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有句名言——“君以此始，亦必以终”，指的是国家或个人的成功经验，极有可能成为其衰败的客观因素。
晋国始祖是周武王之子唐叔虞，周成王时期，周公旦出兵诛灭唐国，便把唐国故地封给唐叔虞，唐叔虞薨逝以后，其子即位，改唐为晋，晋国正式出现在史册里。
《史记·晋世家》里写道：“武王崩，成王立，唐有乱，周公诛灭唐，于是遂封叔虞于唐。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故曰唐叔虞。姓姬氏，字子于。唐叔子燮，是为晋侯。”
从这条史料来看，晋国位于山西南部、汾河以东，大致是现在山西临汾、运城和长治、晋城的交界地区。
周朝定都陕西关中的镐京，镐京的门户要地，又是山西西南的汾河流域，而汾河流域遍布戎狄部族，那么周朝分封晋国的目的便是，坚守汾河流域，拱卫镐京，并消灭戎狄部族，开疆拓土。
于是呢，周朝给晋国下了一条训辞——“启以夏政，疆以戎索。”
在这样的背景下，和戎狄部族的战争胜败，直接影响到晋国的国运，甚至是一种政治正确。
周宣王时期，晋穆侯追随王师讨伐条戎、奔戎，结果大败而回，晋穆侯非常不满，回到国都以后，恰逢嫡长子诞生，晋穆侯便取名为“仇”，给人一种铭记战败教训、日后必定复仇的感觉。
三年以后，晋穆侯讨伐千亩（山西安泽县）的戎狄部族，大获全胜，正好那年嫡次子诞生，晋穆侯便取名为“成师”，纪念战功。
这两个名字，原本都是很正常的，然而在晋国的特殊环境下，这两个正常的名字，却有了不正常的意味。
可能在晋国朝野看来，公子仇伴随着战败而生，浑身上下充满不详的气息，如果公子仇成为国君，晋国如何消灭戎狄部族，又如何拱卫镐京？
所以在晋穆侯薨逝以后，继位的是其弟殇叔，公子仇逃亡国外。
晋国临时变更继承人，事实上是晋国朝野的集体意志，甚至有可能是周宣王在背后操纵，因为周宣王也害怕晋国不能履行职责。
直到周宣王驾崩，公子仇才返回晋国，诛杀殇叔，自立为晋国国君，《史记·晋世家》的原文是：“殇叔三年，周宣王崩。四年，穆侯太子仇率其徒袭殇叔而立，是为文侯。”
“率其徒”，指的是公子仇只有个人势力，没有得到晋国朝野的支持。
“袭”，更说明公子仇不是堂堂正正击败殇叔，而是暗杀、下毒之类的下作手段。
周幽王时期，晋文侯先是支持周幽王讨伐申国、鄫国以及依附申国背叛周幽王的太子姬宜臼，但周幽王战败、太子姬宜臼成为周平王以后，晋文侯立即改换门庭，以最高的姿态护送周平王东迁，换来一句“周之东迁，晋郑是依。”
这件事让晋文侯获得周朝的承认，正式成为合法的晋国国君。
因为晋国朝野不支持晋文侯，那么晋文侯成为晋国国君之后，晋国朝野一定要分化重组，形成山头林立的各路政治势力。晋文侯为了拉拢反对者，必然要让渡大量的利益。
于是在晋文侯薨逝以后，晋国政局彻底糜烂，继位的晋昭侯完全控制不住。
“山有栲，隰有杻。子有廷内，弗洒弗扫。子有钟鼓，弗鼓弗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你有庭院房屋，却不打扫清除，你有钟鼓，却从来不敲打，等你死去，这些就都是别人的了。
这首诗，其实就是晋国朝野发现晋昭侯不能收缴赋税、不能维护礼乐，才写出来讽刺他的。
