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公元900年，大唐光化三年的秋天，天气有点凉。
十月初九日，出身贫苦而又相貌丑陋的镇东军节度使静静地跪在自己的府邸外，迎接皇帝的使臣来取自己的形图（画像）。
为了感谢这个小名叫做婆留的功臣对风雨飘摇的大唐王朝做出的杰出贡献，唐昭宗李晔下令将其画像悬入凌烟阁，与唐初二十四功臣一起面北而立，享受顶级VIP的表彰与荣耀。
唐昭宗不会想到，他是倒数第四个进入凌烟阁的大臣。七年之后，唐帝国以及凌烟阁永远地消失在了地球上，而婆留为了保境安民，接受了亲手埋葬唐王朝的朱温的册封，是为吴越王。婆留有个大名，叫做钱镠（liu，二声）。除了留下那句流传千古的“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他对历史的最大贡献，是传下了个无比牛逼的后代。
就是他的三十三代孙和他的伙伴们改变了今天的中国和世界。
这位第三十三代孙的名字，叫做钱学森。
贰
钱学森年轻时，是个很牛逼的大帅哥。
年轻时的钱学森
1929年，钱学森一路砍瓜切菜，以第三名的成绩考取当时的国立交通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攻读铁道机械工程专业，梦想成为一名铁路工程师。
据说大神上课时都是坐在最后一排，从不听课，偷偷摸摸看自己喜欢的学术专著（我那会只知道看金庸），在别的同学通宵达旦复习都未必及格的时候，钱学神轻轻松松九十分。1934年8月，以第一名成绩从上海交大机械学院毕业的钱学森，乘坐火车来到当时的首都南京，考取一年一度的“庚子赔款奖学金”。然而可能由于前面砍得太猛，菜刀卷刃，大神此次发挥严重失常，各门成绩均不理想，而向来擅长数学的钱学森，数学竟然没及格（这就尴尬了）。唯独一门课程“航空工程”拿了87分。
钱学森本科毕业证书
帅哥的运气，一般都不错的，时任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兼物理系主任的叶企孙在确定人选时，注意到钱学森虽然其它学科不好，但是“航空工程”这门课程考了87分的高分，认为钱学森是有志于“航空工程”的学习，于是破格录取了钱学森（其实我更认为当时实在没什么人才可挑了）。就这样，登上“杰克逊总统号”邮轮的钱学森，奔赴万里之外的美国（长得帅又手气好，哼！）。
怀揣着菜刀与梦想，踏上了“连空气都香甜”的美国，学霸继续砍瓜切菜，仅仅只在麻省理工学院学习了一年，就带上了飞机机械工程硕士的方尖帽。
钱学森的硕士学位证书和博士学位证书
因为学工程一定要到工厂实习，而美国航空工厂不欢迎中国人，钱学森决定转向航空理论。在获得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硕士学位后，1936年，25岁的学霸拎着一把牙刷，从波士顿斜穿整个美国来到洛杉矶，拜下了“超声速时代之父”的冯·卡门的山头，日后两人成为震惊航空界的一对天才师徒。
冯卡门
在加州理工学院，学神加入了冯·卡门麾下的一个学生课外兴趣小组——“火箭俱乐部”，成为五位创始人之一，NASA旗下著名的喷气动力实验室的淫威从此散发。
1942年，在恩师冯·卡门的极力担保下，手握菜刀，呃，不对，是手握中华民国护照的钱学森获得“国家安全认可”，获准参加所有涉及陆军、海军、陆军航空部、国防部和科学研究发展办公室的最高级别保密内容，他在美国的火箭研制工作中做出了重大贡献。1944年2月，喷气推进实验室成立，冯•卡门任主任，钱学森担任火箭研究理论组组长，开始研究代号“列兵A”的火箭武器。1945年时，德国战败，五角大楼派出一支顶尖科学家组成的先头部队去德国“提审”德国火箭专家。德语良好的钱学森，受命审讯了当时德国最核心的科学家。其中包括导师冯·卡门的导师普朗特，以及德国的“火箭之王”，V-1、V-2火箭的总设计师冯·布劳恩，相当于当年火箭宇宙的二代目和三代目联手审讯一代目。
