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国际局势风云变幻之际，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在《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了一篇万字长文，题目叫做“美国力量的来源：改变世界的外交政策”。
他是希拉里旧部，在希拉里担任国务卿期间任副幕僚长兼政策规划主任（相当于中国的副秘书长兼政策研究室主任），曾陪同希拉里到访过112个国家和地区。
奥巴马第二任期里，沙利文担任过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和拜登副总统国家安全顾问，拜登上台后，沙利文和布林肯成为其外交政策领域的“左膀右臂”。
沙利文本人熟稔中东事务，曾在伊朗核谈判中发挥过重要作用；在对华政策层面，他高度重视印度的作用，据说被新德里的一些媒体称为“印度的基辛格”。
沙利文和拜登在会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后，乌克兰基辅，2023年2月
接下来谈谈沙利文文章的主要观点，以及笔者个人的一些理解。
沙利文认为当前美国外交政策正处于一个转折点，现在做出的决定将对未来产生巨大影响，具体到当下面临的问题，可以简单概括为“相互依存时代的竞争”。
文章回忆了1990年代和“911事件”之后的那段时间，当时由于美国在军事和经济领域的绝对优势，因此并未发生激烈的大国竞争。
然而现在后冷战时代已经彻底结束，战略竞争愈演愈烈，几乎触及到国际政治的方方面面——不仅仅是军事领域。
这样一个《混乱的大国时代》正使全球经济复杂化，旧的假设和结构必须进行调整。
沙利文回顾了上个时代美国曾经犯下的战略错误，他这样讲道：
“由于美国军方没有同等级别的对手，作为对911事件的回应，华盛顿专注于非国家行为者（恐怖分子），并未把重点放在改善其战略地位和寻求对竞争者的军事优势上。美国的官员们还在很大程度上认为，世界将团结起来应对共同危机，就像2008年金融危机时所做的那样。”
沙利文认为，冷战结束后的历届美国政府低估了投资对于国内经济活力的重要性。
在苏联解体、“历史终结”的欢呼中，美国精英们断言地缘政治竞争将让位于经济一体化，他们认为加入国际经济体系的新国家将调整其政策以遵守规则。
然而结果事与愿违，美国经济出现了令人担忧的脆弱性，虽然总量层面蓬勃发展，但在表面之下，很多关键领域、尤其是制造业领域都被掏空了，中产阶级受到了打击。
因为这种战略误判，使得美国的力量相对来说被削弱了，尽管美国仍然是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但一些最重要的肌肉萎缩了，缺乏对大国战争的准备（《中美对战争的准备》）。
作为民主党政府的核心官员，沙利文还严厉批评了特朗普时期的政策：
“随着唐纳德·特朗普的当选，美国有了这样一位总统，他认为联盟是一种地缘政治福利，他在北京和莫斯科的庆祝中破坏了美国的联盟，他没有采取行动塑造国际秩序，而是退出了国际秩序。”
批评前几届政府并不是目的，主要用意自然是突出拜登。
沙利文以拨乱反正的口吻描绘了拜登时期的外交政策，称拜登总统不仅决心修复美国在联盟及全世界的领导地位，还要追求长期目标，以应对当今之挑战。
他认为拜登外交政策的本质是奠定美国实力的新基础，使美国能够更好地保护自身利益和价值观，并塑造一个对美国有利的新时代。
回顾过去三年多事件，拜登的确高度重视联盟的力量，他试图用地缘政治威胁的方式引导盟友增大国防等领域的投入，以减轻美国自身压力。
拜登任内不仅团结了欧盟，吸纳瑞典和芬兰加入北约，还拉拢了印度，巩固了美日韩三边同盟，有所欠缺之处主要是丢掉了阿富汗以及在中东地区影响力下降。
国内经济方面，沙利文以竞选宣传式的口吻吹捧了所谓的“拜登经济学”，称拜登总统优先投资于国内的创新和工业实力，颁布了几十年来影响最深远的《基础设施投资和就业法案》、《CHIPS和科学法案》以及《降低通胀法案》。
沙利文强调了美国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生物技术、清洁能源和半导体领域的新突破，同时宣誓将通过新的出口管制和投资规则来保护美国的优势和安全。
除此之外，沙利文还提到了十分关键的一点：近几十年来，美国的关键矿产供应链严重依赖不可预测的海外市场，其中许多市场由中国主导。
为了避免受制于人，拜登政府正在努力与半导体、医药和生物技术、关键矿物和电池等重要行业的伙伴和盟友建立有弹性、持久的供应链。
分析人士认为“Bidenomics（拜登经济性）”这一口号存在很大风险，如果美国通胀回升、经济衰退迹象重现，共和党人将获得一个完美的攻击点。