在这样的背景下，晋昭侯做了一件影响深远的事——把晋国故都曲沃，封给叔叔成师，此后成师便称为曲沃桓叔。
关于晋昭侯封曲沃桓叔，《春秋左传》里写道：“惠之二十四年，晋始乱，故封桓叔于曲沃”，即晋文侯薨逝以后，晋国爆发内乱，晋昭侯为了平息内乱，故而封成师为曲沃桓叔。
那时晋国国都在翼城，位于山西省临汾市翼城县境内，曲沃在山西省运城市闻喜县境内，这样的地理位置，意味着曲沃是晋国的南大门，同时也是翼城通往镐京和洛阳的必经之路。
曲沃的汤王山有铜矿，在以青铜器为主的春秋初期，汤王山铜矿便是晋国最重要的军事资源。涑水河经曲沃汇入黄河，那么便有大量的优质灌溉农田，做为曲沃的经济基础。曲沃向南五十公里是盐池，在工业革命以前，盐就等于暴富，等于经济命脉。
可以说，有兵、有粮、有钱、有地理优势的曲沃，在晋国的地位相当于汉唐的洛阳、明朝的北平、新中国的上海。
所以晋昭侯封曲沃桓叔，应该有两个目的，其一是以晋国宗室镇守曲沃，防止其他国家侵略晋国，其二是把曲沃桓叔排挤出翼城，防止他谋取晋国国君。
用晋昭侯的视角来看，这么做没问题，但曲沃桓叔并不这么看。
自从出生起，曲沃桓叔的名字便符合晋国的政治正确，除了不是嫡长子以外，曲沃桓叔的继位资格，远远超过兄长晋文侯。而晋文侯和晋昭侯两代国君，因为合法性的问题，把晋国搞的乌烟瘴气，曲沃桓叔不可能没有“匡扶国祚”的使命感。
现在曲沃桓叔得到重镇曲沃，他又怎么可能甘心在晋昭侯之下，亲眼看着晋国衰败？
最重要的是，晋国做为立国数百年的周朝诸侯，必定有一批忠臣，他们不愿意晋国衰败，他们有志气匡扶晋国。要完成这样的任务，他们便要拥护有雄才大略的晋国宗室。
而在那个时候，他们的拥护对象，只能是血缘最近、实力最强的曲沃桓叔。
退一万步的说，晋文侯就是通过不正当手段即位的，曲沃桓叔凭什么不行？
在这样的背景下，曲沃桓叔发动战争，谋取晋国国君便是顺理成章的事。
公元前739，晋国大夫潘父刺杀晋昭侯，准备迎接曲沃桓叔进入翼城，执掌晋国，结果翼城出兵击败曲沃桓叔，诛杀潘父，拥立晋孝侯为晋国国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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翼城不拥护曲沃桓叔，按照常理推测，无非是两个原因——
山头林立朝纲混乱，他们才能混水摸鱼，开拓私家势力。
曲沃桓叔不是嫡长子，属于晋国小宗，进入翼城执掌晋国不符合礼法，这种情况和晋文侯刺杀殇叔即位，完全是不同性质的。
受这两个原因的影响，曲沃桓叔没有一战功成，但凭借雄厚的实力，曲沃桓叔还是立于不败之地。经过曲沃桓叔、曲沃庄伯、曲沃武公三代人的努力，曲沃和翼城较量了三十余年，逐渐占据上风。
那时的晋国国君是晋哀侯，《春秋左传》写道：“哀侯侵陉庭之田，陉庭南鄙启曲沃伐翼”，《史记·晋世家》则写道：“晋侵陉庭，陉庭与曲沃武公谋，九年，伐晋于汾旁，虏哀侯。”
这两段史料的文字不同，但都是说晋哀侯侵占陉庭的土地，导致陉庭倒向曲沃武公，联合起来消灭翼城的有生力量，俘虏晋哀侯。
曲沃东部是历山，北部是景明山，西部也是连绵不绝的低矮山丘，属于三面环山的地形。翼城东部是历山，南部是景明山，西部是低矮的桥山，同样是三面环山的地形。
