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志·卷五十三·食货》有一组田地数量的浮动数据，很有意思，写篇短文和大家聊一下。
洪武二十六年核天下土田，总八百五十万七千六百二十三顷。
至宣德间，垦荒田永不起科及洿下斥卤无粮者，皆核入赋额，数溢于旧。有司乃以大亩当小亩以符旧额，有数亩当一亩者。步尺参差不一，人得以意赢缩，土地不均，未有如北方者。
而诸处土田，日久颇淆乱，与黄册不符。弘治十五年，天下土田止四百二十二万八千五十八顷，官田视民田得七之一。
嘉靖八年，桂萼、郭弘化、唐能、简霄先后疏请核实田亩，而顾鼎臣请履亩丈量，丈量之议由此起。
万历六年，帝用大学士张居正议，天下田亩通行丈量，限三载竣事。用开方法，以径围乘除，畸零截补。於是豪猾不得欺隐，里甲免赔累，而小民无虚粮。总计田数七百一万三千九百七十六顷，视弘治时赢三百万顷。然居正尚综核，颇以溢额为功。有司争改小弓以求田多，或掊克见田以充虚额。北直隶、湖广、大同、宣府，遂先后按溢额田增赋云。
明太祖朱元璋的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明朝的田地数据是850.7623万顷，并规定农民垦荒的田地，永远不用纳税，所有收益都是自己的。
但是明宣宗朱瞻基做皇帝时，发下一道诏令，说太祖高皇帝的优惠政策到期了，农民垦荒的田地必须纳税，而且田地管理开始混乱，无论田多田少，都在隐报瞒报，不提供真实数据。
到了明孝宗朱佑樘的弘治十五年（公元1502年），明朝的田地数据变成422.8058万顷，相比建国初期减少一半左右。
在这样的背景下，明朝大臣们要求重新丈量田地，整顿财政和赋税，但因为大臣们派系纷争不断，重新丈量田地始终没有落实。
直到张居正成为明朝内阁首辅以后，才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政策，其中就包括万历六年（公元1578年）推行的丈量田地。
这次重新丈量的田地数据是701.3976万顷，虽然不如洪武年间，但比弘治年间多出将近300万顷。
田地数据更高，意味着张居正的改革有成效，张居正领导的明朝远超前代，意味着张居正可以得到更高的历史地位，总结成一句话便是“颇以溢额为功。”
于是，各级官吏极力的奉迎张居正，要么用小尺丈量，把一亩田地算成两亩，要么把农民的田地搜刮出来，再算一遍。
这个过程充满了层层加码、虚报数据、形式主义、好大喜功等官僚主义作风。
等最终的田地数据汇报给张居正以后，北直隶、湖广、宣府、大同等地便按照虚假的田地数据纳税。他们不仅没有享受到张居正改革的红利，反而比以前的负担更重了。
结果就是，张居正得到政绩，各级官吏得到前程，承担一切后果的，唯有被“无中生有”的农民。
张居正改革的财政成果非常丰厚，我们在《一个王朝是怎样崩溃的？》里面说过，这里就不重复了。但前文也说了，改革确实伤害了农民的利益。
我们不能因为张居正改革的成果，掩盖张居正改革的问题。
第一，隆庆六年（公元1572年），张居正和冯保联手，驱逐了资历深厚的内阁首辅高拱，张居正继任为内阁首辅。随后内阁大学士高仪去世，张居正推荐礼部尚书吕调阳入阁，原因是“调阳暗弱，不敢有所持。”
三年后，张居正推荐张四维入阁，原因也很简单，“张居正当国，四维岁时馈问不觉”，张四维对张居正嘘寒问暖，张居正把他当成家人看待，所以推荐他入阁参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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