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给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打电话称，非常担心中国将领先于美国。
据现年94岁的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透露，他针对上述问题，向特朗普分析了原因，说主要是因为美国浪费了3万亿美元在军费开支上，而中国没有为战争浪费一分钱，将资源都投入在了高铁等项目建设上。
值得注意的是，在今年推迟的《国情咨文》中，特朗普修改了在中东两场战争中的花销金额，由上台前宣称的6万亿，改成7万亿美元。
对此，金一南评论道，卡特今天提出警告绝不仅仅是针对特朗普，而是针对整个美国政界。那批美国的将军们想通过战争增加自己的军衔，军火商想通过战争发大财，政客想通过战争博取名誉，这些人的利益纠集在一起，但它表面上打的旗号都是美国的国家利益。
事实也确实如此，随着数以万亿计的美元被投入到美国新的国土安全产业体系中，那些冲在这个产业最前面的公司领导者们，是这场反恐战争中真正的赢家。
今天，库叔介绍三名“受益者”的故事，一窥美国反恐战争背后的黑幕。
作者 | 詹姆斯·赖森
翻译 | 张亮
编辑 | 谢芳 瞭望智库
本文为瞭望智库书摘，摘编自《美国的代价》，双螺旋文化2019年3月出版，原标题为《新的战争赢家》，原文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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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劣迹斑斑
2011年3月17日，美国无人机向达塔海勒（Datta Khel）——巴基斯坦西北部边界的一个小村庄，发射了至少2枚导弹，导致至少40人丧生。美国政府坚持称，无人机杀死了一名塔利班指挥官，但村民事后告诉调查员说，无人机所攻击的，实际上是当地谈判决定如何处置一座铬铁矿的集会现场。袭击中丧生的很多人，既是当地的长者，也是大家族的长老。他们的死，激起了巴基斯坦境内新一轮反美的抗议浪潮。
在达塔海勒事件之后，美国的无人机行动在整个2012年到2013年间，反而变本加厉了。而美国的反恐战争话语中，还增添了一个术语——“标志性打击”。这是指针对恰巧在可疑地区出现的、疑似军队的人群的那些无人机袭击，即便在他们还没有被特别确定为恐怖威胁的情况下。据报道，这一类袭击还包括对袭击过后、赶来的救援人员的攻击，也包括针对先前袭击死难者送葬队伍的攻袭。
而以上种种，对于尼尔·布鲁（Neal Blue）来说，真是一件非常非常好的事情。他和他的弟弟——公司的副总林登·布鲁（Linden Blue）——是美国通用原子公司这家私有企业的主人。
在国防工业这个小圈子外面的人几乎从未听说过布鲁兄弟，但他们却无疑是从美国的无人机战争中大捞特捞的人。从捕食者无人飞机到死神无人飞机，这些没有灵魂的杀人机器盘旋在巴基斯坦、也门以及其他混乱动荡地区的上空。
（图为通用原子公司生产的捕食者无人飞机）
事实上，布鲁兄弟从美国持续十多年的放纵无度的国土安全防御行为中获得的利益，几乎要多过任何其他的美国人。在2012年，美国通用原子公司航空系统拿到了18亿美元的政府订单，而在2001年，这个数字仅为1亿1000万美元。
一项调查表明，政府在国土安全防卫上的花销如此过度，以至于唯一能够衡量这个花销是否值得的办法，就是这些花销所支持的项目是否在每年成功阻止了1667次像2010年时代广场汽车炸弹事件那样的恐怖袭击。这也就意味着，在美国每天要阻止4次恐怖袭击。
让我们从头讲起。
尼尔·布鲁和林登·布鲁兄弟二人在科罗拉多州长大，并一起进入耶鲁大学读书，一起爱上了飞机飞行。
1986年的时候，兄弟俩得到了美国通用原子公司。这家公司创始之时是作为大国防承包商、美国通用动力公司的核技术附属公司存在的，但最后成了弃儿。随后，美国通用原子公司被一个又一个石油公司卖掉、转卖，直到雪佛龙石油公司同意以5000万美元的价格将其卖给布鲁兄弟。后来的事实证明，这真是一笔相当合算的买卖。
与此同时，布鲁兄弟成为了铀矿开采和不动产行业的重量级玩家，他们喜欢硬碰硬的性格在这两个领域都得到了体现。20世纪80年代，尼尔·布鲁买下了美国科罗拉多州特柳赖德镇（Telluride）滑雪度假村外面的一片谷底地带。他决心要开发这片地，尽管遭到了特柳赖德镇政府以及镇上很多有钱有名的原住居民的强烈反对。