因为景明山在曲沃和翼城之间，我猜测，曲沃和翼城争夺的焦点就是景明山，以及景明山两侧的交通要道。
晋国内战迟迟不能决出胜负，地理要占很大一部分原因。
陉庭又称荧庭，大致位置在翼城东南部、历山北部、现在沁水县和桓曲县的交界处，控制着晋国通往洛阳的交通要道，即便现在也是临汾到晋城的必经之路。
可以说，在曲沃和翼城的战争中，陉庭是唯一的变量，不论陉庭倒向哪一方，景明山都不再是必争之地，而是可以绕道陉庭，出现在另一方的城下，打破焦灼的战局。
晋哀侯侵占陉庭的土地，极有可能是认识到陉庭的重要性，希望亲自掌控陉庭，但陉庭想保持相对独立，便倒向更渴望胜利、出价更高的曲沃。
曲沃武公统兵进驻陉庭，然后命曲沃桓叔之子韩万驾车、梁弘执戈，亲自冲锋陷阵，一战俘虏晋哀侯，次年处死。
“桓公三年春，曲沃武公伐翼，次于陉庭。韩万御戎，梁弘为右，逐翼侯于汾隰，骖絓而止，夜获之，及栾共叔。”
从此以后，曲沃彻底夺取战略主动权，曲沃和翼城的战争按下加速键。
晋哀侯被俘后，周桓王封其子为晋国国君，史称为晋小子侯，公元前705年，曲沃武公再次伐翼，诛杀晋小子侯，彻底消灭翼城势力。
公元前703年，虢（河南三门峡）、芮（陕西朝邑）、梁（陕西韩城）、荀（山西新绛）、贾（山西襄汾）等五国联军讨伐曲沃，曲沃武公凭借硬实力，击败外国干涉势力。
公元前678年，周僖王命虢公出使晋国，正式册封曲沃武公为晋国国君，允许设立一军。
周礼规定，周王统六军，大国三军，次国两军，小国一军，每军编制为一万两千五百人、五百乘车，周僖王只允许晋国设立一军，显然是想在军队规模方面压制晋国。
不管怎么说吧，从曲沃桓叔受封到曲沃武公成诸侯，长达六十七年的战争，终于结束了，凭借战争拼杀出来的权威，曲沃的三代人逐渐消灭政敌，整合各方势力，晋国开始以强盛大国的姿态登上历史舞台。
虽然曲沃赢得战争胜利，开始执掌晋国，但“曲沃代翼”这件事，还是给晋国造成不可磨灭的后遗症。
原本翼城是晋国宗室的大宗，曲沃是晋国宗室的小宗，大宗世代承袭君位是礼，小宗世代拥护大宗是礼，现在小宗取代大宗成为国君，便是破坏礼法，破坏天下默认的政治承袭秩序。
那么在晋国宗室诸人看来，兵强马壮者可以做国君，小宗可以取代大宗，以后不需要遵纪守法，只需积蓄实力发动战争，便能复制曲沃的成功经验。
公元前677年，晋武公薨逝，其子诡诸继位，史称晋献公。
晋献公没有祖辈的战争权威，无法用正常手段，压制晋国宗室的政治野心，曲沃桓叔和曲沃庄伯的旁系子孙们，在政治野心的催逼下，也无法用正常方式对待晋献公，宗室矛盾非常激烈。
晋国大夫士蒍（wei）给他出了个主意：“第一步，除掉宗室里智谋超群的人，第二步，除掉宗室里剩余的平庸之辈。”
“晋桓、庄之族偪，献公患之。士蒍曰：去富子，则群公子可谋也已。”
士蒍的祖父是周朝大夫，因犯事被杀，子孙便跑到晋国谋生，从时间上来看，士氏在晋国没有深厚根基，士蒍可能是凭借智谋超群，被晋献公信任，成为晋国大夫。
这就意味着，士蒍有充足的动机，在晋国的政治版图上开疆拓土，而晋国宗室占据雄厚资源，一旦借晋献公之手除掉他们，那些资源便都是士蒍等外姓大臣的战利品。
士蒍的野心，晋献公或许明白，但他没有选择，便说了一句：“尔试其事”，你试试看吧，如果能成功，你获利我保命，如果不成功，就用你的性命消除宗室的怨气。
