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中国历史分期问题上的百年大论战，如果要追根溯源的话，陈独秀或许可以称得上是肇始者。日本明治末年，陈独秀多次游学日本，适逢维新运动如火如荼，思想界正在大力批判封建遗毒。但明治维新运动所谓的“封建”已非“封邦建国”的本义，而是日本启蒙思想家仿效法国启蒙运动，对过往的、落后的制度及观念、习俗的统称，他们将德川时代的社会特征概括为封建与锁国。
受其影响，陈认为清政府和德川幕府一样，是当时中国保守、落后、愚昧和反动势力的总代表，是封建制度的总根源。日本明治维新运动推翻德川幕府，铲除封建制度，取得胜利，给陈独秀以精神鼓舞。陈认为中国要走向现代化，也必须打倒满清，于是思考酝酿之后，首次在中国提出了“反封建”的口号。
陈独秀对历史研究并不是很深，只是由于时势的需要借用了日本明治维新运动中“封建”这一概念，事实上，清廷虽然是彼时中国发展的最大障碍，但并非因为封建制，而是源于压抑、窒息社会活力的中央集权专制制度。
1917年，随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在俄国取得胜利，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苏联和中国的“左”派马克思主义者把马克思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观点，发展成了人类社会必然要经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五个阶段的理论体系，后被称为“五阶段论”或“五形态论”。由此在国际国内引起了一场关于人类社会是否要经过这五个阶段的论战。
在中国，讨论的焦点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奴隶社会是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经阶段，二是中国历史上是否存在过奴隶社会。当时，国内有名的史学家几乎都参与了这场论战。郭沫若、吕振羽、翦伯赞、王宜昌、陶希圣、曾蹇等认为奴隶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经阶段，中国历史上存在过奴隶社会，而李季、杜畏之、梅思平、胡秋原、王礼锡、刘兴唐等则坚决予以否认。
1927年，随着托洛茨基被斯大林领导的联共（布）中央全会撤销党内职务并被开除出党，中国国内这场本该是社会史领域的纯学术论战，就不可避免地被赋予了更多的政治色彩。反对中国历史上存在过奴隶社会的学者大多被戴上了“托派”分子的帽子，论战的天平呈现出一边倒的态势。
1930年，郭沫若出版《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首次将中国历史的分期问题同马克思的论述结合起来，提出中国历史可以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四个阶段。
他先引用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那段话：“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然后这样予以诠释：“这儿所说的‘亚细亚的’，是指古代的原始公社社会，‘古典的’是指希腊、罗马的奴隶制，‘封建的’是指欧洲中世纪经济上的行帮制政治表现上的封建诸侯，‘近世资产阶级的’那不用说就是现在的资本制度了。”
对于中国古代社会，他认为，“大抵在西周以前就是所谓‘亚细亚的’原始公社社会，西周是与希腊、罗马奴隶制时代相当，东周以后，特别是秦以后，才真正地进入了封建时代。”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出版，又引起了社会史领域另一场关于封建制度理论的论辩，这场论辩开始于1931年，主要以《读书杂志》为中心展开，郭沫若、吕振羽、范文澜、侯外庐、周谷城、钱穆、梁漱溟等都曾披挂上阵。
由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出版引起的这场论辩，后来由于抗日战争的爆发，暂时划上了一个句号。从结果看，郭沫若的观点得到了大多数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认同。
1938年，斯大林发表《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正式提出，人类历史上先后存在过五种基本类型的生产关系，分别是原始公社制的、奴隶占有制的、封建制的、资本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
斯大林一锤定音，从此以后，“五阶段论”就成了不容质疑的、权威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也因而成为社会主义国家解释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理论框架。