长达几年的时间里，尼尔·布鲁深陷在了与这个小镇的代价高昂的法庭官司当中，这场漫长的官司最终在科罗拉多州高级法院画上了句号。布鲁败诉了，但他还是迫使对手集资5000万美元将这块土地赎回。
与此同时，林登·布鲁的公司也正在面临调查，原因是其位于俄克拉荷马州印第安保留地的一处铀矿造成了放射性污染。同时，他也因为科罗拉多州戈尔登市的一处封闭铀矿泄漏而面临投诉。而另一处位于科罗拉多州的铀矿设施又被“超级基金”（有毒废物堆场污染清除基金）盯上了。
在澳大利亚，布鲁兄弟的铀矿帝国遭到起诉，理由是他们为了让自己从不喜欢的项目中脱身，竟然误导消费者。即便是在美国通用原子公司这里，布鲁兄弟也在“9·11”事件前夕遇到了麻烦。据报道称，这家公司因为通过操纵合同，使尼尔·布鲁之子拥有的另一家公司获益而被起诉。这次事件见于2001年《圣地亚哥读者》刊载的一篇文章，在相关案件的法庭公文中也有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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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帝国”崛起
但“9·11”事件改变了布鲁兄弟的一切，将他们的一系列公司直接变成了一个商业帝国——这都拜联邦政府所赐。围绕着他们公司商业行为的一切争议都被无视了，因为美国顶级的国防和情报官员们正急着以最快的速度朝着这对兄弟砸钱。
1990年，美国通用原子公司收购了一家小型无人机生产企业——领航系统公司（Leading Systems）。华盛顿那个时候对无人机还没有什么兴趣，领航系统公司则因为领先了自己的时代，而在财政上苦苦挣扎。20世纪90年代，事情很快开始有了好转，那时候，无人机在巴尔干半岛扮演了监控的角色。美国不愿意在巴尔干半岛投入所需要的全部地面兵力和侦察力量，而无人机则充当了很好的替代品。
过了世纪之交，美国空军和中央情报局开始认真地推进无人机装备导弹的事情了，这样无人机就可以去攻击它们所看到的任何东西。而“9·11”事件则一下子催化了这件事情的进展。没过多长时间，一架装载着“地狱火”导弹的捕食者无人飞机就在阿富汗的上空首次亮相了。
（图为“地狱火”导弹 图源：北京晨报）
继捕食者无人机之后，美国通用原子公司又推出了更大、更有威力的死神无人飞机。美国空军向来专注于飞行员的培养，长期以来对无人空中飞行器并不用心，但这次也看到了事情的发展方向，开始将一批批的战斗机飞行员改编成无人机操控员。
现如今，美国空军所训练的无人机操作人员，其数量实际上已经超过了驾驶载人战斗机的人员数量。美国空军还跟中央情报局展开了长期的地盘争夺战，为的是掌控政府手中的无人飞机队。实际上，这场争斗的目的就是决定到底谁能够有权力付给布鲁兄弟更多的钱。
在2013年，奥巴马总统似乎站在了国防部这边。据报道，他决定将大多数无人机操作权从中央情报局手中转移到美国空军手里。但中央情报局直接进行了反击，并且拒绝让出无人机袭击事项的中心地位。与此同时，国土安全部为了进行更广泛的监控，也在购置自己的捕食者无人飞机。美国通用原子公司还获准将没有装备武器的捕食者无人飞机卖给其他国家，包括中东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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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死无辜平民
当然，布鲁兄弟和美国通用原子公司一直以来也在尽最大努力博得华盛顿的欢心。比如在2006年，美国公共廉洁中心发现，美国通用原子公司为美国国会工作人员所支付的交通费用，比其他任何一家美国公司都要多。
不过，布鲁兄弟并不认为自己是在接受着政府的救济。2011年，林登·布鲁参与合著了一篇针对奥巴马总统的批判文章，指责他挥霍无度的行事作风，尽管那个时候政府与美国通用原子公司之间的合作正猛增到了一个新高度。
由于美国通用原子公司是一家私有公司，所以公司所赚取的利润，以及布鲁兄弟所聚敛的财富的确切数字，都不为公众所知。但美国因为过于倚重通用原子公司所付出的代价，却不是用美元就能计算得清的。奥巴马政府对于无人机战争的迷恋，已经严重损害了美国在世界上的形象。
