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马上到了，每年两会总有代表会提出在中国实施免费医疗的议案，这种能讨好普通民众的议案总是能赢得一些民众的叫好。
但是这些叫好的人却不知道，在搞所谓免费医疗的发展中国家，其民众的平均寿命大幅度低于中国。
即使是发达国家的翘楚的美国，人均GDP超过中国6倍，2022年人均寿命也不过76.1岁，而中国2022年平均寿命却是78.2岁。
拖着14亿人口的庞大基数的中国居然人均寿命超过了最为强大的美国。
这是什么原因呢？
今天猫哥给大家梳理一下中国医疗体制发展的历史脉络，大家就能知道中国人均寿命超过美国的原因。
而且也能明白中国医疗体制发展的趋势，为什么会有集采会有医疗反腐等等一系列的现象背后的根源。
1 全民免费医疗时期
新中国建立后，中国的医疗体制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
1949—1978年，免费医疗阶段（中国人均寿命40—67岁）；
1978—2012年，医疗产业化阶段（中国人均寿命，67—73.5岁）；
2012年—至今，医疗社会主义阶段（中国人均寿命，73.5—78.2岁）；
从上述数据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人均寿命成效卓著有两个阶段，一个是1978年之前，一个是2012年之后。
实际上在1978年—2012年，虽然我们整个国家经济突飞猛进增长了上百倍，但是人均寿命反而增长缓慢，那么这三个阶段究竟发生了什么？
先说1949—1978，这是我国实行全民免费医疗时期。
这个阶段真正人均寿命增长是60年代过后。
从1960年—1978年，在食物供应还是计划经济的模式基本没有大的变化情况下，中国人均寿命从1965年49岁左右，增长到1978年67岁左右。
这里问题就来了，同样是实行免费医疗，为啥65年之前中国人均寿命增长缓慢，而到了65年之后突然突飞猛进呢？
那么1965年之后，究竟发生了什么？
1965年伟大领袖做出一个影响深远的指示。
1965年的最高指示。
在这个指示下，中国从无到有为新中国农村建立了一套基础医疗体系。
在上个世纪60年代，国家财政还非常穷，建立一个庞大的覆盖农村的基础医疗体系按照一般规律绝对是耗费巨大。
以当时中国财政无论如何是无法负担，但是怎么说呢？
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
新中国在财政基本不怎么投入的情况下，愣是将这个覆盖农村的基础医疗体系给搭建起来了。
怎么做的这个奇迹？
一个基础医疗体系有两个要素是回避不了的，一个是医生，一个是药物。
医生问题，我们用工业化模式快速培养了大量的赤脚医生。
当时这些赤脚医生是没有一分钱工资的，赤脚医生的生计还要靠自己务农来解决——
说白一点，就是在农村找一批有文化基础，或者是有医疗经验的农民，快速培训上岗，为农民提供医疗服务。
因为很多这些农民医生连鞋子都买不起，所以才有了赤脚医生的称号。
也是那个年代的农民纯朴并且对国家与领袖有信仰，国家一号召，没有一分钱工资也有大量赤脚医生愿意免费为农民提供医疗服务。
按：在部分经济条件比较好的地区，公社会给赤脚医生提供一定的补助，这个补助即使按照当时的标准也是非常微薄的。
药物怎么办？
一个是靠着廉价的中药，一个就是我国在70年代实现了抗生素国产化。
建国前，国内不是没有将抗生素素国产化的打算。
中央防疫处处长汤飞凡曾经在实验室试制成功，但是由于买办大环境的缘故无法大规模生产。
宋子文听到汤飞凡的事情后就说，“外国进口的盘尼西林（青霉素）用都用不完，中国何必要自己生产？”。
因为宋子文的这种认识，所以抗生素国产化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一直没能实现，
建国后，中央对于抗生素的国产化非常重视。
积极从苏联争取技术援助，并成功争取到了一个落户河北石家庄的抗生素厂（在华北制药厂旗下）。
抗生素厂1953年6月开始筹备，1956年开工，1958年年初建成，设计年产能82.5吨，这是中国抗生素国产化的开端。
当时苏联专家认为，中国虽然有了抗生素生产线，但是菌种的培育技术短期内不具备，只能靠进口。
