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花》最近很火，但引起的争议也很大，播出第一天口碑就开始两极分化。
这是一件好事，说明我们的舆论反击战进行到今天，已经能够对《繁花》这样作品的思想性具有了较强的批判力。
如果《繁花》出现在十年前，针对其思想性的批评声音会小到可以忽略。2013年被吹捧的《小时代》尽显上海的奢华，展示了什么是纸醉金迷的生活，里面的奢侈品甚至多到《小时代》成为一些人的奢侈品启蒙指南。
《小时代》构建了很多年轻人对于上海的憧憬和想象，不少人就是脑海里带着《小时代》的印记，来到了现实中的上海淘金。
顺便说一句《小时代》备受年轻人追捧的时候，“我不在乎大国崛起,我只在乎小民尊严”也正风靡一时，这句话的发明人龙应台的书在大陆热卖，还成为不少初高中语文老师向学生推荐的课外读物，她的“下水道良心论”也配合着“青岛下水道里德国的油纸包”的谎言，影响着很多人的三观。
如果《繁花》在那个时候上线，赞扬声会把批评的声音淹没到水花都看不见。
一部文艺作品有人说好得很，有人说糟得很，本来很正常，毕竟萝卜白菜各有所爱。但如果肯定与批评的声音集中在作品表达的意识形态，且对立到完全无法调和的程度，那这种差别可能就不是因为观众的偏好、欣赏水平有差异，而是源自立场的不同。
站在一些“成功者”的立场，比如自称“《狂飙》这部片子我不太喜欢，因为里面的民营企业家没一个好人。我希望以后如果再拍有关民营企业家的片子，至少有一大半的民营企业家是好人”的俞敏洪，可能就会觉得《繁花》看起来特别顺眼。《经济学人》认为《繁花》是一部好作品的最主要理由就能代表这些人的看法，“一部90年代的电视剧把资本家塑造成英雄，而不是坏人…，是对中国繁荣岁月的怀念”。
任何一部作品都有意识形态，都渗透着主创者和投资人的三观。抛开立场评论文艺作品，就跟“抛开事实不谈”一样荒谬，因为不同立场的人眼中的“事实”都有很大不同，甚至截然相反。正如前段时间，那部改编自张老师真实事迹，打着高度还原噱头的电影口碑翻车，就是因为电影主创者要表现的“事实”必须是符合他们三观的“事实”，所以就必须用“人性”代替党性，用“女性帮助女性”替代主人公原型共产主义的崇高信念作为精神动力。
想明白这一层，关于《繁花》的争论不休，就会如同我们看表面上乱成一锅粥的中东局势一样，抓住了问题的本质，搞清楚各自所代表的阵营，就立马感觉“乱局”不乱了。关于《繁花》的争论，其实始终围绕着一个关键问题：这部作品究竟是站在什么立场展现90年代上海的？
最近也一直有人在打着企业家的名义，怀念着90年代。90年代被他们塑造为另一个“黄金时代”。
为什么是“另一个”呢？因为这部分人在更早之前，他们在极力把上个世纪30年代说成是“黄金时代”。他们的逻辑是民国是黄金时代，从1927到1937的十年，又是民国的“黄金十年”。所以，就成为黄金的平方了。
正好，《繁花》就让人嗅到了上个世纪30年代上海的气息，看到了里面有30年代上海的影子。
这部电影的导演王家卫是香港导演，他的镜头表现和光影处理能力是一直被称颂的顶级水平。《繁花》也体现了王家卫在这方面的造诣，被称为“光影的运用炉火纯青，每一帧都像电影”。
王家卫导演的电视剧《繁花》是不是创作团队在向上个世纪30年代的上海致敬？这个见仁见智。
我们今天的重点是，为什么30年代的上海会成为一些文人心中的黄金时代？
一个重要原因是一些文人直接依附于资本，成为资本的思想意识表达工具。所以，资本最向往的，就是这些文人要着力赞美的。
另一个重要原因是30年代的上海，让一些小布尔乔亚的文人能够找到他们更想追求，而现实社会不能给他们的东西。这种东西不管是用自由，还是别的什么概念进行包装，其实都是指那种高人一等且可以固化的社会地位。
这些人，虽然生活在现代，但他们的思想还停留在前现代。他们喜欢说自己追求自由，但他们的思想却无往不在资本的枷锁之中，他们也希望观众心甘情愿地接受这种枷锁。
资本喜欢自由，不喜欢任何约束。自由的资本甚至没有民族国家的概念，更不会有对底层民众生活的关怀。资本只关注能否自由地获取更大的利润，关心资本增值的速度。满足这些要求的，就是资本心中的黄金时代，也是一部分资本嘴替的黄金岁月。