这次审讯使一代目交出了部分顶尖火箭专业知识，二代止和三代目慢慢吸收和消化了这本秘籍。而且三代目懂德语，消化得应该更快一些。
二战结束以后，1947年5月，35岁的钱学森成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历史上最年轻的正教授之一。同年9月，钱学森和女高音歌唱家蒋英在上海结婚（真是晚婚啊）。
1948年，古根海姆基金会决定在加州理工学院和普林斯顿大学新建两个喷气推进研究中心，两所大学都邀请钱学森担任新中心主任，加州理工学院的新校长李·杜布里奇亲自致函邀请。1949年夏天，钱学森带着家人回到加州理工学院，担任戈达德讲座教授，兼古根海姆喷气推进研究中心主任。
如果不是冷战铁幕的开启，或许这位已经出入五角大楼多年的中国人，真的会像德国人冯·布劳恩那样，成为美国接下来的太空竞赛中一位至关重要的科学家。
但是历史很快一把推开了钱学森，由于担任了加州理工学院的喷气推进研究中心主任，钱学森将从事更多需要安全许可才能进行的工作，他在二战期间以非公民的身份参与军方的研究工作，是通过获得战争期间的特殊移民与安全许可才得以进行的。
美国政府一直要求从事机密工作的人具有美国公民的身份，具有特殊安全许可的外国永久居民在达到成为公民申请条件的时候也会被建议或要求成为美国公民。因此，在1945年4月5日，钱学森在离开波士顿以前向联邦法院递交了加入美国国籍的申请。
此时蒋介石的南京还没丢，我军占领上海也是一个月以后的事情，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还要六个月。因此，当钱学森递交申请的时候并没有看到新中国的成立。此时的美国国内麦卡锡主义横行，政府大肆清理共产党，部分最优秀科学家的职业由此受到摧残，钱学森就是其中之一。在加州理工学院读书期间，钱学森和马林纳等曾参加一个哲学、音乐和艺术小组的活动。1950年，他却因此被指控为美国共产党员，并突然被吊销了从事机密研究工作的安全执照，他的绝大部分研究工作因此被中断。
钱学森决定立即启程回国，但美国移民局却扣押了他的行李。9月9日，FBI秘密警察逮捕了钱学森，将他关在特米那岛拘留所，两周时间内钱学森体重下降30磅，精神折磨和肉体折磨双重施压，要他承认与共产党联系外逃事实。在拘留所里狱卒每十五分钟用大探照灯照射钱学森一次，根本不让休息。在李·杜布里奇校长等的大力营救下，他以1.5万美元被保释，在走出拘留所后，钱学森已经不会说话了。
之后是长达5年的软禁。据说扣留5年的理由是，他所掌握的机密5年后就过时了（德国一代目秘籍？）。1955年6月的一天，蒋英巧妙地将钱学森给前辈陈叔通的一封信，夹在给比利时妹妹蒋华的家书中，投进了信箱。
钱学森的亲笔信
以这封信为依据，1955年8月1日，在日内瓦召开的中美大使级会议上，受周恩来总理指示，王炳南大使与美国大使亚历克西斯·约翰逊举行大使级谈判。8月15日，钱学森接到美国政府通知：他可以回国了。
1955年9月17日，在洛杉矶码头，钱学森放弃了年薪10万美金的优厚待遇（那时在纽约200平方米的豪华住宅只需要11万美元，而一辆劳斯莱斯也只有2万美元），和妻子蒋英带着两个孩子登上克里夫兰总统号轮船，启程回国。临行前，海军次长金贝尔和加州理工学院校长杜布里奇亲自登门拜访，劝说钱学森不要回国，金贝尔承诺只要钱学森留下来，立刻解决国籍问题，并且可以继续从事最高机密级别的科研工作，被关怕了的钱学森断然拒绝。
杜布里奇问钱学森，一个空气动力学家回到农业社会能干什么。钱学森说，种苹果也行。金贝尔后来说：
| 放钱学森回中国，是美国当时做过的最愚蠢的事。
叁
1957年9月7日，由聂荣臻任团长的“中国政府工业代表团”，乘专机从北京南苑机场飞赴苏联（是北京那个又破又小的机场吗？）。10月15日，中苏代表团在苏联国防部大楼举行签字仪式，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关于生产新式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以及在中国建立综合性原子能工业的协定》（这么长，累死我了），这是两国历史上有名的《国防新技术协定》，也称为《10月15日协定》。