事实上，相比于乔治·沃克·布什，奥巴马简直可以说是有着“无人机情结”。截至2012年，在奥巴马政府执政三年期间，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巴基斯坦进行的无人机袭击行动次数，比之前布什执政的整整八年中进行的行动次数的总和还多六倍。
（图为美国中央情报局标志）
这个数据的来源是英国新闻调查局，该机构大量报道了美国在巴基斯坦及其他国家进行的无人机行动相关新闻。根据这家新闻机构的数据，从2004年开始到2013年5月，美国在巴基斯坦进行了总共368次无人机袭击行动，共杀死2541人-3533人。这些死亡数字包括411名～884名平民，其中又有168名-197名儿童。这些无人机袭击中，316次是在奥巴马政府执政期间被执行的。
2013年，奥巴马政府终于承认，在美国的海外无人机袭击中，有四位美国公民也遇害了，其中的一些人并不在计划的目标之列。这揭示了一个事实，那就是美国政府选取无人机轰炸目标的时候所依据的标准，是不为人知的。对于那些预定目标，即便其中包含了美国公民，也没有任何法律规定的审核程序。
在奥巴马上台之后，无人机袭击行动逐渐加剧，而国际上的舆论也开始倾向于反对这些行动了。联合国反恐问题特派调查员本·埃默森（Ben Emmerson）说：“无人机技术在各种军事和非军事情况下的运用数量的增加，代表着对已经建立的国际法框架的严峻挑战。”
2013年10月，埃默森发表了一篇报告，对发生在阿富汗、也门、巴基斯坦以及其他无人机袭击行动造成平民伤亡的国家内的33起事件进行了鉴定。联合国对无人机的重新审视，可以看作是首次释放了一个信号：终有一天，国际上会对无人飞机用作战斗用途加以管制；这在很大程度上就像人们曾经对于化学武器的限制，或是曾经对集束炸弹所采取的行动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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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踏国际法律
更加棘手的问题，则是美国在穆斯林世界所进行的无人机轰炸行为引起的愤怒情绪。很多专家发出警告：这种愤怒将意味着，伊斯兰极端分子数量增长的速度，要远远快于无人机能够杀死他们的速度。
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一直以来，奥巴马政府采用无人机去攻击的疑似武装人员的范围，已远远超过了这个项目一开始的目标——基地组织领导者。
2013年，麦克莱齐报业集团报道说，美国情报机构的报告显示，在巴基斯坦进行的无人机袭击已经被用来对付从阿富汗到巴基斯坦的大量武装分子了，而他们所隶属的一些组织，在“9·11”事件的时候甚至还尚未存在。其中还有一部分，是不隶属任何组织的低级别武装人员。麦克莱齐报业集团还断定说，其所报道的美国情报报告反映出一个问题：那些无人机操作员们有的时候甚至不知道自己正在屠杀的都是些什么人。
一家独立的非营利组织国际危机组织警告说，无人机袭击行动只是饮鸩止渴，并不能解决造成巴基斯坦西北部边界地区战争状态的根本问题。国际危机组织在2013年的一份报告中称：“仅仅靠无人机轰炸并不能消除巴基斯坦联邦政府控制的部落地区内的圣战分子，巴基斯坦法律的扩展和部落地区宪法权利的充分实现，才是唯一的长久解决之道。”
无人机行动对巴基斯坦造成了深远的政治影响，已成为一个国家主权问题。但这个问题还是越来越多地被人们看作人权问题。2012年底，巴基斯坦一位著名的社会名流、板球明星转业的政治人物伊姆兰·汗（Imran Khan），带领数千人举行了一场反对无人机的示威游行。
（图为伊姆兰·汗 图源：新华社）
示威游行的队伍如此之大，以至于巴基斯坦不得不出动军队来阻止他们进入瓦济里斯坦地区。“无人机袭击是惨无人道的。”伊姆兰·汗说，“那些（被杀的）人就不是人吗？那些可都是有名有姓的活生生的人啊。”
在2013年5月的一次国家安全重要讲话上，奥巴马总统终于认可了国内国际对于其无人机政策的批评指责，并且宣誓将对无人机袭击行动施加新的限制。除了承诺将无人机操作从中央情报局转移到美国军方之外，他还讨论了一些新的办法，目的是使攻击目标选择的相关决策制定变得更加公开和透明。但奥巴马对于细节问题几乎没有提及，而他含糊其辞的保证则为自己留出了足够的自由空间，可以在他认为合适的任何时间、任何地点继续他的无人机轰炸。
