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8日，是周恩来总理逝世48周年纪念日。
周恩来，这是一个令人感到温暖的名字。
他一位近乎于完美的人，在外交、统战、情报等战线上，他都堪称统帅。本文的“统帅”，没有政治涵意，是表达一种敬意。
周恩来将一生都献给了国家和人民，一身正气，两袖清风。
他对党的忠诚、对国家的忠诚、对革命的忠诚、对婚姻的忠诚，都堪称是世间楷模，这也是他魅力之所在。
1924年，周恩来从欧洲归国，以他的个人能力，如果想要追求高官厚禄，可以轻轻松松地得到这一切，但他选择了革命。
周恩来投身中国革命，最初的搭档是蒋介石，历史就是这么有趣。
1924年9月，周恩来抵达广州。10月，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兼宣传部长。11月，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蒋介石是校长。
周恩来到黄埔军校任职，是因廖仲恺的邀请，当时他只有26岁。
后来他与蒋介石分道扬镳。
周恩来站在了人民一边，为建立新中国立下了不朽功勋。
蒋介石站在了压迫者一边，最终只能在小岛上苟延残喘。
周恩来从事着危险的事业–革命，稍有差池便是人头落地。仿佛冥冥之中有一种好运总是与他相伴，当然，这也是国家的幸运。
在革命事业中，他又创建并领导着最危险的工作–秘密战线。
在1927的“412反革命大屠杀”之前，中共其实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情报工作，最重要的两个机构是组织和宣传。
周恩来参与情报工作，最初是在国共合作时期。
1924年底，周恩来在黄埔军校任职后，1925年8月，邓颖超来到广州。
8月8日，两人在广州太平餐馆西餐厅举行婚礼。张治中、何应钦、钱大钧、恽代英、熊雄、陈赓、李富春等人参加了婚礼。蒋介石当时因为鼻血流不停，在医院躺着，错过了酒席。
婚礼后不到两周，8月20日就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国的暗杀事件。
当天上午，廖仲凯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大门口下车时遭人刺杀，一时间广州城内阴云密布，仿佛有一场血战马上要打响。
汪精卫（国府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许崇智（粤军总司令）、蒋介石紧急组成了“特别委员会”调查此案。
周恩来、陈赓则与国民党侦查机关一起负责具体行动，他们从现场一把手枪一路查到了胡汉民堂弟胡毅生的身上。
但汪精卫做出了“胡汉民只负政治责任，不负法律责任”的结论，安排胡汉民去苏联“考察”，此案便不了了之。
周恩来从“廖案”中意识到建立情报和保卫机构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因为国民党反动派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但陈独秀对此却并不积极。
1926年9月，陈赓、顾顺章、陆留等人被派往苏联，学习这方面工作。
1927年11月9日-14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上海召开，为了应对“白色恐怖”正式成立了中央特科。
1928年11月，中央成立特委，由特委领导特科。
特委由向忠发（总书记）、周恩来（实际领导人，制定工作原则和方式），顾顺章（负责特科行动）组成。
特科之下分设四个科：总务科、情报科、行动科（红队锄奸）、通讯科。分别称为一科、二科、三科、四科。
一科：洪扬生（1927-1931）陈云（1931-1932）康生（1932-1933），之后还有其它四位。
二科：陈赓（1928-1931）潘汉年（1931-1933）王世英（1933-1935）
三科：顾顺章（1927-1931）康生（1931-1933）邝惠安，王世英（1933-1935）
四科：李强（后改组取消）
李克农、胡底、钱壮飞三人与陈赓联系，由周恩来单线指挥，所以1931年顾顺章叛变后，他知道中统内部有卧底，但不知是谁。
周恩来为秘密工作制定了细之又细的工作制度。
比如，在上海的中共要人出门不能携带任何文件、穿着打扮不能显眼、机关之间联络由交通员负责、交通员必须与常人无异……
低调，一定要低调。一得瑟就有杀身之祸，顾顺章就是在汉口太得瑟了，去大街上变魔术，才被人认出的。
周恩来制定了如此严格的工作纪律，他自己就能先做到以身作则。
