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期间，教员在内部会议的一段讲话，被收在《毛选》第三卷里面。
有些同志不顾战争的需要，单纯地强调政府应施“仁政”，这是错误的观点。抗日战争如果不胜利，“仁政”不过是施在日本帝国主义身上，于人民是不相干的。反过来，人民负担虽然一时有些重，但是战胜了政府和军队的难关，支持了抗日战争，打败了敌人，人民就有好日子过，这个才是革命政府的大仁政。——1942年12月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当时的有些干部，割裂了抗战需要和人民负担的联系，认为人民的负担太重了，认为应该减少赋税。
但现实却是，抗战本就是人民战争，人民已经被发动起来，对实现民族独立有迫切的需要。
人民对边区经济困难有目共睹，即使多负担一些，也可以理解。而且他们也明白，只要打败了敌人，生活就会变好。
所以教员在会上提醒，许多事情当然要量力而行，但更要避免的是只看眼下、不顾大局。
换在如今，由于国际形势出现变化，经济发展不得已进行换道，出现困难在所难免。这时就有声音说要国退民进，把更多的资源用来刺激消费，打出来的旗号类似于当时，也就是对民间实施“仁政”。
但事实上，我们已经在消费领域打出去很多弹药了，实际效果已经证明，这条路走不通。
有些声音还在要求市场优先，认为应该把发展交给市场，表示内部面临地方债难题，国际上的投资难难见回报，应该减少干预和扩张。
首先要明确，我们的经济基础，不是私人资本，而是国有经济，以及其背后强大的党政体制。
私人资本运作的最大动力，是为股东增值谋利，而国有经济却不必随利润起舞，只用跟政策的指挥棒行动。
因此一旦政策确定，瞄准方向，国有经济便可集中发力，扭转不利，熨平波谷。
而私人资本却要有确定的增长预期，经济前景不明朗时，它只会观望等待，而不会下场救火。
换句话说，私人资本可以锦上添花，但不能雪中送炭。
如今全球形势的不确定性上升，再将刺激内需摆在头号位置已经不现实，国有经济必须出来护盘，趟出一条新路，发挥扛鼎作用。
如同教员在抗日战争最吃劲的时候，把高级领导干部们召集起来，提醒这些指战员不困于眼前、不止于歇脚，更要胸怀大局、坚持到底。
迎难而上，为的不是眼前的“一亩三分地”，而是整个局面的主导权。
国际上有很多正反方面的经验。大萧条期间，美国的罗斯福实施新政，政府主导投资，实行了实际上的计划经济，由政府重组原本由私人资本主导的生产和消费。
大量的劳动力被安排从事战时生产，计划经济的体制优势充分体现，失业最终被解决，持续的高增长也终于到来。
与之相对应的是上世纪后期的苏联。陷入缓和逻辑的执政团队，不仅主动降低了增长目标，还听信了自由专家的建言，以为单纯依靠市场，就能提高运转效率。
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苏共更是全面放弃了国家计划和干预，导致经济陷入混乱，运转全面崩溃。
目前这个阶段，很难再保持高速发展，这是客观规律决定的。而只有发挥体制优势，把有限的资源集中起来，实行国家干预和引导，实现科技突破，方是长久之计。
众声喧哗中，一定要找到哪个是主要矛盾，哪个是次要矛盾。
1937年抗日战争刚爆发，教员完成了《矛盾论》
任何过程如果有多数矛盾存在的话，其中必定有一种是主要的，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其他则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因此，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小到个人，大到集体，每当迷惘的时候，不妨安静下来，稳住自己，回归大局大势，然后把有限的资源调配到主要任务，坚持下去。
130年前，万马齐喑之时，天降伟人，在他和他的团队带领下，整个中国的命运得以扭转；
130年后，我们又来到了十字路口，而万幸的是，我们可以传承他的智慧，能在昏暗中找到方向；
缅怀过去，是为了保持清醒，是为了找到正确的道路，继续前行。
我们有幸生活在这片土地，每当危机之时，总有最勇敢的人挺身而出，为我们的民族勇挑重担。
而我们每个人，也要在回望中找到久违的勇气，在微光中看到突围的希望。
不念过往，不惧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