短短3年，由于中苏交恶，苏联撕毁协议，撤走了所有援华的科学技术人员和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正在帮助中方进行核武器研究的苏联科学家，也很快被苏联政府强行安排撤离。中国科研人员在整理苏联专家留下的资料时，发现了一份绝密电文。密电是一名对中国非常友好的苏联专家留下的，他在电文中写道：我们离开了，但你们还有王淦昌。
1930年，在钱学森还在交大梦想成为铁路工程师的时候，已经从清华大学毕业的王淦昌考取了德国柏林大学威廉皇家化学研究所，继续研究生学习，师从著名核物理学家莱斯·梅特纳，1934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先后任教山东大学和浙江大学，在战乱中的浙大教书14年。
年轻时的王淦昌，整个军工逆袭系列出镜的都帅得不行
1931年，王淦昌在德国就读研究生期间，提出可能发现中子的试验设想，1932年英国快男科学家查德威克按此思路，抢先一步进行试验发现了中子并获得诺贝尔奖，王淦昌第一次与诺贝尔物理学奖擦肩而过。
1941年，王淦昌在《关于探测中微子的一个建议》的论文中提出，通过轻原子核俘获K壳层电子释放中微子时产生的反冲中微子的创造性实验方法。半年后，美国快男科学家阿伦就根据他提出的这个方案，又抢先一步确切地证实了中微子的存在。王淦昌第二次与诺贝尔物理学奖擦肩而过。
1956年9月，王淦昌作为中国的代表，到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任研究员，从事基本粒子研究。1959年和1960年间，王淦昌领导的物理小组率先发现了一种反物质———反西格马负超子。但是王淦昌突然失踪，反西格马负超子的诺奖申请因无人牵头而放弃。此时，苏联专家的突然撤出导致我国的核研究团队遭到架空，王淦昌在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的研究工作正好接近尾声，他突然接到国内发来的紧急指令，临危受命，赶回祖国。
刘杰部长向他转达了党中央的决定，要他三天之内到核武器研究所报到，即刻参与中国原子弹的研究工作，化名王京的王淦昌随着解放军的军车，一路颠簸着向西北大漠的罗布泊挺进，目标只有一个：核武器研制工程。
随着王淦昌一起颠簸的，还有毕业于英国爱丁堡大学理论物理系的彭桓武（师从德国理论物理学家马克思·玻恩）和郭永怀（钱学森的同门师兄弟）。这三个人共同构成了中国核武器研制最初的三大支柱，王淦昌负责核物理实验学，彭桓武负责核理论物理学，郭咏怀负责原子弹弹体设计和引爆方式等一系列空气动力学。他们还有两个学生也和他们一起来到了茫茫大漠，一个是被人称为娃娃博士的邓稼先，一个是后来被称为中国氢弹之父的于敏。
五位未来的大师在大西北的军车里颠得吐了一路，他们穿过茫茫戈壁，顺着血色残阳一路向西，五个人都没有想到，这一去，就是好多年。
肆
钱学森回来当然不是种苹果的。
钱学森回国后，国家每月发给钱学森的工资大约300元，由于缺乏储蓄观念，钱学霸各种买买买，仅半个月就花光了所有的钱（我翻了下资料，当时的300元够40人一个月的生活费，钱学霸是拿钱买飞机了？），无奈之下钱学森从朋友那里借钱度过了后半个月，这才避免挨饿。
1956年2月，钱学森给国务院写了《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自此，我国的导弹研制被正式提上了议事日程。10月，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1957年2月，钱学森被任命为导弹研究院院长，同年12月，苏联的P-2导弹运抵满洲里，钱学森派出了三年拿到美国密歇根大学硕士和博士学位的任新民，执行了接装的绝密任务。
