报并采取相应的外交手段。这一步骤构成了英帝国侵略西藏以及整个西南边疆的关键性环节。
地缘政治因素在这一觊觎中扮演重要角色。西南边疆地区位于中国的南部，与印度、缅甸、老挝和越南等国接壤，形成了重要的地缘政治区域，而光从外部的进攻势必是单一的，因此，从内部又临近西南边疆的四川省同时突进，对于英国来说是极好的战略选择。作为殖民帝国，英国希望扩展其在亚洲的势力范围，西南边疆地区提供了一个战略位置，可以用于干涉中国的事务以及达成对亚洲的进一步扩张。经济利益也是英国觊觎四川省乃至西南边疆的原因之一。这一地区富含资源，包括茶叶、矿产和其他农产品，对英国的贸易和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英国希望通过控制或干涉四川地区，获得对这些资源的更大访问权。此外，英国还试图通过外交手段在四川乃至西南边疆地区建立自己的影响力，包括与西藏的非法接触和与中国政府就边界问题进行博弈。
在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以英帝国为主的西方列强对中国进行了大规模的侵略活动，涉及不仅涉及新疆、西藏、云南，还涉及相对内地一些的四川。英国特别注重实地考察中国西南广袤、陌生地域，通过详细的调研，积累了充分、准确、可信的情报，并将其与外交手段相结合，以推进对四川和整个西南边疆的扩张行动。一个多世纪前，英国重视通过获取确凿的实际数据作为其对中国扩张的依据，并通过外交手段来实施。如果没有20世纪初中国国内和国际形势发生巨大变化，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英国作为参战国在东方无暇顾及，很难想象，英国是否会在民国初期逼迫中国政府达成一份明文条约，以割让中国西南边疆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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