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李嘉图贸易比较优势模型与“幼稚产业保护理论”的矛盾
国际自由贸易的理论基石是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该理论认为即使发达国家在生产所有商品上都相对于不发达国家有优势，两国之间的贸易仍然能够能双方都受益。
与它相对的是“幼稚产业保护理论”，就是认为不发达国家在与发达国外贸易的的过程中，应该先对本国的幼稚产业进行关税保护，让这些产业成长壮大到可以面临国际竞争的时候再放开关税进行自由贸易。日本和德国在经济发展的前期是执行“幼稚产业保护理论”做得比较好的例子，都是先对国内的幼稚产业进行了有效的关税保护，然后再逐步降低关税，最后成功的从战后废墟中迅速成长，重新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看起来“幼稚产业保护理论”虽然在数学上没有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那么清楚漂亮，但是很管用。甚至现在推动贸易自由化最得力的头号强国美国自己当年也是如此，美国首位财政部长汉米尔顿就是贸易保护主义最热情的鼓吹者和执行者[1]。
然而这只是表面现象。实际上，在经济发展早期利用关税保护“幼稚产业”最得力的国家并不是日本和德国，而是拉美国家。
拉美国家的决策者在总结美德日等发达国家发展经验的基础上，认为在工业化初期对本国幼稚产业的保护是必不可少的。拉美经委会在1966年的一份报告中指出：“阿根廷的关税水平高达90%，厄瓜多尔、巴拉圭和委内瑞拉为50%，巴西、哥伦比亚和智利为40%。这些税率大大高于联邦德国、加拿大、美国、法国、挪威和英国（10-20%）以及丹麦和瑞典（不足10%）[2]。”此外，还有进口许可证限制，以及其它很多隐性的贸易壁垒[3]。
然而，最后的结果很糟糕：由于过度保护，国内经济缺乏活力，受保护的产业在国内市场提供低质量高价格的产品，在出口上却完全无力参与国际竞争，国民经济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很弱。在短暂的发展以后，加上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在80年代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危机[4]。
受到经济危机的打击，从80年代中期开始，拉美国家又放弃了贸易保护主义，无论是关税税率，还是隐形的保护，都大大降低了[5]。然而最后的结果还是很糟糕。
在经历了短暂的发展之后，到了1994年爆发了著名的“墨西哥金融危机”，横扫拉美国家。还没有喘过气来，又遭遇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从此一直没有恢复元气。
“拉美化”成了不发达国家执行经济发展战略失败的代名词。
反观日本和德国，在贸易保护放开以后，经济发展仍然十分迅速，其制造业产品占领了全球市场。
另一个不得不提的国家就是中国。
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制定了比较严格的进口许可制度和高关税政策。在2002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开始大幅度的全面的降低关税。此时很多国人都对此捏了一把汗，担心幼稚的民族工业和落后的国有企业无法抵抗外国商品的冲击，国外也有诸多学者或观察家持有这样的观点。
然而最后的结果却是“中国制造”像开闸的洪水一样冲向全世界，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以至于鼓吹贸易自由最得力的欧美发达国家也不得不挥舞起“反倾销”的大棒来抵抗中国商品。
这就是说，有些国家，执行贸易保护是对的，放开贸易保护也是对的；而有些国家，执行贸易保护是错的，放开贸易保护也是错的。
那么，贸易保护到底是对的还是错的？
（二）发展中国家在利用外资问题上的教训
外资进入一个国家，它的目标很简单，就是盈利。这和国内的民营经济的目标是完全一致的。
为了赚钱，外资什么都愿意干。它既可能通过创造财富赚钱，也可能通过掠夺财富赚钱。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制度不能够阻挡这些外资控制国民经济命脉、控制自然资源和土地等存量财富，控制金融杠杆的使用和遏制投机，外资就会从创造者变成掠夺者。
拉美国家的问题主要不在商品贸易领域，而在于资本控制领域。无论在执行贸易保护主义还是贸易自由主义的时期，拉美国家对待外资的政策大部分时间都是比较宽松的。尤其是在放弃贸易保护主义之后，干脆连对外资投资领域的限制也基本完全放弃了，银行、矿产、粮食等各个领域可以让外资取得控制权。而且，在推行私有化过程中几乎完全放开各种重要行业，任由国内个人和外资低价收购。整个国家经济变成了掠夺者和投机者的乐园，底层人民的利益没有得到保护，并由此引发了社会动乱。
在这个过程中，外资所起的作用可以大致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买油买地、安营扎寨
