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创造美，劳动创造了文艺。延安文艺时期如《白毛女》《小二黑结婚》等作品能够保留至今，并不是因为它们的娱乐形式，而是它们反抗压迫的内容，这叫形式与内容的统一。当时人民面对的问题是阶级压迫，不反映人民这种需要的作品——比如三十年代充斥上海的大量缠绵婉约的作品——是不能留传下来的。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工作，也不能仅是甚至不能主要是娱乐形式。
鉴于资产阶级文化占据强势地位，列宁曾主张直接用“灌输”方式。1902年，列宁在《怎么办？》这本小册子中批判在社会主义理论传播途径上崇拜“自发运动，沿着阻力最少的路线进行的运动”倾向时说：
原因很简单：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渊源比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久远得多，他经过了更加全面的加工，它拥有的传播工具也多得不能相比。所以某一个国家中的社会主义运动越是年轻，也就必须越加积极地反对一切巩固非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企图，也必须越加坚决地警告工人，叫他们不要听信那些大喊大叫反对“夸大自觉成分”等等的恶劣的劝告者的话。[1]
为此，列宁同意卡•考茨基“社会主义意识是一种从外面灌输到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去的东西，并不是一种从这个斗争中自发产生出来的东西”[2]的观点，并要求无产阶级政党“为了执行这个任务，同自发性进行殊死的斗争”[3]。
列宁的经验于今仍然为效。今天我们中国社会主义事业与国际资本主义的历史比较还很年轻，没有多少经验，更没有“多得不能相比”和“经过了更加全面的加工”的“传播工具”。因此我们在意识形态宣传有思想政治战线的工作中还不能放弃看似生硬但在实践上却是非常有效的正面宣传甚至“灌输”的方式。“寓教于乐”是人类接受教育中最具“自发”性的方式，但可以自问我们今天学习的知识有多少是娱乐而不是一层层考试即“灌输”得来的，尽管我们不喜欢这种“灌输”方式，甚至到处嘲讽这种方式的生硬性，但它确实很有效：它使我们以比“娱乐”方式快得多的速度掌握了那么多的文理知识，难道我们不能用同样的不好看但实用的方式攻下意识形态主阵地吗？当然可以。
因此，要辩证地看待意识形态宣传及思想政治工作中的“灌输”式宣传与“寓教于乐”工作方式，不能单纯地把娱乐当成文艺宣传的主要方式，更不能娱乐至上。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及其伟大成就，还是要靠效果显现周期较长的正面教育，娱乐只是正面教育的配合形式。放弃主流意识形态阵地的后果，苏联已有前车之鉴，我们后来者不可不察。
意识形态宣传与思想政治工作的实际效果关系到党的事业成败。对于这个阵地，我们不占领，我们的对手就会占领，这方面万万不能疏忽大意，我们的宣传工作者要积极出击、坚决打赢当前夺取意识形态阵地的攻坚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