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朝换代导致了大量人口损失，经过从康熙到乾隆上百年的稳定和平发展时期，中国人口再次恢复到了约4亿的水平。这段时期在当时就被统治集团称为“康乾盛世”。直到今天，很多人也对这一时期评价很高。但同样是4亿人口，此时的4亿和明朝中后期的4亿，已经完全不是一个概念了。那个处于工业革命爆发前夜的经济繁荣、科技发达、人民富裕、思想文化开明的社会环境已经回不来了。从“康乾盛世”一直到鸦片战争前夕，整个中国都处于一种被高度僵化的专制体制牢牢控制的、物质和精神双重贫困的状态，一种社会经济结构与思想文化发育长期停滞的死气沉沉的状态。
为什么同样是4亿人，却处在完全不同的文明发育状态呢?
人口数量高速增长，在古代一般被认为是太平盛世的标志。战乱时期人口减少，和平时期人口增加，这是最自然的道理。不过，人口数量达到阶段性高峰，只是盛世的一个标志，是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
“康乾盛世”和明朝中前期的永乐盛世、中后期的“嘉靖一万历”盛世相比，也是类似的情况。
清朝人口之所以能够快速达到4亿的水平，是因为明朝经过200多年对江南地区的开发，已经开垦出能够养活4亿人口的土地。土地会因战乱而荒芜，但也很容易重新用于耕作。把森林改造成耕地很难，把山坡修成可以灌溉和蓄水的梯田也不容易，修建水库、灌溉水渠就需要更多人团结协作，共同艰苦努力。但是，这些工作完成以后，即使土地荒芜了一二十年，杂草丛生，重新开垦、种上粮食也会相对容易。甚至，大部分土地不会因为人口锐减而被抛荒。三个人的地一个人也能种，无非是广种薄收，种得粗放点。少施肥，少浇水，亩产或许低一点，等人口增加了再精耕细作也不迟。战争对农业的破坏可以用较短时间(几十年以内)恢复过来。
中国人口之所以能在明朝和清朝达到4亿，是中国人民数千年来在中华大地上持续不断进行开垦、修建各种农田水利设施的结果。
春秋战国之前的时代，开发程度整体都不高。秦国在关中平原和四川地区修建水利工程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关中平原的开发，让当地成为中国耕地面积和人口密度最高的区域，也成为统治的核心区域。秦和西汉都建都于此。
随着黄河中下游的进一步开发，中国经济重心开始往华中、华北一带转移。东汉定都洛阳，位于长安以东，可以更方便地获得华北、华中地区的粮食物资。但洛阳附近缺乏完整的地理屏障系统，在战争时期不容易防守，到东汉末年终于被战乱破坏。
出于战略安全考虑，隋唐再度定都长安。但关中地区土地过度开发、供养能力下降的趋势已经不可逆转。隋炀帝修建洛阳为“陪都”，多次带领中央政府
全体官员前往洛阳办公，以解决物资保障问题。
唐朝时，中央政府的实际所在地经常移至洛阳。唐太宗李世民曾三次来洛阳处理政务及外事，在洛阳宫居住两年之久①。唐贞观二十三年(649年),高宗李治即位。显庆二年(公元657年)，李治和武则天一同来到洛阳，在此处理国家大事，以洛阳为“东都”。这时唐朝的都城实质上可以说已从长安徙至洛阳了。唐玄宗在位44年，也都洛阳10年②。唐朝末期出于安全考虑，仍旧以长安为首都，但已无力控制华北地区的藩镇势力，最终被依托华北平原经济实力的军阀消灭。
此后，北宋定都华北地区的开封，标志着关中平原最终衰落。开封也是一个缺乏险峻地理屏障的城市，但北宋只能选择这里，作为抵抗辽国南侵的总指挥部。北宋采取了“强干弱枝”的集权政策，财政和军事资源完全由中央政府掌握，在没有收复燕云十六州的情况下，中央政府驻扎长安就相当于把整个华北地区拱手让给辽国。一旦华北沦陷，关中也无法自保。
