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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至五世纪，世界气候转冷，此间全球北方游牧民族被迫向南迁移，这造成中国东汉后的三国两晋南北朝及其间的五胡十六国的混乱和欧洲古罗马的灭亡。黑格尔说：“假如日耳曼森林那时还存在的话，法国大革命或许就不会发生了。”同样的道理，如果没有三至五世纪世界气候转冷，那世界历史就可能是另一番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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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对中国北方游牧部落的生存条件的影响是有规律可循的，学者程洪认为：
历史上北方农牧交错带是农业文化与牧业文化多次交替的地区，对气候变化极为敏感。研究表明，如平均温度降低1℃，中国各地气候相当于向南推移了200～300km；如降水减少100mm，中国北方农区将向东南退缩100km，在山西和河北则为500km。
这就是说，“气候变暖变湿，意味着中国农区向北扩张，宜农土地增加；反之，使一些地区变得不宜农作物的生长，农区向南退缩，宜农土地减少。”气温变化与粮食产量的变化也有一定规律可循。学者张家诚研究认为:
如果其他条件不变，年平均温度变化1℃或降水量变化100mm，中国粮食亩产将分别有10%的变化。
天气决定收成，收成好坏决定国祚的长短，这是中国中世纪国运兴衰的基本线索。因此马克思说：
我们在亚洲各国经常可以看到，农业在某一个政府统治下衰落下去，而在另一个政府统治下又复兴起来。收成的好坏在那里决定于政府的好坏，正像在欧洲决定于天气的好坏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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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食物选择面的扩大和寻找食物的方式从狩猎转为农业劳动，帮助人类从动物中分离出来并成为自然界的强者；工业技术使人类赖以生存所需资源的范围扩大，工业活动使人类创造生存资源的活动从耕地中解放出来并由此导致人类活动空间的扩大，这些极大地改变了人对自然的依赖关系。与遥远的古代相比，工业在近现代人与自然的关系中注入了更多的能动性和自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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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年等一回：太阳黑子峰值再现。
天气冷暧变化与太阳黑子变化有着直接关系。当太阳黑子存在时，气温上升，太阳黑子消失时，温度便会下降。“1780s至清末，中国气候较为寒冷，特别是1870s，中国东中部地区冬季温度较1951～1980年平均低1.4℃，为清朝最冷的十年。以后中国温度呈现快速上升趋势，至1910s，东中部地区冬季温度已与1951～1980年观测温度的平均值相近。”从1950年起，太阳黑子也空前活跃。新中国时期的太阳黑子数是中国五千年历史上仅有的峰值，同时也是自公元前9000年来出现的第二次太阳黑子最活跃的时期。
天气暖冷对主要以农耕为业的中华民族的生存影响是巨大的。天气决定收成，收成好坏决定国祚的长短，这是中国中世纪国运兴衰的基本线索。因此马克思说：
我们在亚洲各国经常可以看到，农业在某一个政府统治下衰落下去，而在另一个政府统治下又复兴起来。收成的好坏在那里决定于政府的好坏，正象在欧洲决定于天气的好坏一样。
中国天气暖冷对其北方部落产生的生存空间的压力是巨大的。学者程洪认为：“气候变暖变湿，意味着中国农区向北扩张，宜农土地增加；反之，使一些地区变得不宜农作物的生长，农区向南退缩，宜农土地减少。”。张家诚认为:“如果其他条件不变，年平均温度变化1℃或降水量变化100mm，中国粮食亩产将分别有10%的变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之初还是一个基本靠天吃饭的农业国，此间适逢万年难遇的太阳黑子最为活跃的高峰时区并由此进入长时段的暖温气候，这是大自然赐予中华民族及新中国的大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