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与小伙伴讨论为啥资本主义诞生在西方而不是东方，延展到西方率先开启大航海时代，最后延展到路径依赖症对大国的宿命与轮回的影响。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
1 先进的农耕技术和丰厚的农业收益
很多人对中国近代以来的落后耿耿于怀，也有很多人分析中国落后的原因：
比如文化原因啊，民族性原因啊，宗教原因啊，等等等等。
但其实都没说到点子上，根本问题在于：
中国古代农耕技术太发达，让农业种植获得巨大的远超古代欧洲的回报。
中国人处在舒适区中，没有动力去向海洋探索，也没动力去搞资本主义。
有人可能会觉得，农耕不就是种地么？还要啥技术？
其实，把地种好，一点也不简单。
第一是炼铁冶炼技术。
中国其实点出金属冶炼科技树很早，只不过早期青铜原材料获取比较困难和昂贵。
所以大都用于祭祀礼器，民间普及有限，金属农具的普及，要到炼铁技术进步之后了。
炼铁技术说白一点就是让冶炼青铜的800度，通过用风箱提高吹氧量的方法，提高到1300度。
不要小瞧这区区1300度，它意味着炼出的铁是液态的，可以从炉子中流出来，而且可以任意浇注成型。
这种模式让炼铁成本一下子变成白菜价，不但可以迅速普及铁质兵器，甚至可以普及铁质农具和钢制农具，淘汰石斧、石镰、石耜以及青铜农具。
使用铁农具，生产效率提高，粮食增产，国家才会强大。
欧洲虽然也有块炼铁，但生铁则13、14世纪才出现。
11世纪，北宋年产铁十几万吨，而英国工业革命之后的1788年，铁产量也只有6.8万吨。
普利尼在《自然史》中记载：“虽然铁的种类多而又多，但没有一种能和从中国来的钢相媲美的” 。
第二是垄耕种植法。
有了铁质农具，才让土地的深耕成为可能，才能挖土成沟，堆土成垄，垄耕种植法应运而生。
垄耕种植顾名思义，就是将庄稼成排种植在垄上，垄与垄之间要保持一定的间距。
垄的土地一般要比垄之间的沟略高（高度差根据作物的不同而不同，有些时候几乎是平的）。
为什么庄稼必须这样种？
原因很简单，因为这是唯一能保证高产的种植方法。
首先这样可以保证每株庄稼独立成长，互不干扰，而且农民在给庄稼除草和间苗是在垄和垄之间行走，不会踩伤到庄稼；
其次，庄稼之间便于通风，不会腐烂；
再有这样便于灌溉，浇水施肥效率很高。
当然，最神奇的是，垄和沟在两季种植之间是互换的。
每季庄稼收获完毕，要将田重新耕一遍，这时垄就变成了沟，沟就变成了垄。
这样田地虽然每季都在种庄稼，但具体到每一垄土地实际上是轮流修耕，可以保证地力。
欧洲只有“三圃制”种植模式，两块耕作（不同农产品），一块休耕。
这样一来，每年实际能利用的土地也只有三分之二，其效率完全没法和中国的垄耕种植相比。
这个垄耕种植法直到今天还广泛运用。
在中国华北大平原，在美国西部大平原上整整齐齐成排地种植着小麦、大豆和玉米，而采用的耕种模式依然是中国古老的垄耕种植法。
毫不夸张地讲，垄耕种植法是除了灌溉之外，农业高产最重要的保证。
第三是农机和牲畜。
后世学者总结，中国古代农业种植技术在各个方面都领先欧洲一大截，除了早于西方2000多年的垄耕种植法和铸铁炒钢技术以及竖炉冶铁技术之外，还有农业机械和牲畜使用。
中国很早就发明了耒耜，用耒耜来翻整土地，播种庄稼，进行农业生产。
后来，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人们又将耒耜发展成犁。
河北易县燕下都遗址和河南辉县都出土过战国时期的铁犁铧。
到了汉代，铁犁已有犁壁，能起翻土和碎土的作用。
欧洲一直比较缺乏带犁壁的犁、种子条播机（耧车）和耘田工具等重要农具，导致农耕效率很低。
同时，中国为了驱动沉重的犁，在2500多年以前，就开始把牲畜力用到农业生产方面。
当时人们除了利用牲畜驮拉运输外，并利用牛来帮助耕田和播种，耕牛比欧洲马动力更有效，成本更低。