1958年8月，科技人员在结束了“P-2”导弹的图纸、技术资料的翻译和复制工作时，突然发现没有发动机试车及试车台资料。苏联专家组长施尼亚金不顾国内警告，多次指导任新民进行试车台的研制工作。1960年10月17日，成功地进行“P-2”导弹发动机的90秒典型试车。由于7月28号，苏联撕毁协定，中方从苏联购买的导弹发动机零部件全部不能交付。钱学森决定改变思路，以现有条件重新制定系统，不再追求单项技术的先进性，但求总体设计的合理性，充分利用东北工厂，以总体设计负责对各个分系统的技术协调，提升改造现有的工业技术。
本来由苏联方面提供的导弹液氧被转交给吉林化肥厂，就在不久前，苏联专家组长契尔柯夫对液氧化验报告不屑一顾：“我们苏联的液氧是专门生产火箭推进剂的工厂生产的，你们是化肥厂生产的，让人不放心。”苏联专家走后，中央决定，用国产燃料发射导弹。11月5日9时整，随着一声“点火”的口令，“东风一号”导弹喷射出一团烈焰，从发射塔上拔地而起，直刺苍穹，沿着预定弹道向目标飞去。10分钟后，590公里外的弹着区向首区报告：弹头准确落在理论弹着点附近。东风1号短程地地弹道导弹发射成功。
东风一号导弹，好像一支铅笔
有了一号就有二号，五院决定以东风1号为基础，放大发动机和弹体结构，将射程从600千米提升到1300千米。在经历了无数通宵达旦和废寝忘食后，第一枚东风-2号在立项一年零四个月后就顺利出厂了。1962年3月21日，东风2号从酒泉发射场发射升空，然而起飞后导弹很快失控，坠毁在距离塔架仅600米的戈壁中，炸出了一个直径30米的大坑。所有参试人员都傻了。东风2号导弹的总设计师林津围着导弹炸出的大坑转圈，流着泪说：
|这个坑是我的，我准备埋在这里了。
东风二号导弹
3月22日，钱学森带领国防部五院技术人员奔赴发射基地，带领大家勘察现场，顶着戈壁的苦寒收集残骸，分析故障原因。面对队伍低落的士气，钱学森说：
|我在美国，每写一篇重要的论文，成稿没几页，可是底稿却装了满满一柜子，科学试验如果能够次次成功，那又何必试验呢？
经过三个月的分析研究，钱学森领导的故障分析小组，对事故原因进行了全面总结。随后，经过改进的东风2号导弹又生产出来。6月29日7时，东风二号导弹试射成功。7月9日和11日，又连续发射两发全程，均获得圆满成功。
在发射前，发生了一点意外，按惯例产品出厂前要完成装配、测试工作。其中惯性制导系统平台上的4个陀螺应完成精确装配后，再拆下来重新包装运输。由于时间紧，车间师傅找钱学森的学生——导弹型号总体设计室主任商量：“4个陀螺是同一批次生产的，第一个能装上，其他3个应该没问题。是不是可以不装了？”这个年轻人觉得有一定道理，便同意了。没想到在发射场装配时，有个陀螺却怎么也装不上，只好立即向钱学森报告。钱学森听了汇报后没有批评他，而是亲自来到现场察看。钱学森问：
|工厂的师傅到了吗？
学生说，还没有。钱学森拽过一把椅子坐了下来，学生也默默站在钱学森身后，从下午一点到凌晨四点，钱学森坐在那里默默看着工厂师傅磨样装配，一句话不说，直到装配完毕，钱学森也是一言不发，冷着脸走出发射场。
他的学生在钱学森走后痛哭不已。
这位痛哭的男子，就是后来的中国卫星之父——孙家栋。
伍
刚刚开始建设的核基地条件极为艰苦，3200米的海拔让很多人高原反应不断。
王淦昌背着氧气袋，坚持深入到车间、实验室和试验场地，去了解情况和指导工作，兴致勃勃地和大家讨论问题，常常一起工作到深夜。对每个技术、数据和实验的准备工作，他都一丝不苟严格把关，保证了一次次实验获得成功。作为第一颗原子弹冷实验的总指挥，大到实验方案的设计、数据资料的收集整理分析，小到实验场每只雷管的安装，王淦昌都亲自督阵甚至动手，要求大家做到“万无一失”。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前，已57岁的王淦昌亲自坐着吊车，到爆炸塔顶对装置进行验收，看雷管是否插到位、探头安装是否可靠、电源是否全接通……这边实验做的如火如荼，那边理论计算霹雳啪啦，彭桓武邓稼先他们当时所拥有计算工具是一台运算速度只有每秒一万次的苏制乌拉尔计算机和一些电动及手摇计算器,甚至还有老祖宗留下的算盘。理论部的青年同志们在邓稼先他们的领导下,日复一日进行着庞大的数据计算。为了验证苏联专家在华期间讲过的一个关键数据,邓稼先进行了9次运算,每算一遍要有几万个网点.每个网点要解五六个方程,计算出的草稿纸和计算机打孔纸带装麻袋堆了一屋子,经冬历夏斗转星移,终于得出了准确的数据,推翻了老外的数据。
