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治疆经验表明：治疆之要在南疆——为此唐朝治疆以设在南疆的安西都护府为重点，南疆之要在喀什——为此唐朝以疏勒（喀什）为龙头专设“安西四镇”[1 ]。疏勒地处欧亚大陆中部，是“丝绸之路”上的商埠重镇和进入中亚的重要交通枢纽。西汉时，疏勒国“西当大月氏[2]、大宛[3]、康居[ 4]之道”[ 5]，与今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接壤。由此越上帕米尔高原转西南便进入伊朗高原，继而进入叙利亚并直抵欧洲。
与东高西低且可直入西西伯利亚大平原的北疆路线相比，以喀什为枢纽的西南疆线更加崎岖曲折，西高东低，地高天寒，不利于大部队机动，这一地理特点使喀什地区势力比南疆其他地区更容易得到境外资助并因此坐大。凡能坐大，必有外援；凡有外援，必有通道。与南疆其他地区比较，喀什最符合这一条件。
有鉴于此，唐高仙芝在平息小勃律分裂叛乱后，并没有回撤而是继续西进至帕米尔高原西麓，彻底截断了境外势力对中国西域反叛势力进行资助和渗透的通道。18世纪清朝解决准噶尔叛乱后实现了对新疆的行政管理。但当时在南疆地区，“整个统治者与属臣的问题却没有完全安排妥当，因为清朝没有继续征服西土耳其斯坦的绿洲。在西部绿洲独立的和卓部[6]不时地企图在新疆，特别是在喀什，重建他们的势力。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喀什的哈萨拉阿帕的家庙[7]是一个重要的布施收入来源。”[8]
如前所述，帕米尔高原是影响中国西陲安全的战略制高点。唐朝高仙芝的成功说明，控制帕米尔这个制高点是控制中国西陲甚至是控制整个中亚的关键环节。明乎此，也就明白了阿富汗在历史上何以成为英、俄、美等世界霸权国家的必争之地。
但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从另一方面看，控制帕米尔高原，对唐王朝而言，已是超出其国力因而是不得已的做法。法国历史学家勒内·格鲁塞（Rene Grousset）在肯定高仙芝靖边行动的成绩的同时也婉转地指出这一“短板”。他在《草原帝国》一书中说：
高仙芝对帕米尔以西的两次战役，标志着唐朝中国在中亚的扩张达到了顶点。此时，中国已经成为塔里木地区、伊犁河流域和伊塞克湖地区的占有人和塔什干的宗主，她控制了帕米尔山谷地区，成了吐火罗地区，喀布尔和克什米尔的保护者。高仙芝在库车驻地上，其行为俨然是中国在中亚的总督。然而突然间，一切都崩溃了。同样是由于这位将中国的胳膊伸到如此遥远地区的高仙芝的作用。[9]
这段评价有正反两重含义：其一是肯定唐朝西陲靖边政策因其控制了影响中国西陲安全的关键地带帕米尔高原，在逻辑上说是成功的；其二是批评唐朝合乎逻辑的西扩范围却超出国力可支持的极限，因而是力所不及的。公元741年（唐开元二十九年）的西界与西汉时大体重合，约在东经68°。但在公元741年至公元820年（唐元和十五年）间，中国西陲边界却迅速东退至约东经72°[10]；至明、清，中原王朝可以直接控制的西陲边界大体维持在这条经线左右；民国时，中国西陲边界进一步东退，但收缩幅度在1°～2°之间。这说明勒内·格鲁塞的判断是符合事实的。这个判断对今天中国制定西域政策是有益的，即我们在赞美唐朝治边武功的同时，也要看到它事实上为自己加上了力所不及的负担——正如俄罗斯将东境扩张至阿拉斯加也给自己加上了力所不及的负担而不得不最终放弃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