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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叔杂谈:中国经济学家不能只提哈耶克,不提斯蒂格里茨 |2024-01-08

1)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密切相关。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占主导地位的市场经济思想,这里面存在明显的“钟摆效应”。

2)从1776年亚当·斯密发表《国富论》开始,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被发现、被鼓吹,甚至被“神化”。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很多西方经济学家都在论证,市场如何在优化资源配置中有着巨大的优越性、政府为什么对经济活动的干预越少越好。事后来看,这种“放任自流”的市场经济思想,与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在兴起和发展阶段的经济利益和政治诉求密切相关。

3)但是,“放任自流”的市场经济很快暴露出各种问题,包括工人面临恶劣的工作环境、超常的工作时长和微薄的工资收入,也包括一些资本主义企业在追逐利润的过程中唯利是图,他们坑蒙拐骗、偷工减料、破坏环境。这才有了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以及马克斯主义的兴起,其目标就是要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一个更正义、更公平的社会。

4)1929-1933年的“大萧条”,从另一个方面暴露出了“自由放任”市场经济的严重缺陷——市场不仅不是万能的,还极不稳定,“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导致社会在繁荣和萧条之间来回震荡,每一次都给全社会带来巨大的灾难。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主张政府积极干预经济的凯恩斯主义,作为一种新的市场经济思想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5)最能体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市场经济思想“钟摆效应”的,是哈耶克本人。1920年,哈耶克在与凯恩斯的争论中败下阵来,失去了一流经济学家的地位。但是,上世纪7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严重的“滞胀”问题,凯恩斯主义对此束手无策。这个时候,以哈耶克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思想终于登上了历史舞台,哈耶克本人也在1974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6)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思想在全世界大行其道,尤其是英国撒切尔政府和美国里根政府,均大力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倡导私有化,放松国家对经济的管制。

7)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初,东欧巨变中,原来的社会主义国家纷纷向市场经济转型,之后,苏联解体,加上中国和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向市场经济转型并取得巨大成功,让市场经济思想如日中天,其影响达到历史巅峰。

8)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特朗普主义”的兴起等,让人们再次认识到“市场并非万能的”。这一次,最能体现这种从“新自由主义”到“市场怀疑论”转变的,是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

斯蒂格利茨在上世纪90年代曾担任美国克林顿政府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他虽然主张政府采取措施促进充分就业、消除极端不平等,但是,他整体上仍认为市场虽然有时无效,但依然是好的,政府虽然有好心,但经常好心办坏事。这一思想与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和《致命的自负》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对政府干预经济活动的反对和不信任,完全一脉相承。

但是,随着美国贫富分化问题愈来愈严重,斯蒂格利茨最近几年出的书,包括《不平等的代价》和《美国真相》,都对新自由主义在美国造成的严重问题提出了批评。他认为,第一,在美国经济制度中,市场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因为它既无效率也不稳定;第二,美国的政治体制并没有纠正市场失灵;第三,美国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在根本上都是不公平的,导致1%的人占据了全社会大多数的财富。

9)今天,美英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思想的反思还不彻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优越性还需要逐渐体现出来。此时此刻,全世界缺乏一种享有广泛共识的市场经济思想。在中国,温铁军提出了“去依附”理论,林毅夫提出了新结构经济学,他们以中国等广大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为中心,积极探索新的市场经济经验,这也是对西方中心主义框架下西方经济学的一种反思和解构。

10)此时此刻,中国国内有一些思想和职业成长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在不知不觉中成为哈耶克和新自由主义忠实信徒的经济学家,在新自由主义已经面临巨大现实失败的时候,不是像斯蒂格利茨一样去探索新的理论,而是继续坚持新自由主义那一套东西,鼓吹“市场万能”,这是他们的局限和悲哀。时至今日,在中国社会依然有人拿着亚当·斯密、哈耶克等人鼓吹“市场万能”的只言片语,迷惑了很多人,这完全是一种“刻舟求剑”的做法。

人类探索最佳经济治理方式的步伐不会停止,其中的核心问题便是,如何处理好“市场”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到底什么才是最佳?现在还没有定论,但是,斯蒂格利茨明显比哈耶克在理论的探索方面前进了一大步。理想的状况也许是中国近年来提出的——“有效市场、有为政府”,但要在现实中做到这一点,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另外,虽然在西方资本主国家,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占主导地位的市场经济思想,而且,一种旧时代的市场经济思想往往被新时代的现实所挑战、被新时代的思想和理论所代替,但是,每一种市场经济思想在特定条件下依然有其可取的地方,我们关键是把那些理论发挥作用的限定条件和假设搞清楚,从而实现批判式继承,而不是全盘否定。

根据“钟摆效应”,在2008年的“大衰退”之后,新自由主义就应该被批判、被取代,但是,现实却是,美国经济在经历了后危机时代几年的徘徊后,再次恢复了增长,尤其是美国金融市场眼下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美国真的解决了新自由主义的内在各种缺陷了吗?大厦将倾的新自由主义从哪里获得了一支“强心剂”?美联储的量化宽松到底是“神奇的魔法”还是掩盖和推迟危机爆发的“障眼法”?后面,我会尝试再做一些解读。

让我非常失望的是,对于这些基本的经济问题,中国的经济学家在面向大众进行解释方面做得非常差,甚至一些“大名鼎鼎”的中国经济学家,依然在向不明真相的社会大众兜售哈耶克那一套错误的东西。

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们,什么时候能找到自己的脊梁骨?什么时候能找回自己独立工作的大脑和眼睛?什么时候能不再做西方各种理论和思想的“传声筒”?什么时候能基于中国传统和当下实践,提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原创性理论、思想、见解和主张?这些问题是时候该好好回答一下了。

一家之言,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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