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次毛泽东130年诞辰，有些内容没有写完，今天补充一下。
我写过不少关于毛泽东的文字，建国之前关于井冈山、长征、陕北的内容较多，建国之后的内容系统性地写在《不被理解的毛泽东》中。实际上就我本人来说，很多时候都在想1925年与1926年的事儿。
咱们都知道，毛泽东首先是一个平凡的人（开局只是农民），然后才蜕变成为历史巨人。这个过程中，肯定经历过顿悟。说起顿悟，大家通常把目光聚焦在思想领域。比较典型的例子便是王阳明，他人生顿悟的节点非常明晰。实际上如果仔细研究历史，便会发现几乎所有的大人物（如那些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等），都有人生顿悟的过程。
所谓顿悟，就是思想上的质变，完成认知维度上的跃迁。毛泽东本人集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与文学家于一身，必然也经历过顿悟蜕变的节点。然而在现有的文字中，很少有文字探索他在思想上的顿悟节点。
按照历史上的惯例，思想顿悟肯定在行为蜕变之前。再以王阳明为例，完成顿悟之后，再教书或平叛都变得游刃有余。如果观察毛泽东本人，他在行为实践中蜕变为历史巨人的过程中有几个关键点：
其一，秋收起义失败之后，把队伍带上井冈山，中途进行三湾改编、一举奠定了工业文明周期中国军人的强大基因，从而蜕变成顶级军事家。
其二，井冈山根据地建设时期，通过一系列探索实践，给中国革命和组织建设指明了奋斗方向，并初步完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而蜕变成顶级政治家。
其三，在长征的关键时刻，通过建议改道贵州、召开遵义会议、指挥四渡赤水等关键性动作，挽救了组织和中国革命的同时，也确立了自己的领导地位。
但这些只是行为实践。在思想中，他肯定在实践蜕变之前就完成了人生顿悟。他在1927年的人生实践中，完成了军事家和政治家的蜕变，所以思想顿悟肯定更早。
当然要确定时间节点并不是很容易，因为秋收起义发生在1927年下半年，按照正常推论，他的思想顿悟有可能发生在1927年的上半年。
然而1927年上半年发生的一件事证明，他大概率在1927年之前就完成了思想顿悟。
那件事便是1927年春，毛泽东在湖南考察农民运动。从1月4日开始，他先后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农民运动；随后把考察成果写成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那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大事情，意味着有人第一次尝试通过科学视角考察农民运动，把农民运动视为拯救国家的一个基础（与之前农民起义与农民战争有本质的区别）。
按照立体史观大周期律的逻辑，此前的农民起义与农民战争，都是农耕文明阶段自我更迭的驱动力；但这套在工业文明阶段行不通。所以近代以来，传统的农民运动与农民战争无法解决中国的困局。但是如果把传统的农民运动和农民战争和现代思想结合在一起，就具备了非常强大的战斗力。
纵观毛泽东一生，我认为考察湖南农民运动，是毛泽东思想顿悟之后第一个行为蜕变的标志性动作。在那个时代，马克思主义者都忙着照搬苏联模板搞工人运动、但效果不及预期；传统的精英都在按照传统的思维救亡图存，屡战屡败。那时的毛泽东，既是马列主义革命者，也是传统思想文化集大成者。所以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可以很清晰地看到把马列主义的世界观和中国农民运动相结合的尝试。如果没有经历思想顿悟，毛泽东不会如此主动而积极地做那个事情。
正是有了尝试把马列主义世界观和中国传统农民运动结合这个大前提，才会有1927年下半年蜕变为军事家和政治家的关键性实践。所以我经常想1925年和1926年的那些事情，我认为他有着极大概率是在那段时间内完成了思想层面的顿悟。
顿悟之前，毛泽东的人生经历，除少年农村时光之外，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即蓉漂、北漂和沪漂。
蓉漂，即长沙求学和战斗的经历，周期跨度比较长，经历比较曲折丰富，所遇困境不少，但大多被青春豪情掩盖了。
北漂，即北京漂泊的那段时间，经历过挤大通铺、当图书管理员，艰辛程度不下于如今的北漂们，但他总是能平静应对、从不焦虑。
沪漂，充满波澜壮阔的色彩。北漂时，他经常去上海。1919年就去过两次，第一次是3月份，五四运动之前；第二次是12月份，五四运动之后。1920年5月，毛泽东第三次去上海，走了25天，中途还把仅有的一双鞋子弄丢了。可见他的沪漂生涯起点也不高。但是接下来几年，他很快便到了一个巅峰。
1921年那场历史性的大会，他成了组织的创始人之一。
1923年开三大，他成了五个中央局成员之一，并帮助陈独秀推动国共合作。
1924年国民党开一大，39号席上坐着湖南代表毛泽东，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蒋介石以“列席”的身份参加此次会议，地位不如毛泽东高，但随后出任黄埔校长。