国内时值抗战，马克思主义史学内部关于中国历史上是否存在过奴隶社会的争论也应声偃旗息鼓，“五阶段论”一跃而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研究中国历史分期的指导性纲领。出于抗战和革命现实的需要，国内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研究的主要目标也相应地变成了中国从何时由奴隶社会进入封建社会，以及中国封建社会是怎样长期延续这一类问题。
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新中国成立。1950年代初，国内一度出现“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大好局面，过去因客观原因中断或搁置的问题重新被提了出来。
一开始，史学界讨论的还是中国历史上是否存在过多种“封建”制的问题，不久，中国历史上是否存在过奴隶社会这个问题也被抛了出来。
1957年6月2日，时任南开大学历史系世界史教研室主任的雷海宗教授在天津社会科学学会作了题为《世界史分期与上古中古史中的一些问题》的演讲。雷在演讲中指出：“高度发展的奴隶制度是一个很实际、很严重、很危险的制度，不能视同儿戏，不是想做就能做到的事……世界历史上并没有一个奴隶社会阶段。既然如此，历史上也就没有一个所谓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或转化的问题。”
同年，李鸿哲在《文史哲》杂志第10期发表《“奴隶社会”是否社会发展必经阶段》一文，更是直接表示：“奴隶社会说在理论上站不住脚，不符合历史事实，违背历史唯物主义……不要把它当作一个放诸四海皆准的真理。”
不过，这场论战刚开了个头，就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被掐灭在了萌芽状态之中。二人在随后展开的政治运动中遭到严厉的批判，禁止他们对这个问题发表不同的意见。
客观而言，1920、1930年代和1950年代两次关于中国历史是否存在过奴隶社会的论战，双方都没有拿出十分充足的理由，更谈不上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双方的论辩主要局限在“五阶段”论是不是马克思本人的思想，是不是适合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缺乏对中国历史阶段问题的实际分析。
1978年以后，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代，学术环境的宽松给“五阶段论”的论战复出提供了契机。
1979年，黄现璠在《广西师范大学学报》第2期率先发文《我国民族历史没有奴隶社会的探讨》指出，世界大多数国家是直接从原始社会进入封建社会的，中国没有奴隶社会。他说：“我国殷周不是奴隶社会，而是领主封建社会。”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是欧洲历史分期，译者断章取义，套用公式”，以殷周为奴隶社会，是“套用马克思主义学说，理论公式化，值得商讨。”
黄现璠同时提出，“原始共产主义” 阶段之后的殷商至战国是“领土封建社会”，秦汉至鸦片战争是“地主封建社会”。
随后，张广志、胡钟达、沈长云、何新、贾卫列、朱土兴、陈胜粦等一大批学者，先后纷纷发表文章表示了对“五阶段论”及其被套用在中国历史分期问题上的质疑。其中不仅涉及中国历史是否存在奴隶社会的问题，而且对中国历史上封建社会具体划分阶段，以及中国是否存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问题，都提出了不同意见。
这些学者由于在否定奴隶社会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经阶段，否定中国历史上存在奴隶制这两个问题上，立场一致，遂被称为“无奴派”。
“无奴派”的攻势迅猛，传统的“五阶段论”者毫无还手之力。到1980年代末期，“五阶段论”在学界受到了普遍怀疑。学界在反思之余，开始了对中国历史阶段划分理论体系的新一轮探索。
1988年7月，全国史学理论讨论会在烟台召开，大会讨论主题主要有四个，一是五种生产方式是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吗？二是奴隶社会是人类社会的必经阶段吗？三是划分社会形态的标准及对宏观社会构架的几种设想，四是对中国近、现代社会性质的认识。
进入1990年代，国内史学界有相当一部分学者放弃了传统的“五阶段论”。1999年11月，中国社会形态及相关理论问题学术研讨会在天津召开，会议主要议题有三项：一是关于传统社会形态理论及相关理论的再认识，二是关于中国社会发展形态及演进过程的新思考，三是关于中国历史研究的理论范式与概念系统的新探讨。
张分田、张荣明在《历史研究》2000年第2期发表《中国社会形态及相关理论问题学术研讨会述评》一文，对这次会议研讨情况进行了总结：“许多学者呼吁创建中国学者自己的理论模式。有的学者指出，在世界中世纪史上，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资料最为丰富，应该建立中国人的符合世界历史的理论模式。有的学者主张，跳出各种外来的理论模式，研究中国的特殊性，构架适合中国历史的理论模式。有的学者提出的一种思想很有代表性：当前中国历史研究不仅有理论引进问题，还有理论的‘中国化’或称‘本土化’问题。”