到1961年末,理论计算已经基本完成：中国首颗原子弹将采用铀235和内爆方式，这比美、苏等国的第一颗原子弹有很大的进步。当时是三年困难时期，大家都吃不饱，邓稼先岳父是民主人士，搞来粮票，买来饼干给大伙吃才没饿倒，在这种情况下，原子弹的理论设计还是完成了，这就好比有了正确的图纸，试制原子弹就进入了攻坚阶段。
邓稼先他们好歹还能坐在屋里，而郭永怀试验的场地多在室外。西北气候变化无常，最低气温零下30多度。为了在严寒的环境中做试验，参试人员都必须穿上老羊皮制成的空军地勤服。但是，专为空军设计的地勤服尺码偏小，郭永怀却身材瘦高，地勤服没有他能穿的尺寸。靶区空旷的戈壁滩上，没有座椅，也没有帐篷，郭永怀和参试人员通常一站就是一天。
中午，大家用开水把已经冻冰的馒头泡软，就着咸菜就是一顿午饭。晚上回到基地，往往已是深夜。由于郭永怀他们长期失踪，郭永怀媳妇李佩不满，老公干啥去了一概不知，一气之下，把一家三口的合影剪碎了。
有意思的是，在科学家们搞研究的时候，工人们也搞起了会战，由于原子弹的核心部件是一个铀球，在没有数控机床的年代里，纯靠手工操作的难度可想而知。一时间，戈壁滩上汇集着来自全国各地的2000多名车工进行技术比武擂台赛。可那时只有一台球面机床，刀具磨损快，常使加工精度达不到要求。核心部件的贵重也对加工者提出了非常高的技术要求。在美国，一公斤的铀235价值为15.36万美元，一旦弄坏一个核心部件，就等于毁掉大家几年的劳动成果。当时是六级车工的原公浦加入了技术比武的行列。在半年的时间里，经原公浦加工过的铁球堆成了小山。核心部件的加工精度要求相当严格，误差不超过一根头发丝的几分之一。
最后的三刀要求核心部件的精确度必须达到小数点后三位数，车好了，大功告成，若是车坏了，核心部件前功尽弃。
1964年4月30日的午夜，原公浦在屏息中三刀车完，车完后，原公浦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后背湿透，几乎瘫在地上，由于过度兴奋，两只手收不住地颤抖。
因为这关键的三刀，原公浦被大家亲切地叫做“原三刀”。直到今天，原公浦在做自我介绍的时候，依然会说：
|我姓原，原子弹的原。
1964年10月16日下午，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左边三人从左至右：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右边中间是邓稼先
但此时，“两弹结合”仍是一个梦想。因为装到导弹上的核弹头，比起核航弹来，体积和重量都要大大缩小，要求也更加复杂和苛刻，研制难度很大。聂荣臻提议钱学森和钱三强共同主持这项工作。仅用一年多的时间，就解决了导弹和核弹头结合的问题。下一步试验是一项只能成功不许失败的试验。
当初，美国、苏联搞类似试验，都是把弹头打到国土以外荒无人烟的海岛上，但中国只能打在自己的国土上，稍有差错，就相当于在自己的头上扔下一颗原子弹，将伤及祖国和人民。顶着这样的压力，钱学森在基地上连续工作了100多天。1966年10月27日，经894千米的飞行，核弹头在新疆罗布泊核试验场的靶区上空569米的预定高度爆炸，爆炸威力为1.2万吨梯恩梯当量。
此后，中国政府再也没有进行导弹与核弹头结合发射试验。
原子弹理论设计完成以后，邓稼先又奉聂帅的命令,带领九院理论部的同志，开始了氢弹设计理论的工作。接到任务以后，邓稼先和于敏他们就立即投入紧张的工作当中。在邓稼先的同事之中，于敏是和他工作时间最长的一个，邓稼先是理论部主任，于敏是副主任，两人在长期的工作中配合默契。邓稼先是胖子，于敏谢顶很早，所以人们常说他们两人是一个身子两个脑袋，胖子和秃子紧忙活一阵，就要搞事了!
