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问的目的不是为了解释世界，而是为了改变世界。这是马克思区别于黑格尔思想的分水岭。
1845年，年青的马克思在布鲁塞尔完成《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在这篇被恩格斯称作是“包含着新世界观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1]中，马克思提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2]的著名论断。马克思逝世后，这句名言被刻在马克思墓碑上，[3]它意在告诉人们：“改变世界”才是理解马克思学说的关键所在。[4]
青年人由于缺乏经验，他们做学问主要靠大胆猜想与逻辑反驳，喜欢提出诸如“上帝死了”之类的命题从原逻辑上根本打倒对方，最后还信心满满地不忘加上一句“鉴定完毕”。这里只有“大胆猜想”，就是缺乏“小心求证”，求让主要靠逻辑化的经验。结果，因其缺乏支撑其命题的经验，其猜想和反驳往往异化为“大胆”。
中年时做学问多依据逻辑，所用逻辑体系如此严密和精致以致可用数学表达，有的还可成为美学范本。但在偶然性，尤其是在偶然突发的重大历史事件面前，这些“逻辑”，尤其是所谓“科学方法”的逻辑，却往往束手无策。而偶然性恰恰是牵动历史变革的先锋。
老年人做学问则更多地依据经验，而不单单是猜想、反驳和逻辑思辨。经验使人的思维在把握历史偶然性方面留有充分的余地并更有弹性。
经验多源于常识，人生最大的常识莫过于生死。
所以，中国人用的最多是词是“事情”。事可生情，是为“事情”；情可生事，俗称“情事”。前者情由事生，情随事走，事有多大，情就有多久。后者事随情走，如酒席指天，慷慨誓言，情散事终。所以王阳明说：“人须在事上磨。”[5]没说人须在情或酒中泡。
所以，中国人用的较多的词是“经常”。“经”是理论，“常”是常识。只有符合常识而不是仅仅符合逻辑的理论才是正确的理论。
经验介入学问是学问进入成熟阶段的标志，也是学者成熟的标志。学问须经世，而经世需要的主要是经验。传世之作多是经验的集结，而非猜想的大胆和逻辑的严密。毛泽东同志对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标准首先就是要在“大风大浪”中成长，这是在强调经验在学问中的重要性。古代史里中国的赵括、马谡，现代史中苏联的盖达尔等，败不在于思辨不大胆，也不在于逻辑不严谨，而在于经验极不成熟。
总体而论，猜想为主导，逻辑为支撑，经验为基础，是人类思维把握那出神入化的历史运动的关键。正因此，陆游告诉他孩子：
古人学问无遗力，少壮工夫老始成。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6]
因此，好学问是在事情上磨出来的，而不是在从逻辑中推出来的，更不是在情上泡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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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德］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8年单行本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08～209页。
[2]［德］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9页。
[ 3]马克思墓位于英国伦敦海格特公墓（Highgate Cemetery）。马克思墓碑的顶部是马克思的头像。碑体的上半部刻着：Works of all lands unite；碑体的下半部刻着：The philosophers have only interpreted the world in various ways. The point，however，is to change it.
[4]黑格尔在1821出版的《法哲学原理》中提出：“哲学的任务在于理解存在的东西，因为存在的东西就是理性。”（［德］黑格尔著、范扬、张企泰译：《法哲学原理•序言》，商务印书馆1961版，第12页。
[5]“问：‘静时亦觉意思好，才遇事便不同，如何？’先生曰：‘是徒知静养而不用克己工夫也。如此临事，便要倾倒。人须在事上磨，方能立得住；方能静亦定、动亦定。’”这几句话的大意是：王阳明的学生陆澄心有疑惑问先生：我无事之时，自觉修为得不错，但一遇事就把持不住了，这该怎么办？王阳明答曰：这是因为你只知静养，而不知克己自制，如此临事，便方寸自乱。所以人只有在做事上磨练自己的修行，如此人才能立得住，临事有静气。]，﹝明﹞王守仁撰，吴光、钱明、董平、姚延福编校：《王阳明全集·传习录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12页。
[6][宋]陆游：《冬夜读书示子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