没有菌种，抗生素生产就没有自己的原料，菌种对于抗生素相当于芯片对于手机。
1956年，复旦大学微生物系毕业生陶静之带领团队开始了攻关。
经过两年多的努力，在1958年12月成功培育出了国产菌种，且性能不亚于进口菌种。
正是突破了核心技术，因此抗生素的产量在后来增长很快。
到上个世纪70年代，仅华北制药厂就有1655吨年产量，加上其他企业，可年产数千吨。
抗生素一旦工业化生产意味着就可以迅速白菜价，廉价的抗生素叠加中药就成为赤脚医生的主要药物。
人与药物都解决了，覆盖农村的基础医疗系统就这么建立起来。
虽然这个医疗体系很简陋，但总算是填补了农村医疗体系的空白。
这个基础医疗体系的建立意义重大。
很多人一旦能够有基础医疗服务，那么小病就能得到及时的医治，小病就不会拖成大病，这对人体的健康乃至寿命意义重大。
除了基础医疗体系的建立，在1965年之后农村还有一个重大变化，这就是卫生条件的改善与凉白开的普及。
凉白开就是我们常说的冷却的白开水，在现代社会这是再寻常不过的东西。
但是在农业社会，凉白开对于普通人家是一种奢侈品。
把水煮开了再喝更有益于健康，这个常识其实古人就有。
早在晋代就有《养生要集》记载：“凡煮水饮之，众病无缘生也”。
但是常识归常识，直到民国，绝大多数民众日常所喝的还是生水。
不是民众不注重个人的健康，实在是燃料太宝贵。
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
柴名列第一，比粮食还重要。
粮食种下去总有几分收成，但是柴火却是越砍越少。
中国几千年历史基本就是这样一个循环，随着人烟的繁盛，大量的树木被砍伐作为燃料，然后是生态灾难，瘟疫、战争，人口大量减少，自然生态恢复，大乱之后大治。
周而复始，形成一种周期性的循环。
在燃料缺乏而又人口集中的城市，人们的饮水更多依赖地下的井水。
由于农业社会的城市不具备化粪处理能力，大量人畜排泄的粪便产生的污染，导致地下水质严重恶化。
据清代《京师坊巷志稿》记载，北京内外城1258口井，绝大多数都是苦水井，做饭不香，洗衣服洗不干净，洗头发黏手。
这样的生水饮用基本就是吃别人用粪便培育的大肠杆菌。
在农村，由于相对富裕的城市夺走了大量的柴火，导致农村一般只能烧秸秆。
有限的燃料当然只能优先保障吃饭、取暖的需求，烧开水就是一种很奢侈的行为。
大量直接饮用河水的后果就是，各种恶性传染病连绵不绝。
直到民国时期，层出不穷的烈性传染病反复爆发摧残着国民的健康：
天花、鼠疫、白喉、猩红热、霍乱、斑疹伤寒、伤寒、肺病、麻疯、疟疾、吸血虫病……
柴火的宝贵，直到建国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很多农村还在因为争夺柴火而发生大规模的械斗。
解决燃料的问题只能靠工业化，通过工业化开采煤炭来解决民众的燃料问题。
建国之初，我国就将煤矿开采放到与钢铁同等重要的地位。
苏联156工程，就有25个煤矿项目。一五计划中，我国的煤炭开采量保持着非常高的速度增长。
49年煤矿产量不过3000万吨，到57年已经达到1.3亿吨，三年大跨越1960年达到近4亿吨的顶峰。
61年又降下来为2.1亿吨，然后慢慢增长到78年的6亿吨。
按1961年来算，2.1亿吨煤炭产量已经是49年的7倍。
虽然大部分被投入到工业生产中，但是城市的燃料问题已经得到解决。
城市（包括部分农村）开始大量应用蜂窝煤，没有城市争夺柴火，农村燃料问题也得到缓解。
燃料一解决，即使是农民也开始喝上凉白开。
最初1958年公共食堂开始免费供应开水，大跨越失败后，虽然食堂不再供应开水，但是大跨越却让城市与农村普及了大量暖水瓶。
随着煤炭产量的节节上升，凉白开对于国民不再是一种奢侈品。
凉白开的普及对于人体健康有重大意义。
凉白开之后慢慢的有了更多的燃料可以烧热水洗澡，这又意味着公共卫生条件上了一个台阶。
煤炭的广泛应用不仅可以给国民生活提供更多的燃料，更重要的是挽救了岌岌可危的生态环境。
1949年，全国森林覆盖率只有8.6%，北方地区不足5%，到1978年森林覆盖率提高到13%，现在是23%左右。
工业化水平越高，城市化率就越高，森林覆盖率就越高。
现在我们简单总结一下：