由于氢弹更加复杂，所以有更多的理论计算数据，当时国内只有2台每秒运算5万次的计算机，一台在中科院计算所，另一台在上海华东计算所。于敏1965年9月去上海，利用那里的计算机经过了近百个日日夜夜的奋战，终于取得了氢弹从原理到结构的理论方案。
邓稼先和于敏（邓老照片显瘦）
正当人们兴高采烈，准备进行氢弹实验时，文革大乱突如其来。
1966年，郭永怀的妻子李佩被打成“特务”，开始接受日复一日的隔离审查。女儿郭芹被派往内蒙古插队。王淦昌被称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活命哲学”，“扰乱军心”，罪名多得连他自己都数不过来。甚至同情和支持王淦昌的人，也被抓起来，还用假枪毙逼吓，要他交代与王淦昌的关系。邓稼先和于敏组团下放到到青海221基地办学习班，天天交代各种莫须有的问题，直到杨振宁回国才把邓稼先拯救出来。连钱学森在庐山会议上说错了话都差点被揪出去批斗。大批功勋科学家遭到不公正待遇。可是他们怀揣以身许国的梦想，并没有抱怨，依然牵挂着为之努力和奋斗的事业。
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最初这颗氢弹的设计代号为1100,自重1吨,爆炸当量100万吨TNT,但实际上爆炸当量达到330万吨,大大超过原来的设想。
1968年12月4日，热核武器研制获得重大突破。为了不耽误研制进度，郭永怀决定当晚乘飞机赶回北京，参加第二天早晨的会议。12月5日的下午，李佩独自一人在家。一天前，郭永怀曾打来电话告诉她，自己将在12月5日一早到家，但此时，已经是下午，仍不见郭永怀归来。终于，静悄悄的楼道里传来动静，紧接着家门被轻轻叩响，李佩急忙跑去开门。来人却不是郭永怀。
就在同一时间，中南海怀仁堂，周恩来总理正在接见外宾。这时，一位秘书急匆匆地走进来，对总理耳语几句。听完汇报，周恩来临时中止了与外宾的会谈。
走出房间的那一刻，周总理失声痛哭，良久不语。
就在前一天深夜，郭永怀乘坐的飞机在甘肃兰州起飞，经过数小时的飞行，于12月5日凌晨，到达北京首都机场上空。当夜大雾弥漫，能见度很低，飞机下降过程中偏离了跑道，飞行员紧急将飞机向上拔升，然而机场高耸的铁丝网挂住了飞机的尾翼，机身顿时失去控制，向地面猛冲下去。就在这时，飞行员听到郭永怀大喊：
|我的公文包，快拿我的公文包！
10秒钟后，飞机坠毁，机上人员除机长外，全部遇难。事故现场，人们辨认出了郭永怀的遗体，他往常一直穿在身上的那件夹克服已经烧焦了大半，而令人不解的是，他与警卫员牟方东紧紧地抱在一起。搜救人员奋力地将两具遗体分开，才发现郭永怀生前从不离手的那只公文包就夹在他们两人的胸前。
郭永怀
中国开国一代的这些科学家们，就是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也会守护好自己的事业。
12月27日，也就是郭永怀牺牲后的第22天，依据那份在飞机失事中保护下来的最新数据，中国又一枚热核武器试验成功。
陆
1967年，经钱学森推荐，孙家栋担任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总体设计负责人，那一年，他38岁。当时正是“文化大革命”的混乱时期，行政机构基本被砸烂，两派闹得正激烈，如何组建卫星总体设计队伍，是摆在孙家栋面前非常棘手的问题。他大胆的从两派中选定戚发轫等18人，钱学森点头赞同，并很快得到了聂荣臻的批准，这便是中国卫星发展史上有名的“航天卫星十八勇士”。1969年10月，“东方红一号”正样卫星完成了各系统的研制工作，周总理在百忙中听取了卫星研制情况汇报。孙家栋作为汇报人参加了会议。
孙家栋汇报说，目前卫星的初样试验已经完成，可是正样卫星的许多仪器上都要镶嵌毛主席金属像章，安装紧凑的卫星仪器很可能由于毛主席像章而导致局部发热，同时也会涉及重量分配使卫星在空中运行的姿态受到影响，另外也会增加整星重量，使运载余量变小。周总理认真地听完了孙家栋条理清晰的汇报，认为搞科学首先应当尊重科学，突出政治首先要把实际工作做好，而不能把政治挂帅庸俗化。所以，对卫星仪器上的毛主席像章应本着科学的态度来解决。