事实上，事情几乎没有任何改变，以至于在2013年10月，国际特赦组织和人权观察组织都发表报告声称，美国无人机袭击行动所杀死的平民数量，远远超过了奥巴马政府所愿意承认的数量。报告还称，美国的无人机行动已经践踏了国际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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虐囚事件初露
除了布鲁兄弟，还有一个人也大发战争财，那就是CACI国际公司的执行主席菲利普·伦敦（Phillip London）。
CACI国际公司是一家拥有数十亿美元资产的国防承包公司，被《财富》列为世界五百强企业之一。而这家公司最广为人知的，则是它在伊拉克“阿布格莱布监狱事件”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至少在互联网上如此。
在美国入侵伊拉克之后，CACI国际公司曾向阿布格莱布监狱派遣承包商充当审讯者。2004年，随着美国看守士兵拍摄的虐待伊拉克囚徒的现场照片泄漏出来，阿布格莱布监狱事件丑闻就此被披露。
（图为虐囚事件相关图片 图源：中新网）
一项军方调查得出结论：一位在监狱中充当审讯人的CACI国际公司签约人员史蒂文·史蒂芬诺维茨（Steven Stefanowicz）参与了对未判决人员的虐待。自此，CACI国际公司就深陷在伊拉克阿布格莱布监狱事件的泥潭之中。
在这份军方报告中，少校安东尼奥·塔古巴（Antonio Taguba）将军断定，史蒂芬诺维茨曾经“允许或者命令没有经过审讯技术训练的宪兵们，以‘设定环境’的方式进行审讯，这种方式既没有经过授权，也不合乎适当的法规政策。他（史蒂芬诺维茨）显然知道，自己的命令其实等同于身体虐待。”塔古巴还发现，史蒂芬诺维茨在谈到他的审讯及对虐待事件的坦白时，对调查员作出了虚假的陈述。
CACI国际公司以及另外一家承包商泰坦公司（Titan）卷入阿布格莱布监狱丑闻，这加重了人们对于反恐战争中的业务外包行为的质疑。
这次事件也第一次向世人们展示了美国情报部门在执行一些最为敏感的分内任务时到底在多大程度上由外部承包商代劳。
实际上，相比于联邦政府，那些承包商们受到阿布格莱布监狱事件的影响更大，毕竟联邦政府还可以启用最高豁免权来避免阿布格莱布监狱的受害者们提出的法律诉讼。于是，受害者的代理律师们绕过了最高豁免权的障碍，把矛头对准了CACI国际公司和泰坦公司，把它们当成了美国政府的替罪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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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开始激增
菲利普·伦敦决定，用进攻代替防守，以回应阿布格莱布监狱事件的相关指控。CACI国际公司这一次没有道歉，也没有解释自己在美国情报共同体中的真正地位，而是富有侵略性地直接收买了报道这家公司以及相关新闻的机构，并发表声明称，媒体关于CACI国际公司在此事件中作用的描述是不真实、有偏见的。
在2008年，菲利普·伦敦甚至写了一本书，这本书由一家保守党派的出版社出版。他声称，这本书的写作就是为了修正关于CACI国际公司的报道。这本书叫做《我们的好名声》（Our Good Name ）。
（图为《Our Good Name》 图源：亚马逊）
CACI国际公司的这种反击，并没有阻止政府续写关于该公司的报道。当然，也并没有阻止人们提出针对CACI国际公司的各种法律诉讼。
经过一场在美国法庭进行的持久的诉讼之后，泰坦公司的继承者恩济里提（Engility）在2012年同意向阿布格莱布监狱以前的被关押人员支付500万美元以上的费用，就此摆平了他们的诉讼。
但CACI国际公司却没有息事宁人的意思，并且继续斗争着。他们不妥协的斗争终于得到了回报，2013年，虐囚门事件爆出整整九年之后，一家联邦法院驳回了阿布格莱布监狱事件的诉讼。