“无奴论”者除了主张不再使用奴隶制、奴隶社会阶段理论外，还强调中国历史的理论体系应该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对封建制度、封建社会的讨论，应该复归“封建”一词“封邦建国”的本意。
这种呼声在进入21世纪后越来越高，质疑秦至清为“封建社会”的意见也产生了越来越广泛的影响。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武汉大学历史系冯天瑜教授。
1990年2月，冯天瑜在《中华文化史》上刊文论及中国的“封建制度”：“时下通用的‘封建制度’是一个需要特别加以辨析的概念，因为它的含义既大异于古来惯称的‘封建’，也颇不同于西方史学界常用的‘封建制度’。”
之后，日知、李慎之、何家栋等，也纷纷撰文表示赞同冯天瑜的意见，并进一步表达了各自的理论思考。
2006年2月冯天瑜出版《“封建”考论》， 将“封建”名实及封建社会、封建制度问题的讨论推向高潮。
首先是武汉大学于同年10月举办了“‘封建社会’再认识研讨会”。接着，在2007年1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经济研究所和《历史研究》编辑部联合举办了“‘封建’社会名实问题与马列主义封建观学术研讨会”，这次会议的参会论文以《“封建”名实问题讨论文集》为书名于次年结集，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8年12月，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苏州大学社会学院和苏州科技学院人文学院在苏州联合召开 “‘封建’与‘封建社会’问题学术研讨会”，参会论文以《中国“封建”社会再认识》为书名于2009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经过十多年的反复讨论、商榷，“封建”的译名问题、“封建”的古今含义不同问题、“封建社会”的名不副实及流播问题等，基本得以廓清，但在对待中国封建社会时段具体划分这个问题上，史学界还是不能达成共识，形成了两派意见。
一派以冯天瑜为代表，认为将秦汉至明清时期的中国称为“封建社会”，既与马克思经典原著中关于“封建社会”的描述不相符合，也与“封建”一词“封地建藩”的本意相违背：“其结果，由于关键术语失准，一部中国历史的宏大叙事，失却了构制网络的坚实纽结。由此出发，史学界长期探讨的‘中国古史分期’‘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分期’‘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中国封建社会为何长期延续’等问题，都缺乏议论得以健康展开所必要的严密的概念坐标系。”（转引自余来明 《〈 “封建” 考论〉：廓清史学核心概念的坚实努力——“封建社会”再认识学术研讨会综述》，《武汉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李根蟠研究员】
另一派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李根蟠为代表，认为不能仅从“封建”是“封邦建国”这个狭义的角度去理解，更应该从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形态演进阶段理论这一广义角度去理解，亦即封建制度是指地主阶级对农民阶级实行专制统治的社会制度。总之，“五阶段论”不能动摇，因为“社会经济形态学说是唯物史观的基石，抽掉这块基石，唯物史观就要倒塌。五种生产方式依次演进的理论是社会经济形态学说在人类历史研究中的具体运用，虽然两者并不完全等同，但确实是密不可分的，如果把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逐一抹杀，社会经济形态学说和唯物史观也就基本上被否定掉了。”（李根蟠：《略谈马列主义的封建观和社会形态观》，《史学月刊》2008年第3期。）
李根蟠等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有不少学者认为，既然秦至清不是封建社会，那把中国近代社会定义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也是不合适的。
另外，把辛亥革命定性为资产阶级革命也是有问题的。原因有二，一是辛亥革命的领导者不是资产阶级，而是一批青年学生、留学生或者国内新式学堂的学生，亦即19世纪末年至20世纪初在中国出现的“共和知识分子”或“平民知识分子”；二是辛亥革命最主要的任务是推翻满族贵族的统治，挽救民族危亡。就此两点而言，辛亥革命的性质是一场共和民主革命。
