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林则徐去世大约30年后，历史的时针已经来到了1880年。而在这一年5月的一天，一位年近古稀的老将骑着高头大马，率领一群队列整齐的大军，向西进发。在这列大军的辎重马队当中，有一辆马车的画风和其他辎重迥然不同，因为上面承载的并不是粮草兵器，而是一口黑色的棺材。这口棺材是一副空棺，它是率领这列大军的领袖——时任清廷钦差大臣、陕甘总督左宗棠为自己准备的。而左宗棠此次之所以抬棺出征的目标，正是那个多年前林则徐曾在湘江夜话中和他反复提及的，令他为之魂牵梦绕的彼方故土、当时已被沙俄侵占多年的新疆伊犁。
为什么林则徐当年还治理得好好的伊犁，如今竟然落入了沙俄手中？要想解释清楚这个问题，我们还得将时间拨回到1865年。
在沙俄和英国的怂恿鼓动下，浩罕汗国（今乌兹别克斯坦）军官阿古柏悍然入侵了我国新疆地区，并在短时间内接连占领了乌鲁木齐、吐鲁番、喀什和阿克苏等地。
阿古柏在新疆的嚣张气焰令沙俄大受鼓舞，后者遂以所谓的“保护侨民”为由，悍然侵占了我伊犁地区，甚至还扬言要直取乌鲁木齐。而英国为了遏制沙俄的扩张势头，将两国在中亚地区的“大博弈”进行到底，也妄图在我新疆境内扶植起一个所谓“缓冲国”傀儡政权，以阻止沙俄势力南下入侵印度次大陆。
在阿古柏、沙俄和英国三股势力的威胁之下，我国西北边疆局势危在旦夕。英国为了能够在我新疆地区顺利建起傀儡伪政权，不惜花大力气去做李鸿章等人的工作，并最终诱使以李鸿章为代表的一批晚清重臣听信英方主张，舍弃塞防以成全海防，变相承认阿古柏侵占我新疆的所谓既成事实，集中国力应对海上威胁。
得知这一情况的左宗棠心急如焚，不顾清廷上下的重重阻力，挺身而出，力主中国塞防应与海防并重，弃疆而求海只会助长西方列强的嚣张气焰，长此以往后患无穷，是妥妥的慢性自杀行为。
在向清廷痛陈利害的过程中，左宗棠引述了原先林则徐所主张的观点，强调“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得益于左宗棠的据理力争，一向糊涂的清廷脑回路终于难得清醒了一把。慈禧最终同意了左宗棠“海陆并重”的国防战略，并于1875年任命左宗棠为陕甘总督兼钦差大臣，负责督办新疆军政要务。
在得到了清廷的首肯之后，左宗棠旋即着手准备西征事宜。新疆地广人稀，荒漠辽阔，一路水粮稀少，左宗棠欲收复新疆失土，粮饷便是首当其冲的大难题。
有道是“筹饷难于筹兵，筹粮难于筹饷，筹转运难于筹粮”。从甘到疆，千里迢迢，西征的进军和补给路线都必须提前规划好。考虑到先头部队的不断深入，后面的补给线势必越拉越长。为解后顾之忧，左宗棠在西征途中便对队伍进行了精简化改革，裁撤冗员，鼓励遣散兵勇就地生产，屯田垦荒，在自给自足的同时，还保障了西征大军的部分粮草供给。
在坐镇肃州指挥期间，左宗棠经过缜密分析，因地制宜，根据当时的新疆局势，制定了“先北后南”和“缓进急战”两条基本作战方针，并且充分利用了三股势力在新疆地区的相互矛盾，集中力量优先攻击阿古柏部。
1876年，眼看兵精粮足，士气正锐，左宗棠遂命令左右下属，兵分两路入疆。西征大军人人奋勇争先，前赴后继，在一次次艰苦卓绝的战斗中挫败了贼军的嚣张气焰和锋芒，历时3年，先后成功收复了迪化（今乌鲁木齐）、吐鲁番、库尔勒、阿克苏、叶尔羌、喀什以及和阗等地。
而在西征军驱逐贼寇的诸多战役里，尤其值得一提的，当属他们收复迪化城的那一战。是役，西征大军所部在六道湾山梁上架起大炮，一炮就把看似牢不可破的迪化城墙给轰塌了。阿古柏贼军哪里见过这样的架势？在西征军锐不可当的兵锋之下，贼军一下子就成了泄气的皮球，溃不成军。西征军见状遂一鼓作气，火速拿下了迪化城。