CACI国际公司试图篡改公众对这家公司的叙述的此种富有进攻性的策略，的确帮助了美国政府，因为在阿布格莱布监狱事件之后，CACI国际公司为美国国防和情报共同体所做的工作依然继续着，几乎没有受什么影响。
事实上，自那以后，公司的业务还有显著的增长。在虐囚门事件刚开始爆出的时候，《洛杉矶时报》报道说，美国政府可能会禁止CACI国际公司继续参与国防承包项目。但到了2004年8月，阿布格莱布监狱事件发生仅仅几个月之后，CACI国际公司的利润居然开始激增。一家企业总经理告诉《华盛顿邮报》说，阿布格莱布监狱事件只是产生了“很多的噪声”，但它并没有对CACI国际公司的底线造成重大的触动。
阿布格莱布监狱事件之后，CACI国际公司开始了腾飞。到2012年，公司的财政收入从2008年的24亿美元激增到了37亿美元。毫无疑问，菲利普·伦敦不如布鲁兄弟有钱，但根据这家公司在美国证监会的档案，截至2012年，他已经拥有了CACI国际公司超过192000支的股份。他就这样从CACI国际公司在阿布格莱布监狱事件之后的重新繁荣中赚到了大把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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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结反恐战争？
在“9·11”事件过后十多年的时间里，华盛顿的战争规则、战争经济以及战争游说团，各自都长谈不衰。从一个政党到另一个政党的政治权力更迭，似乎并没有影响到什么。但国土安全防卫的肥是终有一天会走到尽头的。面对着每年数以万亿计的联邦财政赤字和堆积如山的国家债务，美国不可能继续维持这样的反恐开销了，而华盛顿的政策制定者们最终将会不得不说一句：“够了。”
杰·查尔斯·约翰逊（Jeh Charles Johnson）于2012年底辞去美国国防部总顾问职务之前，在牛津大学发表了一次演讲。这是美国高层政治人物试图推动反恐战争走向终结所做出的第一次努力。
约翰逊说，基地组织的领导者已经大量被消灭，美国应该开始考虑何时叫停反恐战争了，已经可以宣布胜利了。至于基地组织的残余部分，可以看作执法问题来处理。这也就意味着，回到“9·11”事件之前的正常状态。
（图为杰·查尔斯·约翰逊 图源：海外网）
“我坚信，在当前的进程中，会出现一个转折点：大量的基地组织领导者及其附庸们被消灭或被捕，其组织再也没有能力针对美国发起具有战略意义的恐怖袭击了。我们所知道的那个基地组织，那个自从2001年我们国会就授权军队进行追捕的组织，已经被有效地消灭了。”
“在那个转折点来临之际，我们必须要说服我们自己：接下来要做的事情，不应该是针对基地组织及其相关势力的‘武装冲突’了。恰恰相反，我们要做的是一场针对基地组织零星残余或者其附属组织成员的反恐行动。原则上，我们的情报部门和政府负责应对这些以个人为单位的恐怖分子，我们将与国际社会一同合作，利用我们可用的留守军事力量，去锁定继续发生和即将发生的恐怖主义威胁。”
“‘战争’必须被看成是一种有限的、超常的、非正常的事态。” 约翰逊补充说，“在反恐进行到第十二年之际，我们不能再继续将这场冲突以及相关的一切都看成是‘新常态’了。和平，仍然应当被视为全人类为之努力奋斗的准则。”
五个月之后，奥巴马总统的国家安全演说切中了很多完全相同的主题。他称“美国走到了反恐战争的十字路口”，并且警告说：“我们必须强调，自然才是常态；我们要掌控这场斗争的方向，否则就会被这场斗争所掌控。我们必须牢记麦迪逊的警告：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在持续的战争中保有自由。”
奥巴马和约翰逊的演说引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那就是，从反恐战争中捞钱已经再也不可能了，不是么？
不过，那些因为奥巴马的花言巧语而被晾在一边的、紧张的国防和情报承包商们，还是大可高枕无忧的。
2013年10月，在奥巴马演说过去仅仅五个月后，美国通用原子公司就又得到了一单价值高达3.77亿美元的政府订单，令其为美国空军再生产24架死神无人飞机。同样在这个月，奥巴马任命杰·查尔斯·约翰逊为国土安全部的部长——距离约翰逊发表演说表明他对于战争结束的构想，仅仅过去还不到一年的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