所以，由于古代中国种植技术全面领先古代欧洲，导致东西方农业种植收获差距极大。
在工业革命之前，欧洲的农业种植收入是按照“种子产出比”计算的——也就是说，在田地里撒下多少斤种子，未来收获多少斤粮食有一个大致固定的比例。
在公元11世纪之前这个比例大致只有1:2左右，即使到了17世纪工业革命前夕，这个比例也不过1:4左右。
1:2左右是个什么概念？
一亩地古代大致能播下20斤种子，那么未来就只能收获40斤粮食！
中国呢？
以秦朝的小米为主，一亩地大致需要20斤种子（现在只有十几斤），而亩产就能达到240斤粮食！
按照“种子产出比”计算就是1:12，差不多是中世纪英国的6倍+！
到了后来甚至达到了1：20！
巨大的种植产出比，深远影响了东西方历史的走向。
2 统一与分裂
农业种植巨大的差距，对东西方政治、经济造成了深刻影响。
首先我们看看东方。
在春秋时期，由于农业种植科技树（液态铁炼制技术与关联垄耕种植法）还没点开，农业种植收获不高。
所以诸侯国国力有限，春秋就只能是争霸，而无法灭国。
战国时期农业种植科技树点开之后，诸侯国国力大增，开始群雄逐鹿，最后秦统一。
正是农业种植技术的提升，让中国具备统一的条件，也能负担一个中央集权国家巨大的统治成本。
而在西方，由于农业种植技术低下，所以整个古代欧洲一直处于混乱与分裂状态。
这种长期分裂的状态导致欧洲地域差异发展成为文化差异与民族差异，文化差异与民族差异一旦形成，统一与融合就成为难以逾越的障碍。
其实在中国春秋时期，其实地域的差异已经有演化成文化差异的迹象。
比如文字和语言。
在《战国策》中曾经记载过一个故事，说的是“郑人谓玉未理者璞，周人谓鼠未腊者朴。”
意思就是说郑国人称呼一种玉石为“璞”，而周王城的人则称呼一种老鼠叫“朴”。
发音相同，但东西不同，便是闹出了笑话。
各个诸侯国都有自己的文字、货币，如果这个阶段延续太长时间，那么不排除每个国家都会演变成一个独特的民族。
中国也会像欧洲的法兰克王国分裂成德、法、意大利一样，分裂成不同的国家。
万幸的是秦国统一中国，统一文字、度量衡、货币，才强行扭转了中国分裂趋势。
统一的文字、货币、度量衡成为了中国凝聚力的源泉。
为啥周天子只能搞分封制，秦朝就能搞中央集权？
根本原因就是农业种植的收入的差距，这就是古代中国率先点开种植科技树的红利。
有红利当然也有弊端。
中国古代农业种植能产生1:10—1:20的高额回报，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
首先是地租高，土地资本收益高。
我们以明清时期为例，根据包世臣《安吴四种》记载：
在江南地区，“亩常收米三石，麦一石二斗，以中岁计之，亩米二石，麦七斗，抵米五斗”，但是地租收入是“最上每亩一石二斗”。
这么算下来，地租收益大致是土地出产的40%。
如此高的收益率导致历朝历代土地兼并不但速度快，而且成为无法治理的顽疾。
欧洲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因为农业生产力差，收成少，为了不让农民饿死，就不能让农民交太高的地租。
举个例子就明白了。
假设一年一个劳动力要吃500斤粮食，那么按照中国40%地租来算，他就要生产1250斤粮食。
可是欧洲粮食产量低，只有300斤甚至200斤，那么就必须降低地租，让农民拿走大部分粮食不让自己饿死。
根据研究英格兰若干郡的27个庄园的档案资料，统计了自13世纪末实行货币地租以来至16、17世纪之间的租金变化。
其结果表明，在这三百多年间，租金高的时候是1/6，低的时候只有1/18。
欧洲本来土地出产就低，地租占比更低，所以，欧洲土地收益就完全无法与中国相比。
所以别觉得古代那些住城堡的领主多NB，其实也是穷嗖嗖的。
其次就是民间借贷利率极高。
因为土地产出高，在地租之外还有巨大的空间，所以中国古代民间借贷利率一直很高。