资本喜欢无序，是因为这样最有利于扩张，建立自己主导的秩序，能够最大程度地约束政府和劳动者，而不被政府建立的秩序和有利于劳动者的规则限制自己。
30年代的上海就能满足资本的这些要求。当时的上海被称为冒险家的乐园，显然不是普通老百姓的乐园。《三毛流浪记》和《包身工》给我们呈现了一个底层人物眼中的上海。这属于不同阶级的两个上海既会产生交叉联系，又实行着严格的社会关系隔离。
在30年代的上海，不排除有人能够实现阶级跃迁，但又能被控制在极小的发生概率。任何人都可以梦想一夜暴富，但只有极少数人能够梦想成真，这样才让底层人也对这种游戏规则充满向往，又不会挑战到大资本建立的稳定秩序。
这部分冒险成功的人又需要依附更大的势力才能不会被别人吃掉。
在这个冒险游戏中，即使完成了阶级跃迁那惊险的一跳，但冒险仍然是进行时，冒险的征途并无终点。
成功了，就想更成功，贪婪没有止境，社会金字塔需要继续向上攀登，还要防提防在残酷的竞争中失败，担心重新变为一无所有，想踩着别人上位，但又害怕被别人当垫脚石。
所以一旦进入这个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游戏，冒险就是永无止境的过程，既有身不由己，又要随时保持神经的高度紧张。除非能够真正登上金字塔顶，能够决定别人的命运而不被别人决定。但金字塔顶的面积很小，容纳的数量极为有限，成功的概率比买彩票中大奖还要低。
参与资本的游戏就很难有安全感，焦虑随时相伴，抑郁不知道何时来临。一旦投资失败，就会有人走上天台。社会风口的每次变化，都会有一批成功者变成失败者，被淘汰出局。
这种冒险者的游戏既拼胆气，更拼运气。很多人借助时代的风口和运气成功，然后又凭“实力”输掉所有。这个过程，现在很多城市的老板是体会特别深的。并不是因为国家政策不够好，而是他们身处资本的游戏当中就会越来越卷，最后鱼块头越来越大，数量却越来越少。
30年代的上海既高度自由，又足够血腥，最像现代丛林。这里一切从实力出发，凭实力说话.谁有实力，谁就有资格挑战别人制定的规则，自己制定规则，建立属于自己的秩序。
这样的特点才符合资本对“冒险家乐园”的要求，这也是大资本最喜欢的社会状态。
总是有一些人问，为什么有钱人喜欢去美国？答案不是很明显吗？美国是有钱人的天堂，不仅有钱人可以享受到最大的自由，甚至资本大到一定程度就可以组团控制国家。这样的体制，有钱人喜欢是正常现象，不喜欢才是例外。
2007年华尔街资本搞出那么大的次债危机，最后不得不由政府出面救助，甚至采用国有化手段救助“大到不能倒”的企业，美联储也开动了核动力印钞机，终于把美国从悬崖边拉了回来，但美国政府的债务也实现了大跃进，美国人民的平均负债快速增加，华尔街继续马照跑，舞照跳，甚至还爆出接受政府救助的企业用政府资金给高管发奖金的事情。但你搜搜看，最后有几个资本玩家或企业高管被追究责任了？连罚酒三杯都没有。
手里有选票的美国老百姓对此有办法没？一部分看明白的人搞了一个“占领华尔街”还被压制了，还有人被失踪了，尸体多年后才被发现。2020年9月18日下午，建筑工人在纽约皇后区格伦代尔（Glendale）柏树大道（Cypress Avenue）挖出一具包裹在毯子里的人类骨骸，死者贝茨积极参与了“占领华尔街运动”
最近美国更是爆出了萝莉岛事件，说明什么？美国不但是30年代上海的放大版，而且更有过之。
站在中国大部分人的角度，看30年代的上海，怎么也建立不起好感来。当时既有军阀在这里角力，又被外敌入侵，由不同国家的租界分割出一个个“国中之国”。
但这给资本获取最大的自由，提供了基本条件。30年代的上海滩是资本炒作和金融投机的乐园，如果在这里搞民族实业，并不容易。前者来钱更快，后者很容易被前者携官僚资本（实为买办资本）和外国资本进行打压。
穷苦人更难把30年代的上海看成心中的乐园。因为当时的上海贫民露宿街头，到处都有人流浪，每天都有冻死骨和饿殍。黑帮为所欲为，绑架、威胁、贩毒、逼良为娼的事情司空见惯，黄赌毒泛滥。这里充斥着血雨腥风，30年代的后期更是被日本铁蹄践踏。完成中华民族救亡历史任务的我共，在30年代的上海面对着白色恐怖，大量的党员倒在敌人的屠刀之下。
所以，30年代的上海非但不是底层民众、也不是民族实业资本的乐园。
当时的上海要想混得风生水起，还要找到靠山，否则就会被黑白两道联手吞掉。在当时半殖民地的中国最大的靠山就是西方列强。