公元前671年，士蒍联合大部分平庸宗室，把小部分智谋超群的宗室，驱赶到国外或边疆，不允许他们参与晋国政务，两年后修筑聚城，把这些平庸宗室都迁到聚城居住，晋献公带兵包围聚城，把晋国宗室屠戮殆尽。
“庄公二十五年，晋士蒍使群公子尽杀游氏之族，乃城聚而处之。冬，晋侯围聚，尽杀群公子。”
因为他们都有政治野心，担心将来起事，被那些智谋超群的宗室拔得头筹，自己做陪跑的人。与其如此，还不如借晋献公和士蒍之手，提前清理内部，免得将来给他人做嫁衣裳。
但等他们清理了智谋超群的宗室，便没人能给他们分析局势、主持大局了，只能沦为砧板上的鱼肉。
说到底，他们的政治野心太强烈，内部分化太严重，晋献公和士蒍利用他们的内部矛盾，各个击破，一举铲除晋国的不安定因素。
做为回报，晋献公升士蒍为大司空，成为晋国位高权重的正卿。
晋献公和士蒍的合作案例，仿佛是一个抛入水中的诱饵，让更多外姓大臣看到谋利的机会，他们就像嗜血的鲨鱼，立即围上来。
晋国宗室衰落、外姓大臣崛起的过程，有两条主线脉络。
晋献公的正室夫人来自贾国，但没有生育，反而是晋献公和来自齐国的庶母齐姜私通，诞下长子申生，便立为太子。晋献公随后迎娶戎狄部族的两姐妹，大戎狐姬生公子重耳，小戎子生公子夷吾。讨伐骊戎以后，晋献公又迎娶骊戎的两姐妹，其中骊姬生公子奚齐，姐姐生公子卓子。
贾国在汾河上游，控制晋国的北部门户，迎娶贾国夫人可以安抚贾国。齐国是天下霸主，和齐姜私通并立申生为太子，可以用齐国做外援。迎娶大戎狐姬和小戎子，可以安抚晋国周围的戎狄部族。
而骊戎盘踞在山西晋城一带，晋献公自陉庭讨伐骊戎，再迎娶骊姬姐妹，便通过骊戎打通了进取中原的东线道路，一旦时机成熟，就能渡过黄河和列国逐鹿中原。
所以在不同的时期，这些联姻对象的重要性也各不相同。
晋献公刚继位的时候，地位不稳，齐国外援最重要，等晋献公清理宗室以后，能帮助晋国进取中原的骊戎最重要。
在这样的背景下，公子奚齐的地位逐渐上升，太子申生的地位逐渐下降。
梁五和东关嬖五是晋献公的男宠，立即揣摩到晋献公的想法，便和骊姬结盟，于公元前666年向晋献公提议：
“曲沃，君之宗也。蒲与二屈，君之疆也，不可以无主。若使大子主曲沃，而重耳、夷吾主蒲与屈，则可以威民而惧戎，且旌君伐”，建议晋献公命太子申生镇守曲沃，公子重耳镇守蒲城，公子夷吾镇守屈城。
提意见的关键是给领导递台阶，让领导能顺势实现自己的目的，而没有独断专行的痕迹，即便不成功，也有人给领导背锅。
梁五和东关嬖五的话，显然给晋献公递了台阶，于是晋献公大喜，随即命太子申生镇守曲沃，公子重耳镇守蒲城，公子夷吾镇守屈城，晋国都城只留下骊姬姐妹和公子奚齐、公子卓子。
这样一来，晋献公实现了自己的战略构想，骊姬和奚齐留在国都准备继位，梁五和东关嬖五成为国君宠臣，大权在握。
“庄公二十八年，群公子皆鄙，唯二姬之子在绛。二五卒与骊姬谮群公子而立奚齐，晋人谓之二五耦。”
公元前661年，晋献公另外成立一军，加上周朝允许的一军，晋国便拥有两军，晋献公亲自统帅上军，太子申生统帅下军。
原因可能是晋献公认识到晋国宗室衰落的趋势，便没有立即废除太子申生的地位，命太子申生统帅下军，一方面是强化宗室的力量，另一方面是暂时做替补队员，等待公子奚齐成长起来。
于是在两军组建完毕以后，晋献公和太子申生统帅两军出征，并命赵夙给晋献公驾车、毕万执戈，一举消灭霍、耿、魏三国。