直到今天，在乌鲁木齐市的水磨沟区，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后世为了纪念当年那段往事而修建的“一炮成功”广场。而我在伊犁参观将军府期间，在这里也看到了当年西征军用来轰击阿古柏贼军的威远将军炮。
据介绍，这款炮的射程可以达到1.5公里。说实话，虽然“威远将军炮”这个名字听着威武，但是它的实际尺寸真心要比我想象中的小好多。就这么小的火炮，当年西征军都能把阿古柏贼军给杀得屁滚尿流，要是让今天的人民陆军穿越回去，摆出我们遥遥领先的各式炮兵武器为左公助阵，我实在不敢想象我们那一仗最后还能打到哪儿去。
待到光绪三年，也就是1877年，在这一年的11月14日，在喀什噶尔以西50公里处的明约路，西征军彻底击败了阿古柏贼军，生擒了阿古柏的妻妾、子女以及一众贼首。次年1月，随着和阗的收复，新疆大部分地区均已重归华夏。从挥师出征到驱逐贼寇，由左宗棠所领导的这次西征大业，前后仅历时两年不到，实际作战时间更是只有短短不到八个月。
考虑当时新疆的基础设施和物质条件，左宗棠所部能够克服重重艰险，兵贵神速，实属不易。对此，甚至就连当时的英国历史学家鲍罗杰（Demetrius·CharLes·BouLger）都忍不住称赞：“这是一支由中国人所领导的中国军队所取得的最光辉的胜利。”
不过，虽然左宗棠所率领的西征军已经在新疆取得了巨大的战果，但是他们此次西征之行的最终目的仍未达到，因为伊犁，这座曾经见证了左宗棠的偶像林则徐的困顿和付出的边陲古城，仍然被沙俄入侵者攥在手里。左宗棠的兵贵神速，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为了借此震慑沙俄入侵者，挫败其妄图久占伊犁的野心，将其重新逼回到谈判桌前。
随着阿古柏部的覆灭，左宗棠兵不血刃收回伊犁的计划本已成功了大半。可遗憾的是，由于清廷代表崇厚的懦弱无能，在我方占尽优势的情况下，他居然擅自与沙俄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里瓦几亚条约》。按照条约上规定，中国不仅要丧失包括伊犁在内的大片新疆领土，而且还要赔偿对方价值500万卢布的赔款。
消息传回北京，崇厚的自作主张令清廷勃然大怒。在派出新任外交代表曾纪泽赴俄继续展开谈判的同时，清廷也密令左宗棠做好两手准备，如果双方谈判破裂，遂令左宗棠率西征军向西开拔，不惜一切代价，收复伊犁。
于是乎，这才有了我们在前面提到的，左宗棠抬棺出征的历史性一幕。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为了收复祖国失土，完成恩公林则徐的毕生夙愿，左宗棠在此行出征之前，还专门发出过一番满怀壮志豪情的英雄感慨：
事实证明，谈判桌上拿不回来的，终究还得从战场上夺回。为左宗棠的抬棺出征所震，沙俄最终不得不同意坐下来重新谈判。经过多轮拉锯，双方最终在1881年签订了《中俄改定条约》。虽然从本质上讲，《中俄改定条约》也是一纸不平等条约，但相较之前的《里瓦几亚条约》，我方代表已是竭尽所能，尽最大努力维护了祖国利益。十几年的骨肉分离，千万人的前赴后继，失散多年的故土伊犁，此刻终于回到了祖国母亲的怀抱之中。
事实证明，林则徐没有看错人，左宗棠就是那个命定要在危急关头挺身而出，为在民族存亡之际留住中华一点火种，而自愿流干自己最后一滴血泪的力挽狂澜之人。
时隔一个世纪之后，当时间来到1983年8月，因为一次意外的机缘，左宗棠的后人见到了我们的开国上将王震。在谈话中，王震将军曾向左宗棠的后人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