所以当时的上海，最容易混得风生水起的，就是买办性质的势力。
这部分势力眼里的上海迥然不同：十里洋场的上海滩，有豪华饭店里的觥筹交错、夜总会里的莺歌燕舞、俱乐部里的异国风情、咖啡馆里的小资情调、公子小姐的罗曼蒂克、大街上行驶的高档轿车……
现在有一些文青喜欢把自己想象成上海滩的公子小姐，在上流社会中，享尽人生繁华与罗曼蒂克，所以心里就容易长出一个民国梦，上面这些就是他们梦中必备的元素。上海是民国最繁华的城市，也是最“洋气”的城市，他们自然也特别喜欢30年代的上海。
至于国家与民族处于危难之中，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机，在他们看来，只要影响不到他们自己，就无所谓。
这就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看待历史的视角。民族的沉沦他们漠不关心，底层的穷苦也与他们无关。反而与苦难者的悲惨每天做着对比，会给他们更多“人上人”的优越感，看着别人越痛苦，他们这种感觉就越强烈。
当然还有一部分喜欢30年代上海的人是恨国党，他们是喜欢上海的被殖民状态，这有利于他们的精神母国。
总之，无论是谁的作品，如果体现出对30年代上海的向往，都是携带着特定而鲜明立场的。
他们怀念心中的昔日乐园，说到底是希望按照这个“乐园”的模样改造现实的中国，所以，他们很喜欢把90年代的上海看成是向30年代上海的复归。
大概有人会觉得，我们是不是过度联想了？作家陈丹燕在《上海的风花雪月》中是这样写的：
对“旧上海”的追忆是文艺界的潮流，也是城市转型期的人心所向。卢汉超在九十年代的上海注意到，很多老上海人倾向于把上海正在进行的狂热经济改革和热火朝天的建设看作是传统的恢复，接受他采访的一个上海人甚至感叹，“忘记过去的60年——九十年代与三十年代接轨了。”
他们要忘记过去的60年，其实是要忘记过去的40年。因为一直到解放军进入上海，上海都符合他们对“冒险家乐园”的要求。
所以，《繁花》中爷叔这个角色的设定就特别有象征意义。
他在解放前属于上海的富裕阶层，后来被划为“买办资本家”，成为革命的对象，《繁花》中的这个角色通过在背后支持男主角阿宝，实现了自己的复归。
通过爷叔这个角色，我们也看到一些现代文人依附的资本，其实有浓厚的买办颜色，绝对不是指华为、比亚迪这样的民族企业。
《繁花》里几乎没有生产领域，很少能看到产业工人，重点关注最容易实现钱生钱的领域。因为资本的本性就厌恶物质生产，那是为了利润不得不进行的苦差事。只要有机会,资本就会试图脱掉物质形态的束缚，逃离生产过程，从资本的股市、期货炒作操盘中，获得剩余价值的分配权。
资本天然具有脱实向虚的倾向，就跟人天生就容易有惰性一样。所以，资本控制的英国和美国，会不可逆地去工业化。如果历史再给美国一次选择，美国还会脱实向虚。这才是以前的英国和现在的美国由盛而衰的内因。
只有具备强大调控能力的国家，才能在经济发展的特定阶段有效地利用资本，尽量克服资本的负面因素。这就是列宁新经济政策的重要原则。
如果任由资本放飞自我，让哈耶克的自由世界成为现实，让阿根廷米莱的社会实验完成，那就是自由的现代丛林，就是冒险家的乐园，就是30年代的上海发展到了极致。
有一个现象很挑战我们常人的逻辑。一些人总是喜欢把别人对社会主义原则的坚持，说成是要倒退回60年代，但他们的真实梦想是回到30年代的中国和30年代的上海。
他们认为30年代比60年代更现代、先进、文明，这与他们几十年如一日地抬高民国，贬低新中国的政治倾向是一致的。
他们的是非与我们大多数人是颠倒的。他们更喜欢30年代的上海，是为了能够把中国变成30年代的中国。
所以，中国的舆论场现在开始有能力批判《繁花》具有重大而积极的意义，原因就在这里。
这场争论事关重大，本质是中国应该走什么路的问题，不仅仅关系着大国崛起，也关系着小民尊严，与3000块工资的人更是关系极大。
以日韩为例，其实道理没那么复杂，就是人口密度大、资源又不够丰富的国家，实行资本喜欢的游戏规则和分配法则，少数人拿走的财富又太多，社会的底层甚至中间阶层肯定要内卷特别严重，内卷不仅仅是发生在打工人之间，而且也发生在中小资本之间。