1970年4月24日21时“东方红1号”卫星发射成功。此时钱学森渐感疲惫，向国家提出第二代火箭由第二代人挂帅。他自己则到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任副主任，70岁后，他辞去了国防科研一线的领导职务。
1975年3月31日，中国政府审议通过了国家计委、国防科委提出的《关于发展卫星通信问题的报告》，中国通信卫星计划正式开始了工程实施。二代扛把子孙家栋为试验通信卫星技术总负责人、总设计师。孙家栋不负众望， 1976年，孙家栋被正式任命为空间技术研究院副院长，几年后升任为空间技术研究院院长。他相继担任了第一颗返回式遥感卫星、第一颗地球静止轨道试验通信卫星、第一颗地球静止轨道气象卫星、中国与巴西合作研制第一颗资源监测卫星等项目的技术负责人、总设计师。他还参加并领导了我国第二代应用卫星的研制和发射工作。但是也只有以孙家栋为代表的航天人知道，这条道路究竟有多么曲折。
青年孙家栋
在中国最早一批科学家完成了原始的痛苦奠基后，中国的导弹卫星之路度过了童年，渐渐磕磕绊绊向前发展。
这些磕磕绊绊的故事，是我们科研事业处于青春期时，成长的代价：
1984年，东方红二号试验通信卫星采用长征三Y1火箭发射，二级发动机点火失败。
1992年，澳大利亚B1通信卫星使用长征二号Y2火箭点火失败（从此中国只有重大发射时才实况直播）。同一年，澳星B2通信卫星搭载长征二号Y4火箭，飞行47秒后，卫星爆炸，火箭的整流罩过早分离。
1995年，美国造亚太二号通信卫星搭载长征E/ETS，飞行50秒后，卫星爆炸引发火箭爆炸，星箭俱毁。
1996年，国际通信卫星七号A08星搭载长征三号乙Y1，起飞两秒后，飞行姿态异常，22秒后，火箭撞上1.85公里外的山坡，共造成8死57伤，火箭设计总师一夜白头。
1996年中国长三乙火箭首飞失败
就是在这种极端困难、屡受挫折的情况下，孙家栋他们也并没有放弃。
2007年10月，嫦娥一号发射成功，总设计师孙家栋搂着探月工程首席科学家欧阳自远和工程总指挥栾恩杰泪流满面。
2010年10月，嫦娥二号发射成功。
2013年12月，嫦娥三号发射成功。
2018年12月，嫦娥四号发射成功，成为世界首个在月球背面软着陆和巡视探测的航天器。
从2012年到2018年，孙家栋还历任北斗一号、北斗二号、北斗三号系统工程总设计师，带领北斗队伍，相继建成北斗一号、北斗二号系统，完成北斗三号系统立项论证和启动前期工程实施，为北斗成为我国实施改革开放40年来取得的重要成就之一奠定坚实基础。
2019年4月8日，孙家栋刚刚过完自己的九十岁生日。
柒
1980年，东风5号洲际弹道导弹进行了首次全射程9000km发射实验，目标地点在南太平洋，并且在预定海域成功打捞回发射过来的设备仓，这表示东风5导弹正式进入可作战状态。
东风31，东风41这些举世闻名的快递，都是它的后辈与子孙。
杜布里奇先生，钱学森种的苹果，你看到了吗？
1986年7月，邓稼先由于在寻找失败核弹时冒着生命危险用手捧过放射性材料，因直肠癌去世。
王淦昌1998年病逝，享年91岁。
2009年10月，钱学森病逝，按最高规格举行了国葬，三军仪伏队为其抬棺，10万人前来送葬。
2017年2月，任新民以102岁高龄去世。
2018年，于敏被评为中国改开百大人物之首。
中国最早的这一批伟大的科学家，几乎都燃尽了自己的生命，守卫着我们国土的安全。
于敏说，一个现代化的国家没有自己的核力量，就不能由真正的独立。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没有的，能把微薄的力量融进祖国的强盛之中，便聊以自慰了。
而每一位已经逝去的先辈，如满天散落的繁星，已深深融入到中国历史的星空里，照耀着后人们，继续中华民族奔向星辰大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