对方答道：“没有做大官的。我的祖父和父亲都是四十来岁就去世了。父亲是一个诗人，只有一个叔祖父做过臬台。左家的子弟大都有些先曾祖父的遗风，秉性孤梗刚直，不长于迎合奉承，在旧社会吃不开。”
听到这里，王震将军露出了微笑，说：“我以前和彭老总常开玩笑，说他的脾气有点像左宗棠。我们俩都在西北工作了很长时间。”
王震将军又说：“解放初期，我进军新疆的路线，就是当年左公西征走过的路线。在那条路上，我还看到不少当年种下的‘左公柳’。那条路非常艰苦，可以想见，左公走那条路就更艰苦了。那时，我在兰州遇到过一位老翰林，九十多岁了，他谈起了左公当年进军西北的许多事，可惜没有记下来。左宗棠西征是有功的，否则，祖国西北大好河山很难设想。”
王震将军认为，我们共产党人身为历史唯物主义者。应当历史地看问题，对历史人物要一分为二。“左宗棠一生有功有过，收复新疆的功劳不可泯灭。”王震将军越聊越激动，兴奋之余还忍不住低吟起了左宗棠当年同乡杨昌浚写给他的《恭诵左公西行甘棠》：
看着伊犁将军府里的左公像，我不由得想起了福州市的左宗棠纪念馆。在将军府里逛了半天下来，我突然意识到，在伊犁和福州这两个相隔万里之遥的地方，好像都是同时建有纪念林则徐和左宗棠的塑像与石碑的，而且细究起来，左宗棠去福州主政的时间，甚至要比他收复伊犁的来得还要早。
1866年，在与恩公林则徐湘江一别16年后，年逾五旬的左宗棠终于以闽浙总督的身份来到福州。这是他平生第一次来到林则徐的故乡，除了造福一方百姓之外，左宗棠此行来闽的另一个重要目的，就是立志要完成林则徐生前的遗愿，师夷长技，兴办新式水师学堂，为中国的海防培养出一支足以抵御一切惊涛骇浪的不世之军。
说干就干，左宗棠的奏议很快就得到了清廷的批准，他随后请来法籍人士日意格等人助阵，招兵买马，充实师资力量。并在马尾山下购地 200亩，在兴建新式的造船厂同时，成立了“求是堂艺局”，同步培养造船技术人才和海军指挥人才。
1867年，马尾造船厂建成后搬迁至马尾，求是堂艺局也改名为马尾船政学堂，后又改名福建船政学堂。作为当时中国最著名的近代海军学府之一，福建船政学堂曾先后培育出诸多名垂青史的著名将领，其中包括但不限于：刘步蟾、林永升、叶祖珪、邓世昌，以及，萨镇冰。
萨镇冰生于1859年，逝于1952年。作为中国近现代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元老级人物之一，萨老这一生曾经亲眼见证过诸多大事，其中就有甲午战争、辛亥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等等等等。当然，这里头应该也包括了19世纪7、80年代，左宗棠出师新疆，收复包括伊犁在内的大片华夏故土的那段峥嵘往事。
清廷和沙俄签订《中俄改定条约》的那一年，萨镇冰年仅22岁，正是年轻人朝气蓬勃，血气方刚的岁数。因为自幼家境贫寒，早在少年时期，萨镇冰就不得不放弃科举这条路子，经与林则徐还有左宗棠等人相交甚密的时任船政总理大臣沈葆桢推荐，终于1869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福州船政学堂二期驾驶学堂，时年仅11岁，是船政学堂有史以来入学年龄最小的学生。
1872年，年仅14岁的萨镇冰以第一名的成绩从船政学堂二期驾驶学堂毕业，并于毕业后调入清廷水师，从实习干起。1876年，福建船政遴选首批出国留学生，萨镇冰与刘步蟾、叶祖珪和严复等12名船政同学一同入选，进入英国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学习。4年之后，萨镇冰等人学成归国，并于次年调入南洋水师。