短短几年时间，他就从沪漂变成了国共双方的高级领导。那时他在上海居住在慕尔鸣路（今茂名路）甲秀里7号（现威海路583弄云兰坊7号），距环龙路44号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不过1公里。端午节前后，杨开慧和她的母亲带着毛岸英与毛岸青来到上海，他们一家一直住到1924年底。那是一个关键性的节点。
如果毛泽东愿意一直游走于国共之间，高官厚禄不会缺乏、财务自由自然也不在话下。但是在1924年底的时候，他放弃了在上海的一切，回到老家湖南。这能否说明，在他放弃上海花花世界的一切之时已经完成了思想顿悟？答曰，大概率没有，因为离开上海之后，他并没有和国民党划分界限，而是继续在国民党系统内工作，直到国民党开始搞分裂。
离开上海之后，毛泽东就把目光转向农民运动。注意，这里是转向，并没有如考察湖南农民运动时那般，拿出成熟的系统思维。我个人认为，促使他真正完成思想顿悟的是另外两个标志性事件。
成为革命者之前，毛泽东就是知识分子。他在蓉漂那会儿就写下了《心之力》，开篇就说“宇宙即我心，我心即宇宙”，有着很浓烈的传统理学风韵。
成为革命者之后，毛泽东就把笔杆子当武器来用。驱赶军阀张敬饶那会儿，文章写得非常犀利。但也就是在那个过程中，毛泽东发现了笔杆子的不足。
1925年，离开大上海之后，毛泽东当选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当时国共合作，大革命搞得轰轰烈烈。在中宣部长位置上的毛泽东，可以说拥有了革命者笔杆子的顶级资源。他创刊并主编了国民党中宣部的《政治周报》，也颇具影响力。然而他很快发现，即便这样的顶级笔杆子生活，无法解决中国面临的实际问题。
当他发现笔杆子无论如何也无法解决问题时，思想深处的剧变肯定在加速酝酿。正是在这个背景下，他写下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5年2月）一文。这篇文章在我看来非常重要。因为毛泽东在文章中所展示的方法论，就是通过近现代哲学思想分析中国社会。比方说文章开篇就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然后他分析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只有分清敌友才能解决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的问题，才能制定正确的路线。毛泽东从分析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入手，认清了各阶级不同的政治态度。
对我来说，这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是他在思想层面完成顿悟的一个关键性见证，不再拘泥于马列主义，也不拘泥于传统的精英救国的手段。
就在毛泽东发现笔杆子缺陷的过程中，逐渐认知到枪杆子的重要性。
国共合作推动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但本质上来说共产党这边是吃亏的。因为共产党主要领导人如陈独秀等，都是大知识分子，玩笔杆子的；枪杆子都落到了国民党手中。
举个简单的例子，国民党一大时（1924年），蒋介石只是列席，地位还没有毛泽东高。但随着他接任黄埔校长，带领黄埔师生为骨干的队伍东征西讨；仅仅两年的时间，到1926年1月的国民党二大时，已经成了核心人物。其中的关键就是，蒋介石掌握了枪杆子。随后的两年，蒋介石完成了北伐，到1928年完成了理论上的统一。
在国民党二大，蒋介石成为国民党新核心之后，毛泽东就开始呼吁枪杆子的重要性。1926年3月，毛泽东写下《纪念巴黎公社的重要意义》一文。他在总结巴黎公社失败的原因时提到：（一）没有一个统一的集中的有纪律的党作指挥。（二）对敌人太妥协太仁慈——我们对敌人仁慈，便是对同志残忍。
后来的局势充分证明了毛泽东的预见性。就在他这篇《纪念巴黎公社的重要意义》发表不久，蒋介石便搞出了中山舰事件，国民党右派开始对国共合作进行破坏。到1927年春，更是开始了丧心病狂的清党。
这篇文字非常重要，他既强调了党指挥枪的重要性，同时也强调了枪杆子的重要性。一年之后的八七会议上，他论证了“枪杆子出政权”的思想，很多思路都源自于这篇《纪念巴黎公社的重要意义》。当一个书生知识分子，从思想深处认识到枪杆子重要时，那么他的思想中一定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变化（这里提一嘴，这个过程中，周恩来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具体见《不被理解的毛泽东》）。
说了这么多，更像一种考证。有人可能觉得这种考证没啥价值。但我认为，历史巨人的人生顿悟，至少对我来说有着非同寻常的借鉴意义。对我来说，这个世界上，杰出人物的顿悟过程不仅如绝美风景一样让人心旷神怡，也如锦绣文章一样让人浮想联翩，更有一种神秘莫测之感让人无限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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