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官三字可以称得上是国际政坛上的弄潮儿，体面、绅士、有腔调，作为一国脸面的外交使节，更是代表着国家的形象和影响力。无论是“弱国无外交”还是“打扫干净屋子再迎客”，这些关于外交的名言国人都耳熟能详，但在一百多年前的晚清，作为我国现代化外交的起步阶段，大清外交官在国际政坛却是举步维艰。
外交，最重要的当然是与其他国家的交往，但是在一百多年前的列强眼中，大清国的外交官却是让人有些羞耻。在《清稗类钞·外交类》就记载了当时列强对于大清外交的态度：
“外人恒讥吾国外交，为儿戏之外交，英使威妥马尝曰总理衙门大臣（主管外交之衙门），皆喃喃学语小儿耳，击之则嚎哭，抚之则骄惯，左手打之，右手摩之，乃对中国外交之善法也”。
从列强对清政府的外交态度，也可侧面窥见当时在洋人眼中的清国外交官之地位。
上图_ 李鸿章觐见英女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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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外交使节的等级
对于清政府来说，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外交”也是从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的屡次失败中，被洋人打怕了、打疼了后才开始的。
自1875年即光绪元年开始向英国派驻大使直到宣统三年清朝灭亡，彼时清朝共在19个国家设立了常驻使馆，一共派遣了68名各等级的大使。在这些大使中，清政府也按照国际惯例将他们大致分为三个等级，头等为特命全权大使，二等为特命全权公使，三等为代办使事。一般来说，除了肩负特殊使命的钦差为头等全权大使外，其他派驻到各国的大使，一律为二等全权公使。
在派驻大使的初期，由于清政府不重视、官员不想去，导致清政府的外交工作并无多大的进展，直到清日甲午战争后，当时身兼英、法、意、比四国大使的龚照瑗在欧洲大陆利用“合纵连横”的外交手段以夷制夷，借重俄、德、法三国逼迫日本“还辽”，这场外交上的“胜利”，才真正让统治者知晓了外交的厉害。
早在甲午战争之前，在清朝的官样文章中向来只有朝贡，而没有平等的外交。甚至于在《中英南江条约》签订后“无战不败，败必偿款”的情况下，在清朝的公文中也“每每讳赔款为抚恤”。这样的情况被外国人知晓后，列强纷纷诘问清政府，称条约文书上写的清清楚楚，不得肆意曲解、侮辱，最后不得已由主事官员公开道歉才息事宁人。而自光绪年间至清朝覆亡，道歉外交也成为了清政府外交的一大特色。
上图_ 1901年7月12日，载沣（中）赴德途经香港时的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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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侵略者谢罪的头等大使
作为道歉外交最为出名的便是八国联军侵华后，醇亲王载沣受慈禧太后指派，远赴德国向威廉二世谢罪一事。按常理来说，被入侵国家才是受害者，为什么还要向敌方谢罪赔礼呢？这一切皆是因为德国公使克林德在庚子年被杀一事，再加上同时期被杀的日本使馆书记官杉山彬，导致德、日两国对赔罪一事不依不饶。为了尽早安抚列强，签订合约，慈禧命载沣作为头等出使大臣前往德国谢罪，户部右侍郎那桐为专使大臣前往日本谢罪。
那桐在日本的出使活动并未遭到刁难，因此顺利的完成了差事。但是可怜一辈子软弱的载沣却碰上了强硬的德皇威廉二世，导致他的谢罪过程颇为曲折。
上图_ 载沣出使德国期间，游玩时的留影
先是在抵达德国后，德国人通知载沣面见德皇时除了他本人行三鞠躬礼外，其它随行的副使、参赞等人员，必须向对清国皇帝一样行跪拜礼，并且跪听国书宣告。这样极尽侮辱人格的情况，在西方向来是没有的，一旦清国的使团向德皇下跪，就会给本已蒙羞的大清带来更深重的羞辱。无奈之下，军机处想了一个折中的法子电寄给载沣，那便是载沣只带翻译人员前往“白厅”面见德皇，递交国书，其他使团官员则借口生病或是推脱不在此处，以此来免除尴尬的局面。
可就是这样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在递交国书时也遭到了刁难。本来在给德皇准备的致歉“国书”中，清国就极尽卑躬屈膝之态度写道“惟望大皇帝尽弃前嫌，益敦夙好，从此我两国共享升平之福，永联玉帛之欢，惟大皇帝鉴察焉”。就是这样一封可以称得上“伏低做小”言辞恳切的国书，在递送时德皇丝毫不为所动，坐受国书，极其傲慢，真正是生动的演示了“弱国无外交”是个什么样子。
而且载沣到欧洲后，还受到英、法、比利时等国的邀请，载沣在电奏慈禧之后，准他顺道访问这些欧洲列强，借机一探列强虚实。但这件“开眼看世界”的访问计划并未成行，只因为英、法、比利时与德国交恶，德皇对于专程道歉的清朝使节前往这三国“深不谓然”，为了顾全大局，载沣只好将对此三国的访问推脱。