韩国现在普通人想开一家超市都不容易，因为小资本被大资本不断吞并之后，大资本控制了社会的方方面面，三星就可以从韩国人的生管到韩国人的死。所以，韩国有一句俗语：“韩国人一生逃不过三件事，死亡、税收和三星。”这里的三星就是韩国财阀的代表。韩国人的生死都离不开财阀，被财阀深度捆绑的韩国，普通人的上升通道很狭窄，中小资本也很难出头，社会越来越固化。
所以，韩国年轻人就有了“躺平热”。这不能怪韩国的年轻人不思进取，而是资本控制之下，韩国打工人高度内卷，他们被分配到的资源总量就那么多，有一部分人成功，就有另一部分人失败，自然就会有一部分卷不动，看不到希望，心灰意冷。日本也是大同小异。
所以资本控制社会的能力越强，社会的流动就越凝滞，最后就是在竞争中形成垄断，在垄断中窒息社会的活力。私有资本的比重高出公有制为主体的范围，就会有这种现象。
韩国的未来是没有希望的，他们国家谁也控制不了财阀。何况，韩国的财阀很大一部分股权是在美国资本手里。
北欧小国享受的低竞争高福利社会，在人多资源少的日韩都不可能存在。
所以，内卷这个问题，离开社会主义的分配机制，其实就是无解的。未来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生产力的提高，还会更严重。特别是当人工智能够替代大多数脑力劳动者，机器人又能够取代大多数服务业的岗位，社会越来越无法提供足够的工作岗位，打工人之间越来越卷，躺平的人越来越多，压力越来越大，焦虑抑郁的人越来越多……如果不能找到解决的办法，最后就一步步走向社会的崩溃。
人工智能时代还没有到来，但人工智能的未来已来。很多劳动岗位，已经感受到影响。
本来随着科技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劳动者应该越来越轻松才对，现在反而走向反面，为了竞争越来越少的稳定高薪岗位，就需要接受更长的劳动时间和工作强度，内卷越来越严重，所以就越来越累。
九边给出的办法是：“与其陷入一种内耗，纠结自己是不是应该去做那些做不到的事，不如想开些，利用好手里的资源，放弃‘人上人思维’，尽量去做一个快乐的人，多溜达多读书多看电影多交朋友，走出日常小区域，去尽量多地体验生活，体验这个巨大繁杂的世界。”
面对越来越激烈的内卷和越来越大的生存压力，有多少人能够以这种方式排遣掉心中的焦虑？而且这样也不能缓解社会竞争内卷的激烈程度。
这种办法，对于财务实现了自由的人，才可能对一部分人有效。但实现了财务自由的人，又有多少愿意放弃“人上人思维”呢？也是个很大的问题。如果社会不能摈弃自由市场的达尔文竞争法则，“人上人思维”是很难消失的。因为所谓的“人上人思维”并不只是爱慕虚荣那么简单，其中还有更本质的原因：在社会达尔文的竞争机制里面，只有成为人上人，才能建构起更高的门槛、更安全的边界，避免被淘汰。
九边的解决方案无非是想用个人精神修行的方式解决本质是经济问题的内卷。
很多人说的贪婪，并不是什么人性本如此，更多是资本的本性如此。在资本的竞争游戏中，只有财富更多，才不容易被淘汰。
所以，哈耶克们的理想社会并不只是打工人之间疯狂内卷，资本之间也会你死我活，例外的只有那些能够制定规则，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金字塔顶端的大资本。被原子化的打工人无力约束它们，守夜人角色的政府也监管不了它们，真是太自由了。这就是所谓的自由市场、自由世界。
现在的阿根廷就是这样的自由世界，连食品行业都被资本高度垄断，但米莱还觉得资本不够自由，所以要让资本更自由，一直到黄赌毒都可以合法化，人体器官都可以自由买卖，教育医疗完全市场化……要让阿根廷比30年代的上海更自由，更像原始丛林，更体现社会达尔文法则。
中国的“自由派”正在期待米莱的成功，米莱的社会实验就是他们想在中国人身上实验的。米莱成功了，他们就可以忽悠在中国复制了。
这样，这些人对30年代上海的美好想象，就可以照进现实。那普通人之间更疯狂的内卷就注定无法避免了。
关于《繁花》，大家争论的不是一部电视剧，争的是历史的解释权，争的是我们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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