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应变策略》一篇的最后，提出了三个结论：

1、中国应对全球格局变化时的整体思维比较偏被动，一方面是因为缺乏构建类似“凡尔赛体系”“雅尔塔体系”的历史经验，另一方面也是小心谨慎的民族性格所致。

2、每当国际体系发生重大变化时，对外部因素的高度警惕会让中国进入短暂的紧绷状态，以至于让局面看起来不太有利。

3、中国的适应能力很强，喜欢谋定而后动，后发制人，只要平稳度过个三五年，彻底看清历史发展大势，就会逐步调整并进入新的轨道。

这里面其实遗漏了非常关键的一点，那就是中国近百年来始终是“后发国家”的角色，而后发国家通常具有“慕强→模仿→反思→调整”的政策轮回特点。

以此为引子，开启本篇的故事。

1980年5月，时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在美舰上参观。

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运动主要发生在后发国家，这是因为后发国家普遍将“制度”作为国家实力的“加速器”。

具体到中国，摆在精英群体面前的选择无外乎以下几种：

1、师夷长技以制夷

该路径改动最小，效果最不显著，典型代表为洋务运动。

其实类似换汤不换药的做法奥斯曼土耳其也搞过，一战爆发前奥斯曼帝国初步建立起近代工业体系，也学习组建了欧洲式军队，还聘请了大量来自德国的优秀军官做辅导。

可结果却是一仗打完坐实了“欧洲病夫”，领土遭到肢解。

最终在二十年代凯末尔时期，土耳其不得不废除伊斯兰教君主政体，改走世俗化总统制道路。

2、变法维新

该路径在东亚地区成功的概率为50%——日本明治维新成功，大清戊戌变法失败。

不过需要说明的是，明治维新（1868 年启动）成功具有一定的历史偶然性，因为1870年前后欧洲正在打普法战争，这场法德大战显著吸引了包括英国在内的主要列强的注意力，而同期的美国刚刚结束内战，也无暇他顾。

简单点说，明治维新的外部环境要显著优于戊戌变法。

3、西式民主

该路径采取了“全面模仿策略”，中国近代史上，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者最初就是以实现西式民主为目标，辛亥成功后曾颁布宪法，搞了五院分权。

然而民国的实际权力很快被北洋军阀所掌控，并发生了府院之争、张勋复辟、曹锟贿选等一系列负面事件，使得大家对于民国的期望迅速滑落。

4、现代威权

该路径有成功的例子，但要到二十世纪后半叶了，如：蒋经国时期的台湾地区和新加坡。

另外，像1928年之后的南京国民政府也是一种现代威权思路，即认为国民尚不具备民主能力，要先“训政”一段时间。

现代威权的影响非常广泛，类似的模式至今仍存在于俄罗斯、土耳其、匈牙利等国家。

5、社会主义

以俄为师，下面详细展开。

众所周知，1919年五四运动发生的背景是巴黎和会。

当时中国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本期望“公理战胜强权”，能收回战败国德国在山东的权益，但参会各国决定把权益转让给日本，导致中国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爆炸。

大家开始意识到，所谓的中华民国徒有一个民主政府的空壳，对内管控不住各地军阀，对外不能争取国家正当权利，既然如此，要这些“总统”“内阁”“国会”又有什么用呢？

于是中国的精英群体逐渐形成一种共识：在国际激烈竞争的背景下，越是落后的国家越需要快速发展增长。

这种情况下，先发国家们采用的制度不是不好，而是不适用、来不及，有重大局限性。

作为后发国家，最核心的思路就是要尽快找到一种“加速式国家制度”，救亡图存。

基于上述考量，在1920年代初，中国知识分子与精英群体的理念开始发生分化。

一部分人由“路径3”转到了“路径4”，即走威权化道路，采用“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的策略，也就是南京国民政府的思路。

另一部分人由“路径3”转到了“路径5”，即走社会主义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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