战争结束，晋献公命太子申生返回曲沃，但把耿国故地赐给赵夙，封为大夫，把魏国故地赐给毕万，封为大夫。
赵夙就是赵国的始祖，毕万是魏国的始祖，再加上“曲沃代翼”时的韩万，三家分晋的主角至此齐聚。
太子申生远离国都，意味着远离晋国权力中心，赵夙和毕万立功受封，意味着外姓大臣的力量增长，这种晋国政治格局的微妙变化，更加巩固了宗室衰落、外姓大臣崛起的历史进程，比前几年的“废长立幼”走得更远。
这样的局面，外姓大臣都看出来了，但他们不准备修补晋国政治格局的矛盾，而是推波助澜，继续开拓自己的政治版图。
大司空士蒍，以太子申生面临生命危险为由，极力劝太子申生逃离晋国——“大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为之极，又焉得立？不如逃之，无使罪至。为吴大伯，不亦可乎？”
晋国大夫里克，以礼法为由，建议晋献公剥夺太子申生的兵权，把军政事务都交给外姓大臣——“大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视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夫帅师，专行谋，誓军旅，君与国政之所图也，非大子之事也。”
虽然太子申生没有逃亡，晋献公没有剥夺其兵权，但从这些事就能看出来，外姓大臣和硕果仅存的晋国宗室的矛盾更激烈了。
公元前656，太子申生在曲沃祭祀母亲齐姜，并把胙肉送给晋献公。胙肉送进宫的时候，晋献公正在宫外耕田，骊姬便趁机在胙肉里下毒，等晋献公回宫后，把有毒的胙肉呈给他，漫不经心的说了一句：“胙肉可能有毒。”
晋献公一听，感觉不是不可能，便用胙肉喂狗，结果狗子立即死去，又命侍从吃胙肉，侍从倒地不起。
申生死了，太子位便空出来了，但边疆还有两个年长公子，骊姬不放心，和晋献公说：“太子申生献有毒的胙肉，公子重耳和公子夷吾都知道。”走到这一步，晋献公也没有退路，只能一不做二不休，派兵讨伐蒲城和屈城。
晋国爆发这么大的内乱，按道理说，朝野动荡不休才符合逻辑，然而，晋国朝野非常安静，几乎没人替三公子说话。
这背后的原因，极有可能是已经获得晋国军政大权的外姓大臣，乐于看到晋国宗室内讧，晋国宗室的力量越衰败，他们的力量便越强大，甚至骊姬陷害太子申生，都不排除有外姓大臣的暗中支持。
然而，晋国宗室内讧结束之后，这些外姓大臣立即出场，追随晋献公征伐灭国。因为征伐灭国可以立功，立功可以得到封地，得到封地可以壮大势力。
换句话说，晋国宗室内讧和晋国征伐灭国，都是符合外姓大臣利益的。
这次，他们的目标是黄河以南的虢国，而要消灭虢国，必须经过虞国，于是在公元前655年，晋献公向虞国派出使者，提出借道的要求。
面对晋国的要求，虞国贤臣宫之齐极力反对：“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从之。晋不可启，寇不可玩”，虞国和虢国是唇亡齿寒的关系，万一晋国灭了虢国，回师路上再灭虞国，怎么办？
虞国国君不同意宫之齐的意见：“晋，吾宗也，岂害我哉”，晋国和虞国都是姬姓国，归根到底是一家人，怎么可能灭虞国呢？
听到虞国国君的话，宫之齐发出一句灵魂拷问：“且虞能亲于桓、庄乎？其爱之也，桓、庄之族何罪？而以为戮，不唯偪乎？亲以宠偪，犹尚害之，况以国乎？”