一直到北宋，中国的经济重心始终在北方，在黄河流域，只是从关中逐渐往黄河中下游转移。南方的开发程度整体来看不算高。
简单分析原因，因为长江流域阳光和水分都过于充足，森林茂密，而又多山地丘陵，以古代的技术条件，开垦难度远大于相对干旱而平坦的北方。但南方地区温暖的气候和充足的水资源决定了，一旦土地开垦成熟，粮食产量可以数倍于寒冷而又缺水的北方。因此，我们秦、汉、唐、宋时代的祖先，一边开发北方的土地，一边抗击北方少数民族，还在干一件很重要的事-不断开发南方。这个开发过程非常缓慢，持续了数千年。
开发成熟的南方土地，一年可以播种两季甚至三季，其粮食产量可以达到北方的两三倍甚至三四倍。这样，对南方的开发程度就基本决定了中国古代和平时期能够达到的人口上限。
（①《旧唐书·太宗本纪》记录了李世民行程，他在贞观十一年(637年)二月、贞观十五年(641年)
正月、贞观十八年(644年)十月三次前往洛阳宫长期停留。第一次在洛阳停留了约1年，于第二年二月返回长安;第二次停留了约10个月，于当年十一月返回长安;第三次停留了4个月，于贞观十九年(645年)二月从洛阳出发统兵远征朝鲜，留太子监国。3次合计约2年。
②据《旧唐书·玄宗本纪》记录的行程，唐玄宗在位期间5次去往洛阳长期居住，累计时间约10年。）
开发南方是国力的隐形扩张，在战略上的重要性往往被历史学家忽视。因为南方地区从上古时代就已算是中国的一部分。相反，对长城以北地区的控制，对人口数量和经济实力的影响基本可以忽略不计。
两汉时期，中国人口大约五六千万①，绝大部分都在北方。那时候连今天四川、湖南、江苏的很多地区都被视为蛮荒之地。《史记》里面就说“楚(湖北、湖南)越(浙江、江苏)之地，地广人稀”。诸葛亮在三国时期进入南中地区七擒孟获，号称“五月渡泸、深入不毛”，其渡过的“泸水”其实就是金沙江，也就是长江上游的一段。过了泸水，就被视为“不毛之地”了。孙权平定山越，史料记录的交战地点在包括今天扬州、苏州等地的山野地区，也就是说当时这些地方还居住着很多野蛮部落。可见，当时江南地区的开发主要是据点式的，局限于大江大河的冲积平原和交通枢纽周边，其余有大量的地区还处于蛮荒状态。曹操、曹丕父子控制华北地区，实力最为强大，刘备和孙权控制着汉中、四川和江南地区，他们两方都不是曹操的对手，本质上是因为这些地区的资源保障能力远不如关中和华北。
东汉末年和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北方战乱，大量精英人口南渡，极大地加强了江南地区的开发，奠定了盛唐的经济基础。到了唐朝，繁荣程度超过汉朝，全国人口峰值七八千万②，比汉朝多出来的两三千万人口主要由南方贡献。中晚唐时期，安史之乱和藩镇割据主要影响了广大北方地区，东南地区受的影响很小，成为中央政府最重要的赋税来源。白居易在《苏州刺史谢上表》中称:“当今国用，多出江南。江南诸州，苏为最大。兵数不少，税额至多。”唐朝前期把州分为七等，一等为“辅州”，集中在“长安-洛阳”附近地区，二等为“雄州”，是首都区域以外最高等级的州。唐中期以前全国只有六个雄州，全版图中地位上升的重要标志。
部在北方。778年，唐朝增设苏州为江南唯一的“雄州”，这是江南地区在国家北宋末年，全国人口在高峰时期突破1亿，其中南方人口达到约5000万，南北方人口基本平衡，标志着南方的开发已接近北方的水平。但此时全国经济中心仍然在黄河中下游平原，也就是都城开封一带。后来，由于女真和蒙古南下，战争让北方人口剧烈减少，降低到了1000余万。南宋控制的江南、华南和四川地区人口数在高峰期则达到6000万,南方经济大幅度超过北方-南宋时期不仅南方农业发达，海洋贸易也开始兴盛起来，这是更大的进步。