周恩来在上海经常更换住处。不仅住址要换，名字也要换，有的房子租来，只住一个月就搬家。平时别说看电影消遣，连串门访友也是绝对禁止，白天基本不出门，夜间十点后化妆出行，清晨六点前回来。
特科能在上海一片白色恐怖当中坚持工作，离不开周恩来出色的领导能力和组织能力。
周恩来还在租界巡捕房、华界警局、宪兵队、律师所、青红帮、烟花柳巷……都安插了眼线，尽力做到社会阶层全覆盖。
更神奇的是，周恩来还能将卧底安插到国民党的情报机关，中统徐恩曾的三个特派员：上海杨登瀛，武汉蔡孟坚，开封黄凯。其中杨登瀛就是特科的情报人员。
杨登瀛不但没有暴露，还不断升官，组建了一张高效有力的情报网。
宋再生，1926年入党，后成为上海警备司令部司令熊式辉的政治密查员，叛徒去告密，等于送死。
杨度，鼓吹袁世凯称帝的”筹安会六君子“之一，入党是周恩来亲自批准的。单线联系。以杨度的交际面，无论军阀、政客、官场的信息他都能弄到，杨度还是杜月笙的密友。
如果不是顾顺章叛变，特科必会有更大的成绩。
1931年4月24日，顾顺章被捕叛变，中共中央机关和人员面临灭顶之灾，周恩来在接到钱壮飞十万火急的情报后，在第一时间有条不紊地安排了大转移。
聂荣臻元帅回忆说:“恩来同志亲自领导了这一工作。把中央所有办事机关进行了转移，所有与顾顺章熟悉的领导同志都搬了家，所有与顾顺章有联系的关系都切断。这两三天里，我们紧张极了……”
由于“战果”远远没有达到蒋介石的预期，顾顺章与杨虎（淞沪警备司令）建立特别小组，顾顺章最想抓到的人就是周恩来。
在顾顺章的指导下，上海每条大街都设立了一部专门电话，确保在目标人物出现后，警察和特工能在五分钟时间内赶到。
每一家宾馆、浴场、舞厅都安排了24小时不间断的耳目，观察可疑人物。
为防止周恩来转移到南京、天津、北平、武汉，顾顺章又要求在这些城市复制他的方法。
结果，顾顺章耗费了国民党大量人力物力，还是找不到周恩来。
实际上，周恩来去了苏区，1931年12月上旬，周恩来从上海十六铺码头秘密出发，坐轮船到汕头，再由广东同志护送到闽西汀州（长汀），最后胜利到达江西苏区。
顾顺章以为周恩来不敢冒险进入国民党防范极其严密的苏区，但他算错了。
周恩来一走，上海的问题就来了。盛忠亮、李竹声等领导人就不再遵守原有的保密工作原则和纪律，向忠发之前甚至养起了小老婆。
他们出门活动，担心记性不好，还要把对方的地址写在纸条里，塞进口袋。
闭门开会，觉得天黑回去不便，几个人就住在同一间屋子里。
有时还穿欧洲手工皮鞋，进口的皮箱子到街上。
个人生活与工作混在一起， 有人还将绝密文件长期放置于家中。
平时还要去看电影、泡澡。
如此儿戏，以为国民党抓不到你？
1931年6月22日，向忠发被捕后，立刻招供，6月24日，被国民党枪毙，可见他招供得有多么彻底，哪怕留一点秘密，都不至于马上被杀。蒋介石发来“刀下留人”的电报都来不及。
1934年，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盛忠亮被捕，立刻叛变，后来去了台湾。
同年，中共上海中央局书记李竹声被捕，他在上海扛了一阵，被押到南京后叛变。
因为他们将周恩来制定的保密纪律视若无物，才会被人屡屡一锅端，还害死了很多同志，比如无线电学员和译员。
本来中央机关在顾顺章叛变后就该转移到苏区，但直到1932年12月3日，王明才在莫斯科决定将中央机关，团中央机关、红色工会转移到苏区。
因为向忠发、盛忠亮、李竹声等人既无能力，又无纪律，容易受王明控制，所以把中央机关放在上海，有利于王明向苏区发号施令，排挤毛泽东。
中央转移了，他还要将盛忠亮、李竹声留在上海接受他的遥控。
周恩来离开上海后，特科由陈云、康生、潘汉年等人集体负责，工作进入了另一个时期，但他们管不了李竹声这些“布尔什维克”。
同时，周恩来成立了北京特科，由陈赓负责，与东北军联系。
遵义会议之后，毛主席成为了情报系统最高决策人，情报工作开始与军事行动有了紧密联系。
1937到1949年，周恩来负责国统区情报工作。战略情报、军情情报是这一时期的重点，单线联系的主要人物有阎宝航、熊向晖等。
并且周恩来早已经在台湾布局，然而因为海峡相隔，进出不便，蔡孝乾叛变后，台湾地下工作网络被摧毁，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
后人应当谨记牺牲在台湾的地下工作者的名字，总有一天，我们会在台湾祭奠他们的英灵。
周恩来领导的中共秘密战线是一个无形的战场，但斗争的激烈程度丝毫不亚于真正的战场，周恩来的贡献无法估量。
看看现在，美国CIA、英国军情六处不是还在中国搞三搞四吗？它们的任务就是破坏中国的稳定和安宁。
斗争仍然激烈……
向那些秘密战线上的英雄们致敬！向周恩来总理致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