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唐归来
惟有中华

张文木:初唐治边经验与新中国对印度外交的政策选择|2023-12-02

本文刊登在《思想理论战线》2023年第3期
摘要:初唐时期,李世民总结两汉治边经验,提倡节制和慎战的思想。与唐初那种风发进取的诗风不同,玄宗开元时期“政治诗”不再局限于“反映人民疾苦”及一般性地“反战”,而是婉转地对玄宗好大喜功的治边政策提出批评。毛泽东似乎注意到唐初治边思想及其对印度外交的实践,基于这些历史经验及对当时世界政治力量的分析,新中国外交确立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及在这个原则指导下的新中国与印度长期保持友好关系的外交基调。
初唐①贞观年间(627-649年),李世民总结两汉治边经验,提倡节制和慎战的思想。至玄宗开元、天宝年间(714-756),朝廷对外“失之过当”且“不必要之攻战”②多了起来,与此相应,唐诗中一般意义上的“反战”诗也多了起来。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诗歌,尤其边塞诗与唐初那种“纵横计不就,慷概志犹存。杖策竭天子,驱马出关门”③的风发进取的诗风已有不同,唐开元时期的诗歌中的“政治诗”多了起来。不再局限于“反映人民疾苦”及一般地“反战”,而是在用唐开国之初提倡的节制和慎战的思想婉转地对玄宗好大喜功的治边政策提出批评。毛泽东似乎注意到唐初治边思想及其对印度外交的实践,基于这些历史经验及对当时世界政治力量的分析,新中国外交确立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及其指导下的新中国与印度长期保持友好关系的外交基调。
一、唐初节制拓边思想及其诗意表达
1958年,毛泽东在成都主持召开中央会议期间参观杜甫草堂,评价杜甫的诗是“政治诗”④。这就是说,我们不能只从文学的视角阅读唐诗。其实,政治诗是唐诗中的重要内容,需要我们研究战略思想史的学者深入发掘。例如杜甫“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杀人亦有限,列国自有疆”所表达的抓主要矛盾、缩小打击面、节制使用武力、将武力仅用于自卫的思想;再如高适“饷道忽已远,悬军垂欲穷”所表达的则是战略目标不可大于支持这一目标的战略资源以及补给能力的认识。这些都可归入“政治诗”范畴。在汉语的话语体系中,“汉唐”常被一起使用,唐朝的历史与汉朝的历史确有密切的联系。东汉的治边政策是存在严重失误的。西汉反匈奴有功,功在反侵略;东汉尤其是汉和帝及其后的各代反匈奴有过,过在民族压迫。结果匈奴溃败后,更强大的鲜卑族南压而来,将中国北方生生压出了一个“五胡十六国”的大乱局。

西汉时,鲜卑远居辽东塞外,东汉初南北匈奴攻战,匈奴力量削弱,鲜卑乘机坐大。东汉光武帝建武三十年(公元54年)鲜卑大人于仇贲率众内归,至洛阳朝贡,受刘秀封王。明帝永平年间,辽东太守支持鲜卑攻杀北匈奴。和帝(公元89-105年)时,窦宪、耿夔击败北匈奴后“铭功封石,倡呼而还”,从此“漠北空矣”1,北疆出现“地缘真空”,半个多世纪后这片真空地带逐渐为鲜卑占据。“自匈奴遁逃,鲜卑强盛。”2鲜卑又纳匈奴残留人口十万余,从中原王廷的属夷逐渐转为东汉王廷劲敌,而“李渊、李世民、李治三代皇帝的亲母都是鲜卑族”3。可以说,李唐王朝的出现恰恰受惠于400多年前东汉治边时无谓打破匈奴和鲜卑西东平衡的严重失误,正因此,李世民在开国之初对汉朝治边失误也有更深的洞察。

前门驱狼,后门进虎。《魏书》说鲜卑首领檀石槐在高柳(今山西阳高县西北)北三百多里弹汗山设立王庭,统一鲜卑各部。此后鲜卑“兵马甚盛,南钞汉边,北拒丁令,东却夫余,西击乌孙,尽据匈奴故地,东西万二千余里,南北七千余里,网罗山川、水泽、盐池甚广”,以至“汉患之”4。