1965年—1978年中国人均寿命能增长十几岁，主要原因是大家卫生条件的改善，以及农村基础医疗体系的建立。
后来联合国盛赞中国在一穷二白时期，几乎不用财政投入就建立了卓有成效的覆盖农村的基础医疗体系，并把中国模式向全世界发展中国家推广。
然并卵，廉价的抗生素好解决（国外援助也花不了几个钱），但是中药文化与传统却无法解决。
更为重要的是，没有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农民愿意不要一分钱工资为他人提供医疗服务。
所以，中国在上个世纪建立的赤脚医生医疗体系遂成为全球的绝唱。
2 医疗产业化阶段
接下来是1978—2012年，医疗产业化阶段（中国人均寿命，67—73.5岁）。
其实这个阶段，也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1978—1990年，人均寿命从67岁增长到70.5岁。
这是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时期。
这个时期虽然也有一批乡镇企业、民营企业陆续涌现（这些企业员工就不能享受免费医疗），但是国内大部分民众还能基本享受免费医疗。
1978年我国GDP是0.37万亿，1990年我国GDP是1.89万亿，增长了近6倍，中国人均寿命增长了3.5岁。
在这个阶段，我国免费医疗体制（主要在城市国有企业与机关事业单位）也陆续暴露出很多问题。
主要表现是，因为医疗全免费，所以大家都想尽一切办法去薅国家的羊毛。
只要有机会就找医生开大量药品（即使用不上也开，包括营养品用药品的名义开出来），很多家庭药品储备达到很夸张的地步。
几大麻袋药品一家人十几年都吃不完，就那么闲置浪费。
在这种情况下，国家财政对医疗增加的投入如同将水倒在沙漠上。
国家财政已经不堪重负，但是民众实际享受的医疗水平却没有大的提升。
然后国家医疗体制开始改革与转型。
1990年—2012年，整整22年时间，GDP增长了28倍，而我国人均寿命却只增加了3.5岁（70岁—73.5岁）。
那么这个阶段发生了什么？
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我们开始搞市场经济。
在这个时期，我们虽然理论上是摸着石头过河，其实就是摸着美帝过河，其中就包括医疗体制转型。
学习美国的医疗体制后果就是医疗体制向右转，医疗产业化资本化。
基本特征就是国家财政对卫生领域投入大幅度下降（卫生开支GDP占比最低仅为2%），有限经费就是给与医院适当补贴，让医院自负盈亏。
在2000年左右，这种医疗产业化浪潮达到高峰。
比较典型的案例就是江苏宿迁。
下面我们就以江苏宿迁为样板，给大家讲一讲医疗产业化私有化的后果。
2001年，在时任市委书记仇和的推动下，宿迁进行了“卖光式改革”。
将全市9所综合性医院，124所乡镇卫生院全部私有化。
全国搞医院私有化的地方不少，但像宿迁这样全部卖光，一间公立医院都不剩的，还是第一个。
之所以如此激进，原因之一是宿迁当年太穷。
2000年的时候财政总收入只有区区11.27亿，当时全国卫生投入比例大约占GDP的4%。
那么宿迁能投入的钱不过5000万，就算有上级补助，总资金也不会超过一个亿。
这点钱要养9所综合性医院和124所乡镇卫生院，完全是杯水车薪，很多卫生院工资都发不出。
政府只能要求它们部分自负盈亏，说是部分，实际上是绝大部分。
于是医院只能不停地引导病人多做检查，药物价格往贵了卖，导致了“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群众怨声载道。
怎么办呢？仇和的思路和今天阿根廷的米莱差不多——要么不做，要么就做到底。
既然你都部分自负盈亏了，那干脆全部自负盈亏算了，政府只做监管。
于是宿迁的医院就全被卖掉了，有些医院一家就卖了7000万，市政府由此获得了大笔收入。
按照设想，完全私有化后，大家互相竞争，医疗水平就会提高，同时互相卷会导致价格下降，“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就解决了。
但问题是，事情真是如此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