虞国和晋国再亲近，能亲过曲沃桓叔、曲沃庄伯的子孙吗？他们威胁到晋献公，尚且被屠戮殆尽，虞国做为远支亲戚，又算得了什么？说灭就灭了。
但虞国国君不听宫之齐的意见，坚信晋国不会消灭虞国。
结果，同年8月晋献公统兵南下，12月消灭虢国，回师路过虞国的时候，顺手消灭虞国，顺利打通进取中原的西线通道。
而晋国消灭虢、虞两国的全过程，便是《古文观止》的第十篇文章——《宫之齐谏假道》。
晋献公的功业非常盛大，号称“并国十七、服国三十八、战十二胜”，带着晋国雄踞北方，再进一步，便能进取中原摆布天下，成为周王承认的天下霸主了。
但实事求是的说，这些功业是晋献公和外姓大臣共同取得的，他们事实上是合作关系，而不是传统的君臣关系。
这样的政治格局，决定了晋国的赫赫武功之下，隐藏着巨大的政治危机。
晋献公希望公子奚齐继位，并任命大夫荀息做辅政大臣，但大夫里克召集太子申生、公子重耳、公子夷吾的旧部起兵，10月便诛杀公子奚齐。荀息不愿辜负晋献公的嘱托，又拥立公子卓子继位，11月，里克在朝堂诛杀公子卓子，荀息自杀身亡。
《春秋左传》和《史记·晋世家》都说，里克想拥立公子重耳继位。
但从历史进程来看，拥立公子重耳是里克的政治旗号，他只是不甘居于荀息之下，他的一系列行为，都是清除政敌，夺取晋国的最高权力。即便公子重耳响应号召回国继位，也不过是里克的傀儡。
这个时候，公子夷吾已经自梁国跑到秦国，大夫郤芮便劝他，用重金贿赂秦穆公，借秦国的力量回晋国继位，并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反正晋国不是你的，付出多大代价都是赚的——
于是，公子夷吾许诺，割让黄河两岸的五座城池给秦国——“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东尽虢略，南及华山，内及解梁城。”
郤芮带着公子夷吾的承诺求见秦穆公，又说了一句秦穆公不能拒绝的话：“夷吾弱不好弄，能斗不过，长亦不改，不识其他”，公子夷吾不是雄才大略的人，他做晋国国君，绝不会威胁秦国。
这，恐怕也是郤芮以及郤芮代表的外姓大臣，拥立公子夷吾的重要原因。
承诺割让城池的弱势公子，正是秦穆公需要的，此时齐桓公也出兵晋国火中取栗，秦穆公便和齐桓公联手，送公子夷吾回晋国继位。
刚回到晋国，公子夷吾借秦、齐两国的力量，诛杀谋权乱政的里克及其党羽，暂时坐稳晋国国君之位。
到这个时候，尽管晋国内乱平息，但按照春秋的国际惯例，晋国事实上已经成为秦国的附属国，国内政务需要向秦穆公及时通报。
曲沃代翼平息了晋国的内乱，却又造成更大的危机，晋献公不得不屠戮晋国宗室，而失去晋国宗室的辅助，晋献公又不得不重用外姓大臣。
外姓大臣希望开疆拓土壮大实力，可开疆拓土换来的强盛晋国，却逐渐和晋国国君没有关系。换句话说，外姓大臣绑架了晋国，一旦外姓大臣把晋国瓜分殆尽，晋国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在这么宏大的历史进程中，《宫之齐谏假道》犹如大江中的小水珠，倒显得微不足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