北宋王安石变法，其中有一个青苗法，就是政府提供较低的普惠型信贷给农民，降低农民借贷成本，提高农民收益。
但是这个被认为是普惠型优惠信贷年利率也高达30%。
在中国古代，民间借贷利率一般都在40%—60%左右。
政府税赋主要来自于土地，所以历朝政府空前重视农业种植，与之对应的商人社会地位低下，在士农工商中排名最后。
第三是人口问题。
因为土地出产太高，所以古代中国人口增长极快，一般在200年左右的时间人口增长就能超过土地能够承载的上限。
遇到对农业不利的气候土地出产突然下降，叠加土地兼并的影响，就出现天下动荡，改朝换代。
这就是中国的历史周期律。
11世纪整个欧洲人口只有1500万，同时代的中国北宋人口已经达到1.2亿。
然后又历经几百年战乱，明初人口又变成了几千万，到了200多年后的明末又达到2个亿。
清初人口再次下降到几千万，历经200多年，清末人口又达到4亿。
欧洲人口飞速增长是13世纪之后，蒙古东征给欧洲带去先进的炼铁技术与先进的种植技术，才带来欧洲人口的快速增长。
哪怕如此，到了14世纪，欧洲人口才达到4500万。
所以，就因为中国古代农业种植技术太发达，农业出产太高，所以整个民族形成几千年来根深蒂固的土地依赖症。
优秀的人才人生路径就是读书做官买地，资本围绕土地流动，高利率抑制工商业发展。
加上商人社会地位低下等一系列因素，导致了最后的结果——
中国很难诞生资本主义，更不可能开启大航海的时代。
可是西方和中国完全就是个相反的例子。
古代欧洲因为农业种植水平低下，导致土地出产很低，地租低，土地投资回报低。
所以资本更愿意向工商业、金融领域流动与发展，也愿意大航海去冒险。
欧洲大航海时代基本模式就是商人集资出海冒险，这个风险大，投资收益低大致平均只有10%左右，但是仍然有大批商人愿意投资。
荷兰东印度公司在最鼎盛时期（垄断东方的商业），其股票年回报率一般也只有20%左右，只有中国地租收益的一半。
大家想一想，假如你是中国的地主，是愿意卖地收取稳定高额的地租，还是投资风险更大，收益不稳定并且耕地的航海工商业？
这就是中国古代历史宿命——
农业种植技术太强大，反而让整个国家与民族形成对土地的路径依赖，让西方率先开启大航海时代，率先开启工业革命。
3 民族的气运：新中国让中华民族摆脱了对土地依赖症
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思，在1993年凭借其“路径依赖”理论，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简单来说就是：
一旦人们做了某种选择，就好比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惯性的力量会使这一选择不断自我强化，并让你不能轻易走出去。
在对土地的绝对依赖之下，资本主义发展注定是阻碍重重。
明末中国出现资本主义的萌芽，但未能成气候，土地是一个无法逾越的障碍。
资本围绕土地而流动，民间借贷利率居高不下，都严重制约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发展。
所以，近代民族资产阶级的出现与发展，一直到农民起义、社会动荡、依赖土地的经济结构被改变才开始。
我们看一组数字。
1854年太平天国爆发之前，江南地区生丝出产最高也就是2.5万包。
到了1864年，短短十年时间，生丝出产就达到了8万包。
可是没过几年，产量又再次降低到4万包。
为什么会如此？
就是因为1854年之后太平天国运动导致江南地区动荡不安，地租收益下降并且极其不稳定，资产才开始向工商业投资，生丝产量提升。
太平天国失败之后，江南社会恢复稳定，资本又纷纷从工商业流入土地，导致江南生丝产量下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