上图_ 爱新觉罗·载沣（1883年2月12日—1951年2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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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官的好处与待遇
在醇亲王载沣作为谢罪大使访问欧洲列强失败之后，1902年清政府又以英王爱德华七世加冕典礼为机，派遣庆亲王奕劻之子载振以“专使英国头等大臣”的官衔前往英国，出席加冕仪式。并顺道周游欧美，对各国经济、政治、法律等制度进行研究和学习，以求“师夷长技以制夷”。为此慈禧太后还特地给只是镇国将军的载振赏加固山贝子衔，借以提升其地位。
可是这位载振材质平平，不堪大用，甚至他自己的儿子溥铨都在回忆录中称载振“粗通文墨，不善写作”。乃至于其周游列国回来之后所呈递给皇太后和皇上的探访各国制度的“作业”《英轺日记》，也是由当时的随行参赞唐文治写作、整理的。但这并不妨碍载振凭借着这次出使在皇太后和大臣中间赢得了通晓外国政治、经济事务的赞誉，并一举从闲散宗室成为了大清新成立的商务部尚书。
上图_ 爱新觉罗·载振（1876年—1947年），字育周，满洲镶蓝旗人
从载振的发迹过程中，许多郁郁不得志的八旗子弟和候补京官也意识到了新的权力升迁路线——出国做使臣，通过“留学镀金”，出口转内销，进而获得新的实权官职。据统计，在清政府所派出的68名驻各国大使中，就有34人是候补官员。而且作为出使外国的使节，不但四品、五品的候补会变成实职，朝廷还会在使节原有官职上对其拔高，升擢为二品的虚职，以此来抬高使节在国外的身价。
到了光绪三十三年之后，更是规定：“嗣后简派各国二等公使定位二品实官”、“无论原官何等，一经简派，即为二品实职”。这样一来，原来不被看好的出国做大使，就成了官员升迁的终南捷径。
在薪资待遇方面，清政府对派驻各国的大使也是相当优待。“钦差头等大使···月给薪俸一千四百两，二等···月给薪俸一千二百两，三等···月给薪俸一千至八百两不等”，远超清代《户部则例》中规定的京官正、从一品官180两，正、从二品官155两，正、从三品官130两，正、从四品官105两，正、从五品官80两的薪资。不仅如此，使馆和大使们所产生的交通费、通信费、宴请费等都可以随时报销，这样的吸引力对于那些候补官、穷京官都有着强大的吸引力。
上图_ 1904年5月，溥伦参加美国在圣路易斯市举行世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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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目混珠的外交使节
当做外交官变得有利可图时，在出使外国的大臣中间难免就会有泥沙俱下鱼目混珠情形。自载振出使英国后，“归，授商部尚书，诸王公艳之，尽思做海外之游，一猎取高位。”
自此后，1904年贝子溥伦代表清政府出使美国参加圣路易斯博览会，后授资政院总裁、农工商大臣；
1905年镇国公载泽与端方、徐世昌等共五人出国考察“君主立宪制”，史称五大臣出洋。载泽归来后，赏加贝子衔，后授度支部尚书等职；
1908年贝勒毓朗在厦门招待美国军舰，后赏食双俸、任训练禁卫军大臣；
1909年贝勒载洵出使欧美各国考察海陆军政，后授海军部大臣；
1910年贝勒载涛前往欧美考察宪政，后任军咨大臣并掌管禁卫军。
在清政府最后的十年光景里，这些王公大臣如过江之鲫一般，纷纷充作钦差大使出访各国，而无一例外他们都从中获取了利益，清政府也通过这些“出洋镀金”后的王公贵族牢牢把持着政府中枢。
上图_ 1910年5月17日载涛在文森斯（巴黎东边）的一个演习场 留影
上图_ 1910年，载涛出访俄国 留影
看起来这些王公大臣出使卓有成效，但实际上时人对他们的评价却是“诸王公年少未学，声色狗马之外，他无所知，举动则皆足辱国”。
溥伦参加世界博览会，将鸦片烟枪、三寸金莲的鞋子当做参赛作品，贻笑大方；
载洵与随行人员在英王宫就餐大呼小叫、参观逾期不往，让英国人引以为耻；
载涛前往英国访问，英国拒不接待，适逢爱德华七世去世，借口吊丧，才获准造访，并只给四天时间；
出洋五大臣之端方，到达旧金山之后，为了让当地华人报社不说“那些话”（即排满之语），以师生情谊、重金拉拢报社主笔，而且凡出洋王公大臣亦“多有挟妓之名”。
上图_ 1905年12月19日，湖南巡抚端方、户部右侍郎戴鸿慈等人，奉光绪帝和西太后之命，乘坐“西伯利亚号”邮轮前往夏威夷
虽然在清末的外交使节中有如此不成体统的事件发生，但是也不能全盘抹杀掉他们的成绩。
首先他们的出使，彰显了清政府在国际秩序中的地位，其次便是他们在外交层面的纵横捭阖，也给当时的清政府赢得了喘息的机会，用以夷制夷的手段减缓了列强对于中国的鲸吞蚕食，再次就是为以后中国的外交发展奠定了基础，一定程度上将西方先进的技术和制度引入了中国。
只不过囿于当时清政府的政治体制和世界局势，在我们今天看来，他们的外交过程未免有些卑躬屈膝、昏聩不堪，甚至有从中牟利的做法，但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倘若今人在旧时，又当如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