外资进来以后，也和俄罗斯私有化改革中的“寡头”一样很有“经济性觉悟”。寡头们可能还需要时间领悟，而外资在这方面就经验丰富得多，不需要“领悟”，直接低价购买发展中国家最有价值的自然资源，控制金融系统，购买土地，进入交通、通信、城市水电这样的要害部门等等。这个阶段发展中国家急需资金，同时内部的民营资本也没有成长起来，只能任由外资瓜分。
第二个阶段：搞搞生产、挣点小钱
外资进入一个国家也需要过程，需要花时间来消化买到手的各种资产。在这个过程中，也有资金利用发展中国家廉价的土地、劳动力来发展简单加工制造业和农业，出口挣钱，当然也包括开采石油资源等出口挣钱。这个时期是外资和引资国之间的“蜜月期”，经济发展势头良好，初级产品和自然资源出口创汇，就业率提高，政府财政收入稳定。
第三个阶段：制造泡沫、掠夺财富
当国内经济初步发展，外资布局完成，而且劳动力工资开始提高，国内积蓄了一定的财富。此时已经控制了国民经济命脉的外资就开始从创造转而进行掠夺，通过各种金融手段制造经济泡沫，抬高资产价格，掠夺存量财富。国家经济出现严重的泡沫化。
第四个阶段：拔寨而起、呼啸而去
通过购买、生产、投机，外资已经把财富掠夺完毕，国家经济已无法再支撑资产泡沫。于是出现外资出逃，经济危机爆发，本国货币严重贬值，失业率上升，并引发严重的社会动荡。这些获利的外资，又继续到别的地方兴风作浪，赚取利润。
在这四个阶段中，第二个阶段向第三个阶段的跨越是关键。第二个阶段可长可短。最短的比如1989年开始的阿根廷私有化改革，用三年的时间把电信、民航、铁路、石油、化工。煤炭、金融、电视台、港口、城市自来水和污水处理等等全部卖光，而且几乎没有对外资有任何限制。
阿根廷政府也根本就没有设立任何专门管理外资的机构。
在此过程中，外资大举进入这些部门。外国金融家大力夸奖阿根廷政府在“改善投资环境”方面取得巨大成就。
在此后的1992-1994年，阿根廷GDP增长达到6%-8.9%，这就是外资和政府的“蜜月期”。然而这个阶段也伴随着大量的投机和资产的泡沫化。
等到1994年12月墨西哥爆发金融危机，外资对拉美国家失去信心，连带着也对阿根廷失去信心，于是纷纷出逃，经济危机爆发。
到1995年，阿根廷的失业率就达到了18%，GDP下降了4.6%，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数量飙升[6]。
相比之下，外国资本在东亚地区就要“耐心”得多。这种耐心正是东亚地区政府强势控制外资流向的结果。
拉美国家的政策制定者似乎以为竖起关税壁垒之后，外资进入就只会促进竞争，因而“以提供进入被保护的国内市场作为诱饵”来吸引外资；东亚则为了控制外国资本而“对外国投资者设置障碍[7]”。
韩国和台湾当局基本控制了金融体系，在“80年代初以前……韩国政府在所有主要银行中都拥有控制权。[8]”1980年对韩国投资环境所作的一项民意调查表明，外国投资者最不满意的是“官僚程序复杂”和“韩国国内银行的支持不够”[9]。这种意见和前文所言的国际金融家们对阿根廷政府“改善投资环境”的交口称赞截然不同。
结果是1970年代，在韩国和台湾，跨国公司主要的影响力集中在电子产品出口中，而在同时期的墨西哥，跨国公司则控制了其橡胶工业、金属工业的100%，烟草工业的84%和化学工业的78%；在巴西，跨国公司控制了其烟草工业的91%和橡胶工业的81%[10]。也即前者主要集中在高科技制造业，而后者则主要集中与上游原料产业。
前者可以推动地区产业逐步走向现代化，而后者则会逐渐消耗这些国家的存量资源，国民和政府财政能获得的部分很少，外国资本也没有推动地区产业升级的动力。
但是在1997年，外国资本突然失去了“耐心”，在东南亚和东亚地区开始爆炒房地产和进行金融投机，最终制造了横扫全球的亚洲金融风暴。客观的说，这主要是这些国家和地区自身内部经济结构失衡造成的，才给了国际金融炒家以可趁之机。但经济失衡的主要原因就是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对金融市场、土地市场监管不力所致，既对国内资本监管不力，也对国际资本监管不力。
在贸易自由与资本自由化的关系问题上，日本政府的态度非常鲜明。美国人查默斯·约翰逊对此评述道：“自从日本在1964年加入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OECD）……之后，这个国家似乎忘记了资本在签约国之间合理地流动是该组织的目标之一。”
尽管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一再催促日本加快推进资本自由化，而日本政府总是行动缓慢。
“一想到资本自由化的问题，通产省官员和日本工业界的领导人心中便激起恐慌。在他们看来，贸易自由曾经只是意味着用产品（质量、设计、价格等等）来应对世界竞争，在这个水平上，日本已经制定出了成功的战略……但是，资本自由化却意味着在企业的每个层面的水平上展开竞争……当然，这个问题与其说是经济问题，还不如说是民族问题——就某些日本人而言，他们认为尽管美国曾经想要买下西欧，便是也将要买下日本。[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