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不会简单重复，但自有其韵脚。上一次全球化退潮，是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为了解决所谓德意志问题而掀起的两轮世界大战。2008年以来的全球化退潮，盎格鲁撒克逊人又将其矛头指向了我们，世界迎来又一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多年前，我与一批相关领域的华人学者就德意志第二帝国的经济政策展开了研究。我在研讨中提出了一个观点：要理解德意志第二帝国的经济、产业和金融，必须先理解其政治、社会和文化。因此，在研究中我主动承担了德意志第二帝国兴衰的非经济因素部分的写作，本文是基于当时写的一些随笔和感悟集结而成。以史为镜，以德为鉴，方能沉着应对。故不吝浅陋，特将我个人的若干思考和笔记拿出来供朋友们批评探讨。
德意志道路的特殊之处
纵观过去两百年来的全球工业化浪潮，由于革命性技术的渐次进步，工业文明经历了波浪式扩散和迭代演进的历史进程。后发国家既享有某些后发优势，比如学习模仿的成本较低，较少路径依赖因此更容易抢得新一轮工业革命的先机等等；也面临着某些先天劣势的限制，比如全球市场和殖民地份额已经被先发国家瓜分完毕，国力赶超过程会引起先发国家的围堵和打压等等。因此，后发工业国要实现从模仿到赶超的突破，其发展模式往往不同于先发国家，而必须适应自身民族和时代的特点。英国在19世纪前期实现第一轮工业化之后，欧洲大陆和北美开始模仿并力图反超之。在19世纪末，美国和德国借助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机遇而实现了对英国的成功反超。如果说美国对英国的反超主要靠规模优势的话，那么德国对英国的反超则主要靠质量优势：比英国更质优价廉的产品、更高水平的教育与科研、更有效的国家治理模式。而高质量发展和国力反超过程中，德国表现出的一系列特殊性，被当时和后世的学者概括为“德意志道路”。
整体上看，德意志道路具有以下一些特点。
首先，德国由分裂走向统一的王朝政治的特殊性对其发展道路的选择影响深远。德意志民族将实现和巩固民族统一的历史进程同经济的工业化及人口的城市化进程融为一体。工业化之前，德意志民族处于封建邦国林立市场严重割裂的状态。工业化的德意志民族需要一个统一的国内市场来提升其经济竞争力，而工业化又赋予了其中最有尚武传统的邦国普鲁士以强大的现代化军事能力，打败了德意志民族的内部竞争者奥匈帝国和外部邻国丹麦与法国，实现了民族统一。统一后的德国内政中，新并入治下的地区有待完成政治整合，而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尖锐矛盾又急需调和。为了维护霍亨佐伦王朝的政治统一和稳定，德国统治者试图通过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来强化国族认同，从而避免社会内部的对抗和分裂。这种策略固然起到了设计者所期望的政治效果，但是也为此后的德意志极端民族主义对外政策埋下了伏笔。
其次，德国教育和科研体制为其反超英国赢得第二次工业革命提供了深层动力。与英国的自由主义教育思想相反，早在德国统一之前的一个世纪里，普鲁士就已经在推动强制性的、高强度的义务基础教育，从而为德国产业发展提供了大批高质量劳动力。此外，中央和地方政府出资设立了一大批高质量的大学，而其理工科教授岗位的大量创设也开创了很多前沿自然科学和工程学学科。德国企业也竞争性地创办实验室，从而把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的成果与工业生产紧密结合起来，藉此，德国制造在第二轮工业革命中后来居上。
其三，德国通过积极的社会改革以避免政治革命，探索出福利国家的道路。欧洲工业化带来的底层无产者规模持续扩张和政治革命压力，以及德国社会工党影响力的持续扩张，触动了俾斯麦为代表的德国容克贵族统治者，迫使后者主动拥抱社会改革以避免革命。在此背景之下，德国逐步建成了全世界第一个福利国家。福利国家既缓和了德国的阶级矛盾，有利于社会稳定和团结，也有利于扩大和升级其本土市场的总需求，从而提升其工业的国际竞争力，打造出以内循环为主的双循环经济体系。
其四，外交政策从韬晦防御和欧洲均势向全球扩张争霸转变，是德意志第二帝国国运转折的关键所在。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头二十年表现出防御性的国策，其对外政策执行精巧的欧洲权力平衡，其地缘政治目标也仅限在欧洲大陆上抑制法国的报复和俄法结盟的潜在威胁。而随着俾斯麦的下野和德国工业革命的成功，这一政策被威廉二世废弃，取而代之的是雄心勃勃的世界政策，掀起造舰狂潮并要求获得“日光下的地盘”。从保守向激进的这一国策转变导致英德这一对持续了两百年的盟友之间反目成仇，最终在欧洲形成英法俄之间的反德大联盟，从而决定了德意志第二帝国在大战略层次上的失败。
历史主义与民族主义：德意志意识形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