漠北空,鲜卑起;永平三年(公元91年)“北单于复为右校尉耿夔所破,逃亡不知所在”,可能是窦宪意识到北疆战略力量失衡将要产生的危险,复上书“乃上立降者左鹿蠡王阿佟为北单于”5。但为时已晚,帮助窦宪驱走北匈奴的鲜卑人“转徙据其地。匈奴余种留者尚有十余万落,皆自号鲜卑,鲜卑由此渐盛”6。以至于《后汉书》作者范晔指责窦宪“忽经世之规”,朝廷“自后经纶失方”,其错“降及后世,玩为常俗,终于吞噬神乡,丘墟帝宅”7,终至国以三分的悲剧。此后,鲜卑坐大,进驻中原,与汉人融合成为隋唐新人。陈寅恪说:

唐一代三百年间其统治阶级之变迁升降,即是宇文泰“关中本位政策”所鸠合集团之兴衰及其分化。盖宇文泰当日融冶关陇胡汉民族之有武力才智者,以创霸业;而隋唐继其遗产,又扩充之。其皇室及佐命功臣大都西魏以来此关陇集团中的人物,所谓八大柱国家即其代表也。8

历史学者赵文润指出:

秦汉王朝是两个多民族统一的封建王朝。在经历了魏晋南北朝大分裂、大融合的时期以后,隋、唐特别是唐前期,是在更高一个层次上实现了各民族交融、联合的统一王朝。华夏文化广泛吸取了周边各民族文化的精华,成为隋唐文化的又一个重要渊源。之所以会如此,其一,隋炀帝和李唐皇帝都带有鲜卑族的血统。隋文帝杨坚是一位相当鲜卑化了的皇帝,其妻独孤皇后是鲜卑贵族独孤信的女儿,其子杨广很显然具有鲜卑族的血统。唐高祖李渊的祖父李虎,随鲜卑族宇文泰入关立有战功,与李弼、独孤信等为八柱国,赐姓大野氏。李虎的儿子李昞,妻独孤氏,鲜卑族;李昞子李渊,妻窦氏,鲜卑族;李世民妻长孙氏,也是鲜卑族。因此,李渊、李世民、李治三代皇帝的亲母都是鲜卑族,这是毫无疑问的。9

高适是懂政治又了解历史的边塞诗人,他在《登百丈峰》一诗中对前门驱虎、后门进狼,即将匈奴换成鲜卑因而“白忙活一场”的汉朝边疆政策提出尖锐批评。诗曰:

朝登百丈峰,遥望燕支道。汉垒青冥间,胡天白如扫。忆昔霍将军,连年此征讨。勾奴终不灭1,寒山徒草草。唯见鸿雁飞,令人伤怀抱。

明末清初学者唐汝询说出了高适此诗“叹苦战之无益”的主题:

此叹苦战之无益也。言登高而望边境,见汉垒而想去病之北征,其时以为必灭奴而后已,然终果灭乎?狼居胥之封徒草草耳。既无足称,然睹鸿雁之飞而独伤怀抱者,窃有感于传书之事也。夫去病伪功而取封,子卿守节而薄赏,适盖有概于当时矣。2

从汉之后中原王朝更迭走势看,高适及唐汝询——可能受司马迁“是以建功不深”3评价的影响——对武帝反匈奴政策的批评有张冠李戴之嫌,对霍去病及苏武的评价有失公允且过于轻率。因为西汉反击匈奴的战争性质属于自卫,但到东汉和帝时,窦宪、耿夔出击北匈奴并造成“漠北空矣”的举动已超出自卫界限,徒为虚功,向已经衰落的北匈奴炫耀“铭功封石”大汉族武力,实为不智之举。高适将东汉窦宪、耿夔的错误归于霍去病,正如将秦二世之过归于秦始皇,是不合适的。如果不考虑这一点,将高适对西汉治边失误的批评用于东汉,还是正确和有益的认识。

与两汉相似,唐初太宗乃至武周时期的边疆政策还是属于自卫性质,可到玄宗时期,其边疆政策就有好大喜功倾向。基辛格说:“可惜自俾斯麦去职后德国最欠缺的就是节制。”4这话对于唐开元以降的朝廷政治而言,也是适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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