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时,鲜卑远居辽东塞外,东汉初南北匈奴攻战,匈奴力量削弱,鲜卑乘机坐大。东汉光武帝建武三十年(公元54年)鲜卑大人于仇贲率众内归,至洛阳朝贡,受刘秀封王。明帝永平年间,辽东太守支持鲜卑攻杀北匈奴。和帝(公元89-105年)时,窦宪、耿夔击败北匈奴后“铭功封石,倡呼而还”,从此“漠北空矣”1,北疆出现“地缘真空”,半个多世纪后这片真空地带逐渐为鲜卑占据。“自匈奴遁逃,鲜卑强盛。”2鲜卑又纳匈奴残留人口十万余,从中原王廷的属夷逐渐转为东汉王廷劲敌,而“李渊、李世民、李治三代皇帝的亲母都是鲜卑族”3。可以说,李唐王朝的出现恰恰受惠于400多年前东汉治边时无谓打破匈奴和鲜卑西东平衡的严重失误,正因此,李世民在开国之初对汉朝治边失误也有更深的洞察。
前门驱狼,后门进虎。《魏书》说鲜卑首领檀石槐在高柳(今山西阳高县西北)北三百多里弹汗山设立王庭,统一鲜卑各部。此后鲜卑“兵马甚盛,南钞汉边,北拒丁令,东却夫余,西击乌孙,尽据匈奴故地,东西万二千余里,南北七千余里,网罗山川、水泽、盐池甚广”,以至“汉患之”4。
漠北空,鲜卑起;永平三年(公元91年)“北单于复为右校尉耿夔所破,逃亡不知所在”,可能是窦宪意识到北疆战略力量失衡将要产生的危险,复上书“乃上立降者左鹿蠡王阿佟为北单于”5。但为时已晚,帮助窦宪驱走北匈奴的鲜卑人“转徙据其地。匈奴余种留者尚有十余万落,皆自号鲜卑,鲜卑由此渐盛”6。以至于《后汉书》作者范晔指责窦宪“忽经世之规”,朝廷“自后经纶失方”,其错“降及后世,玩为常俗,终于吞噬神乡,丘墟帝宅”7,终至国以三分的悲剧。此后,鲜卑坐大,进驻中原,与汉人融合成为隋唐新人。陈寅恪说:
唐一代三百年间其统治阶级之变迁升降,即是宇文泰“关中本位政策”所鸠合集团之兴衰及其分化。盖宇文泰当日融冶关陇胡汉民族之有武力才智者,以创霸业;而隋唐继其遗产,又扩充之。其皇室及佐命功臣大都西魏以来此关陇集团中的人物,所谓八大柱国家即其代表也。8
历史学者赵文润指出:
秦汉王朝是两个多民族统一的封建王朝。在经历了魏晋南北朝大分裂、大融合的时期以后,隋、唐特别是唐前期,是在更高一个层次上实现了各民族交融、联合的统一王朝。华夏文化广泛吸取了周边各民族文化的精华,成为隋唐文化的又一个重要渊源。之所以会如此,其一,隋炀帝和李唐皇帝都带有鲜卑族的血统。隋文帝杨坚是一位相当鲜卑化了的皇帝,其妻独孤皇后是鲜卑贵族独孤信的女儿,其子杨广很显然具有鲜卑族的血统。唐高祖李渊的祖父李虎,随鲜卑族宇文泰入关立有战功,与李弼、独孤信等为八柱国,赐姓大野氏。李虎的儿子李昞,妻独孤氏,鲜卑族;李昞子李渊,妻窦氏,鲜卑族;李世民妻长孙氏,也是鲜卑族。因此,李渊、李世民、李治三代皇帝的亲母都是鲜卑族,这是毫无疑问的。9
高适是懂政治又了解历史的边塞诗人,他在《登百丈峰》一诗中对前门驱虎、后门进狼,即将匈奴换成鲜卑因而“白忙活一场”的汉朝边疆政策提出尖锐批评。诗曰:
朝登百丈峰,遥望燕支道。汉垒青冥间,胡天白如扫。忆昔霍将军,连年此征讨。勾奴终不灭1,寒山徒草草。唯见鸿雁飞,令人伤怀抱。
明末清初学者唐汝询说出了高适此诗“叹苦战之无益”的主题:
此叹苦战之无益也。言登高而望边境,见汉垒而想去病之北征,其时以为必灭奴而后已,然终果灭乎?狼居胥之封徒草草耳。既无足称,然睹鸿雁之飞而独伤怀抱者,窃有感于传书之事也。夫去病伪功而取封,子卿守节而薄赏,适盖有概于当时矣。2
从汉之后中原王朝更迭走势看,高适及唐汝询——可能受司马迁“是以建功不深”3评价的影响——对武帝反匈奴政策的批评有张冠李戴之嫌,对霍去病及苏武的评价有失公允且过于轻率。因为西汉反击匈奴的战争性质属于自卫,但到东汉和帝时,窦宪、耿夔出击北匈奴并造成“漠北空矣”的举动已超出自卫界限,徒为虚功,向已经衰落的北匈奴炫耀“铭功封石”大汉族武力,实为不智之举。高适将东汉窦宪、耿夔的错误归于霍去病,正如将秦二世之过归于秦始皇,是不合适的。如果不考虑这一点,将高适对西汉治边失误的批评用于东汉,还是正确和有益的认识。
与两汉相似,唐初太宗乃至武周时期的边疆政策还是属于自卫性质,可到玄宗时期,其边疆政策就有好大喜功倾向。基辛格说:“可惜自俾斯麦去职后德国最欠缺的就是节制。”4这话对于唐开元以降的朝廷政治而言,也是适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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