统一战线方面，沙利文认为美国应该重视全球南方国家的诉求。
世界大部分地区并不忙于地缘政治竞争，多数国家都希望找到可靠的合作伙伴来解决发展问题，对于它们来说，美国做的不是太多而是太少。
很长一段时间里，美国将主要精力聚焦在发达国家、中国以及中东产油国身上，忽视了广大亚非拉国家，蓦然回首，才发现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大多数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并与之建立起紧密的经贸联系。
因此我们看到，拜登时期美国非常重视对全球南方国家的外交。
除了捧在手心里的印度外，近几年美国连续举办了与东盟国家峰会、与太平洋岛国峰会、与非洲国家峰会等，高调支持非盟加入二十国集团（G20），还勾勒了一个所谓的“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廊”。
当然，由于美国政府的预算高度受制于国会，且掌控财权的众议院由共和党把控，所以拜登其实拿不出来太多的资金支持与发展中国家的项目，宣传意味浓厚一些。
作为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也在文章中为拜登任内的“败笔”做了辩护，他这样写道：
“拜登总统决心结束美国历史上最长的战争——阿富汗战争。这无疑是痛苦的，特别是对阿富汗人民以及在那里服役的美军和其他人员而言，但这却是让美军为未来挑战做好准备的必要条件。”
“其中一项挑战来得比我们预期的都要快，即2022年2月24日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如果美国仍在阿富汗作战，俄罗斯现在很可能会尽其所能帮助塔利班将华盛顿牵制在那里，阻止其将注意力集中到乌克兰身上。”
沙利文提到的这点很有趣，如果阿富汗战争没有提前结束，普京在发动对乌军事行动前估计会提供部分资源给塔利班，让其发挥牵制的作用。
由此不难体会，聚焦状态的大国更具威慑力，更容易在关键时刻做出有力回应。
只不过沙利文的逻辑似乎有点问题——美国的确是关闭了在阿富汗的场子，可现如今又新开了乌克兰与以色列两局，且都有成为泥潭战的架势，这对于美国同中国的战略竞争来说显然是不利的。
为了打消读者的顾虑，沙利文在文章中一边强调“我们在乌克兰的做法是可持续的”，一边称“中东危机并没有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即美国需要为战略竞争的新时代做好准备，特别是通过威慑和应对大国的威胁”。
对于同中国的关系，沙利文指出：即将到来的竞争时代将不同于以往所经历的任何事情。
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的欧洲竞争主要是大国和中等强国之间的区域安全竞争，最终均以灾难告终（《百年争霸》）。
冷战是在两个相互依存程度非常低的超级大国之间进行的，美国领导的西方联盟相对于苏联有着压倒性优势，并获得了最终的胜利。
今天的竞争有着根本不同，美国和中国在经济上是相互依存的，这场竞争是真正的全球性竞争，但不是零和博弈。
“我们经常被问到美国与中国竞争的最终状态，我们预计，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仍将是世界舞台上的主要参与者。美国寻求一个自由、开放、繁荣和安全的国际秩序，一个保护美国及其盟友利益并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秩序，但并不期望出现像苏联解体那样的变革性最终状态。”
“我们担心中国利用美国的开放性、利用美国的技术来对付美国及其盟国，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寻求去风险和多样化，而不是脱钩。我们希望通过集中限制来保护目标数量的敏感技术，从而创建一些人所说的‘小院高墙’。”
文章结尾部分，沙利文称美国已经达到了二战后所承担全球角色的第三阶段。
在第一阶段，美国的主要目标是遏制苏联（《美国的“外儒内法”》）。
在第二阶段，由于美国没有了竞争对手，克林顿、小布什和奥巴马政府试图扩大美国领导下的国际秩序，在关键问题上与中国、俄罗斯等主要国家建立起合作模式。
现在美国身处第三阶段，正在为一个相互依存和跨国挑战的新竞争时期进行调整，尚未达到稳定平衡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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