而就在萨镇冰等船政同学在英国求学的这段时间里，他们素未谋面的老校长，福建船政的创始人，时任陕甘总督左宗棠，恰好在祖国西北完成了收复故土的毕生夙愿。待到遂愿之时，彼时距离林则徐的抱憾病逝，已经过去了整整30年，左宗棠也已是六十有九，距离大限之日仅剩4年不到。而方从英国留学归来的萨镇冰，才不过年仅20出头。
从林则徐，到左宗棠，再到萨镇冰；从虎门，到伊犁，再到福州。当我将所有这些历史脉络都串联在一起的时候，那一刻映入我眼帘中的，仿佛就是一部从19世纪初一直跨越到20世纪中叶的、活生生的中国近现代史。
纵观林左萨他们三个人的人生轨迹，我能从中看出一个共同点：都是在内外交困中挣扎了一辈子，少年立志，中年拼搏，晚年抱憾，直至临别之际，才又见到一点点生命中的亮光。
林则徐的亮光是湘江夜话，左宗棠的亮光是收复伊犁，而萨镇冰的亮光则是抗美援朝。
1951年，历经三次战役的艰苦奋斗，我人民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成功进军汉城，年逾90高龄的萨镇冰得知此事，老泪纵横，有感于半个多世纪前的甲午悲歌，当即作诗一首：
1952年4月10日，萨镇冰在福州与世长辞，享年94岁。教员和总理均为其发去了唁电，福建人民政府也为萨老举行了公祭，将其灵柩葬于福州西门外梅亭。
如果照我们今天有些人的眼光来看，1951年的中国国情似乎并不怎么值得乐观，内忧外患仍在，龙依然被困于浅水，国内百废待兴，国际西方掣肘，似乎无论如何也够不上“扬眉吐气”这样的高度评价，哪怕志愿军已经在抗美援朝战场上取得了足以震惊世界的辉煌战果。
但是当我们站在萨镇冰的视角上看待当时的中国，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1951年的中国固然是还是积贫积弱，但相比左宗棠不得不忍辱接受《中俄改定条约》的1881年，相比林则徐因为内外逼迫而不得不远走伊犁的1842年，萨镇冰所经历的1951年，已经足以称得上是一个值得中国人，尤其是经历过近一个世纪的屈辱的中国人激动不已的雪耻之年了。
都说人活一口气，一口气吊得足，往往能传好几甚至是十几代人。新疆人民管这叫坎儿井精神，我觉得这就是愚公精神。一把年纪了还在伊犁修建水利工程的林则徐是愚公，一把年纪了宁可抬着棺材也要收复伊犁的左宗棠是愚公，一把年纪了还会因为志愿军进军汉城这种“事不关己”的事情而激动不已的萨镇冰也是愚公。正是因为这群愚公的百折不挠和至死方休，所以我们才能将前人的那口气给延续到今天，并将它继续延续下去。
冥冥之中，我们这个民族似乎总会是被每一个时代的愚公们给保护得很好。他们不见得比同时代的其他人更位高权重、财雄势大、才高八斗，他们很可能也就是比同时代的其他人多了那么一点点的勇气而已。
但是对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乃至是一个文明的续存来说，很多时候往往差的就是这点勇气。有和没有，最后的结果天差地别。
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都被他们挺过来了，中华民族不仅没有在林左萨这些愚公的肩膀上垮掉，反而还在后来的岁月里，焕发出了超越上下5000年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的夺目光彩。
我就不信，现如今，才区区不过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还能把我们中国人给吓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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