李根蟠的观点有一定的政治立场，再探讨下去势必影响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统治地位。此后，关于关于“五阶段论”是否适合中国历史分期的讨论逐渐趋于沉寂。
史学界这场长达百年的争论，对当代中国历史文化的宣传和教育产生了重大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影响了中国国家博物馆历史分期布展的指导原则。1988年之前，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前身中国历史博物馆，对“中国通史陈列”采取的是“五阶段论”分阶段布展原则。1988年至1997年，撤销了原来中国通史的顺序，而将陈列文物的原则改成了保持既按社会发展分期，又按朝代排列的陈列体系。
2011年，中国国家博物馆又将“中国通史陈列”改为“古代中国基本陈列”，彻底摒弃按照“五阶段论”划分中国历史阶段的布展原则，按照朝代先后顺序，分为八个时期进行布展。这八个时期分别是远古时期、夏商西周时期、春秋战国时期、秦汉时期、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隋唐五代时期、辽宋夏金元时期和明清时期。
二是直接影响了中学历史教学指导原则，中学历史教学大纲的相关表述出现摇摆不定的情况。从1988年开始， 新的中学历史教学大纲指导原则不再像以往那样，要求表述必须明确各种形态及其进步性，而是提出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强调历史发展规律性的同时，关注历史发展的特殊性。不过，这种表述由于受政治气候的影响，在1990年的大纲中被取消，恢复到了1988年前的表述。但1992年的大纲又回到了1988年的表述模式。
在现行统编教材《中国历史》中，关于秦始皇建立的国家，是用“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国家”来表述的，而在浙江2018年使用的《历史与社会》中，则是用“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大帝国”来表述，不见“封建”二字，甚至在《历史与社会》的整个中国古代史部分，也只字未提“封建”二字。
回顾这场百年大论战，否定“五阶段论”适合中国历史分期的学者，不单是质疑、否定，他们也提出了自己关于中国历史分期的观点或学说，尤其是在1978年以后。
1996年，晁福林提出，中国由原始社会直接进入封建社会，夏商是氏族封建制，西周是宗法封建制，东周及其以后是地主封建制。
2000年，田昌五提出，中国历史可分为洪荒时代、族邦时代和封建帝制时代。
同年，叶文宪提出，中国历史分为酋邦（五帝时期）、封建王国（夏商西周时期）、转型（春秋战国时期）和专制帝国四个时代，其中专制帝国时代又可分为汉民族第一帝国（秦汉魏晋南北朝）、汉民族第二帝国（隋唐）和多民族帝国（宋元明清）三个时期。
2003年，郭沂提出，就社会政治形态的演变而言，中国自有文明以来，经历了圣权时代、王权时代、霸权时代、皇权时代和民权时代五种社会形态和发展阶段；就经济形态演变而言，中国历史可以分为三种形态，即农业社会、农商社会和工商社会。与此相应，社会关系形态可分为三个阶段，即贵族社会、士人社会和公民社会。
郭沂还提出，中国社会意识形态演进经历了四个阶段，分别是宗教时代、宗教人文一体时代、宗教人文独立时代、科学时代，未来将是第五种形态——人文主义时代。
2007年，冯天瑜发文，将中国历史划分为氏族、封建、皇权和共和五个时代，具体细分为原始群和氏族共同体时代（先夏及夏代）、宗法封建时代（商代及西周）、宗法封建解体时代（春秋战国）、皇权时代前期（秦至中唐）、皇权时代后期（中唐至清）、共和时代（民国、人民共和国）。
2017年，焦培民在对上述观点总结后，提出了中国历史分期新的理论观点。他认为，中国历史可分为游群、部落、封建、郡县、共和五个时代。其中，游群时代大致在前200万～前1万年，部落时代大致在前1万～前3000年，封建时代大致在前3000～前221年，郡县时代在前221～1912年，共和时代在1912至现在。
还有很多，限于篇幅，不再一一罗列。总体而言，这些关于中国历史分期的观点或学说，大都缺乏理论应有的高度和深度，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缺陷。如焦培民将中国历史划分为五个时代中的部落时代，他将时间框定在公元前1万～前3000年就有不少问题，从考古学方面观察，公元前4000～前3000年的中国社会是明显高于部落又低于国家形态的酋邦时代。而把公元前3000～前221年划定为封建时代，也是问题多多，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表明中国大地在公元前3000年到夏代之前是封建社会。
仔细考察这场百年大论战，尽管其中掺杂了很多政治因素，但实事求是地说，“五阶段论”的反对者一直未能形成一个能够为学界所认可的、权威的中国历史分期理论体系，这也是其未能从根本上撼动“五阶段论”主导地位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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