但南方的开发空间仍然很大。经过200多年持续不断的开垦，加上农田水利技术的进步，南方的开发才完全成熟，不仅耕地面积大大提高，亩产量也达到了新的高度。此时加上四川、云南、贵州在内，南方人口超过了2亿，而北方人口则在1亿左右®。相比汉唐，宋代新增的人口主要在南方。
明朝永乐定都北京是为了战略安全考虑，即方便抵抗北方少数民族。但首都的物资供应却主要依赖大运河从南方运输过来。南京、苏州、广州等南方中心城市的人口都超过了首都北京。大一统王朝历史上第一次出现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分离的现象。汉唐时期盛极一时的关中平原，到明朝已成为比较落后的西部地区。
明末时期到达中国的西方传教士留下了很多关于南方开发情况的记录，在华南地区“一切可以被开垦的土地都被开发了出来”“没有一尺土地没有被开垦”“中国是一个差不多所有耕地都被开垦出来的国家”……此类说法极多。
1556年前后在广州居住的克鲁士在《中国志》中说:“在印度的若干地方有大片未开垦的土地，而在中国则不一样，人人都能享受他的劳动成果。所以在中国，一切下种后能收获的土地都开耕了。不宜于谷物的山地，生长着极好的松树林，可能的话也在树间种植豆类……那土地的出产极富庶，食物及维持生活的各种必需品都极充足，原因在于中国的主要粮食是大米，在全国产量极丰.有很多一年两收或三收的大稻田。”
1575年到达中国的西班牙修士拉达在《记大明的中国事情》中说:“我们没有见任何野物，因为我们到过的地区没有留下荒地……他们的农田是靠灌溉的，河流水渠处处皆是……在头一茬庄稼收割的时候，别的谷物已种植……土地是很肥沃的，物产丰富而人口众多。”拉达说的地方是福建，这里一直是沿海比较贫穷的山区省份，其开发程度尚且如此，南方其他地区就更不用说了。
此外，云南、贵州地区，在明朝以前一直被视为蛮荒之地。但在南明时期竟然可以供养孙可望领导的20万精锐大西军，成为抗清运动后期的核心根据地。后来吴三桂经营云贵，也可以据此与清军主力对抗，可见明朝中后期云贵地区的开发也已非常成熟。万历年间的文人谢肇湖的《五杂组》里就说:“滇中沃野千里，地富物饶。”须知三国时期诸葛亮经营四川时，成都平原号称沃野千里，也就只能供养10万常备军。
南方的开发是明末人口能够增长到4亿的主要原因，其他诸如红薯等高产农作物传入中国、大幅度提高亩产之类的原因，都不是主要原因。红薯因为营养低口感差，从来没有成为中国人的主粮。南方吃米、北方吃面才是主流，这些才是中国人民自己培育出来的粮食品种。明末的12.2亿亩的土地(官方统计数，实际应该不止)，不用种红薯也足以养活4亿人口。中国人是依靠自己数千年来的辛勤开垦和自身农业技术的进步来支撑起这么多人口的，而不是靠外来农作物。
总体面言，古代社会人口数量主要由农业产量决定，农业产量主要由耕地数量和亩产能力决定，亩产能力主要由土地肥沃程度和农田水利技术决定。清朝经过“康乾盛世”100多年的和平，人口能达到4亿，就是因为有明朝270多年南方大开发的底子。有了这个底子,只需要保持国内和平，人口自然繁衍生息，就会逐步增长到这个数量。
《三国志·后主传》有注:“又遣尚书郎李虎送士民簿，领户二十八万，男女口九十四万，带甲将士十万二千，更四万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