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唐归来
惟有中华

温伯陵:从张居正丈量田地,再看教员的窑洞对 |2024-0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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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史·志·卷五十三·食货》有一组田地数量的浮动数据,很有意思,写篇短文和大家聊一下。

我们先来看原文。

洪武二十六年核天下土田,总八百五十万七千六百二十三顷。

至宣德间,垦荒田永不起科及洿下斥卤无粮者,皆核入赋额,数溢于旧。有司乃以大亩当小亩以符旧额,有数亩当一亩者。步尺参差不一,人得以意赢缩,土地不均,未有如北方者。

而诸处土田,日久颇淆乱,与黄册不符。弘治十五年,天下土田止四百二十二万八千五十八顷,官田视民田得七之一。

嘉靖八年,桂萼、郭弘化、唐能、简霄先后疏请核实田亩,而顾鼎臣请履亩丈量,丈量之议由此起。

万历六年,帝用大学士张居正议,天下田亩通行丈量,限三载竣事。用开方法,以径围乘除,畸零截补。於是豪猾不得欺隐,里甲免赔累,而小民无虚粮。总计田数七百一万三千九百七十六顷,视弘治时赢三百万顷。然居正尚综核,颇以溢额为功。有司争改小弓以求田多,或掊克见田以充虚额。北直隶、湖广、大同、宣府,遂先后按溢额田增赋云。

这段文言文其实不难理解。

明太祖朱元璋的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明朝的田地数据是850.7623万顷,并规定农民垦荒的田地,永远不用纳税,所有收益都是自己的。

但是明宣宗朱瞻基做皇帝时,发下一道诏令,说太祖高皇帝的优惠政策到期了,农民垦荒的田地必须纳税,而且田地管理开始混乱,无论田多田少,都在隐报瞒报,不提供真实数据。

到了明孝宗朱佑樘的弘治十五年(公元1502年),明朝的田地数据变成422.8058万顷,相比建国初期减少一半左右。

在这样的背景下,明朝大臣们要求重新丈量田地,整顿财政和赋税,但因为大臣们派系纷争不断,重新丈量田地始终没有落实。

直到张居正成为明朝内阁首辅以后,才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政策,其中就包括万历六年(公元1578年)推行的丈量田地。

这次重新丈量的田地数据是701.3976万顷,虽然不如洪武年间,但比弘治年间多出将近300万顷。

田地数据更高,意味着张居正的改革有成效,张居正领导的明朝远超前代,意味着张居正可以得到更高的历史地位,总结成一句话便是“颇以溢额为功。”
于是,各级官吏极力的奉迎张居正,要么用小尺丈量,把一亩田地算成两亩,要么把农民的田地搜刮出来,再算一遍。

多出的300万顷田地,有相当部分是这样算出来的。

这个过程充满了层层加码、虚报数据、形式主义、好大喜功等官僚主义作风。

等最终的田地数据汇报给张居正以后,北直隶、湖广、宣府、大同等地便按照虚假的田地数据纳税。他们不仅没有享受到张居正改革的红利,反而比以前的负担更重了。

结果就是,张居正得到政绩,各级官吏得到前程,承担一切后果的,唯有被“无中生有”的农民。

2

张居正改革的财政成果非常丰厚,我们在《一个王朝是怎样崩溃的?》里面说过,这里就不重复了。但前文也说了,改革确实伤害了农民的利益。

我们不能因为张居正改革的成果,掩盖张居正改革的问题。

而这些问题,恰恰是张居正亲手造成的。

在清查田地以前,张居正做了一系列的集权工作——

第一,隆庆六年(公元1572年),张居正和冯保联手,驱逐了资历深厚的内阁首辅高拱,张居正继任为内阁首辅。随后内阁大学士高仪去世,张居正推荐礼部尚书吕调阳入阁,原因是“调阳暗弱,不敢有所持。”

三年后,张居正推荐张四维入阁,原因也很简单,“张居正当国,四维岁时馈问不觉”,张四维对张居正嘘寒问暖,张居正把他当成家人看待,所以推荐他入阁参政。

从此以后,张居正独掌内阁,国家大事一言而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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