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4日~16日，德国总理朔尔茨率领高规格经贸团对我国进行访问。
三天时间，朔尔茨一行先后访问了重庆、上海、北京，三天三个直辖市，而且从跟进报道看，他到访的既有德国巨头在我国的投资，也有咱们国家的优势新兴产业，还在同济大学进行了交流与演讲，行程非常紧凑。
随同朔尔茨一起访华的，除了环境、农业、交通3名内阁部长之外，德国制造业巨头西门子、宝马、奔驰、博世、巴斯夫、拜耳等集团掌舵人都在其中。
最近几天，我观察到许多官媒和大V，围绕朔尔茨访华的解读，都是围绕咱们国家制造业崛起的机遇与未来前景。
这固然是一方面，但我认为我们更应看到，在美国胁迫欧盟对华脱钩“去风险”的背景下，朔尔茨与德国制造业巨头集体访华，更是德国制造业的一场“托孤之旅”。
之所以将德国工业对华投资称为托孤，是有两方面含义，一方面，德国有识之士认识到德国工业的空心化与衰亡不可逆转。
另一方面，德国制造业在本土被美国掏空后，需要在全世界寻找“孵化德国工业未来火种”的襁褓，放眼全世界，只有中国具备这环境和实力。
整个欧盟的工业或者说高端制造业，是以德国为火车头的。而高端制造业投资周期长，回报见效慢，与热钱投资项目截然不同，极为需要长期的稳定性与安全性。
二战之后，特别是欧盟成立后的几十年，虽然中东发生几次战争，美国也通过轰炸南联盟等军事行动让欧洲时刻笼罩在“战云密布”的阴影下。
可是过去几十年，欧盟遇到的地缘危机和安全危机都是单一的，边缘或遥远的。可在两年前俄乌冲突升级为战争后，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多次表现出急于参战的亢奋，让战火烧到欧盟甚至德国本土的危险大增。
从去年底开始，巴以冲突全面升级，德国更是要面对阿拉伯人与犹太人、以及斯拉夫人；西边的中东，东边的俄乌一同开战的局面。
欧洲工业资本从未遇过这么危险的外部地源环境。当然，如果德国内部有对工业更多资源与政策倾斜，能够对冲外部危机，那么德国制造业也能熬下去。
可是德国国内从这次朔尔茨出访带不同政党的三个部长就能看出，国内各方势力，各种利益诉求处于犬牙交错的弱平衡状态。
特别是几个月前，德国极端环保主义者以特斯拉破坏环境为名毁坏特斯拉电路导致停产的事件，会让德国化工等与环保冲突的重工业更加心寒。
德国国内除了极端环保的掣肘，还有俄乌冲突后，德国在美国和“价值观”的压迫下，被迫断绝俄罗斯能源，一个工业立国的内陆国家，放弃廉价而稳定的能源就注定德国制造业必将外流。
内外交困下，德国制造业外流趋势不可逆，但是有迁向美国和投资中国两条路径。
美国引爆俄乌冲突，默认斩断北溪能源通道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想将德国乃至欧盟的工业基础“连锅端”。
俄乌冲突后，外流到美国的德国制造业，绝大部分是资金、人才、技术、资本、产能，这些要素一起转往美国，然后从美国出口全世界。
这种迁徙模式等于德国数十年培养的工业企业，直接变成美国企业，在美国的所有产出利润，也归美国系统收税。
反观德国制造业投资中国，虽然将核心产能搬到我国，但是德国人保留了集团总部、绝大多数企业保留和加强了研发中心。
这种合作模式，德国企业在中国直接产业升级，产能扩张，作为外资直接享受我国庞大市场的红利，部分高新技术岗位，以及部分企业利润还能回流德国本土。
德国企业两条外迁路，咱们这边的双赢共生，显然甩美国的“肉包打狗式”掠夺几条街。
中国全门类制造业体系、先进物流、新能源革命必然赢在未来。
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经济尤其是实体制造业的高速发展，世界有目共睹，德国政商团深入我国三大城市，也是想深入感受我们的工业脉搏。
咱们国家十几亿人的庞大统一市场，能够确保德国任何一项科技创新，在我国华为产品后，都有足够大的第一批客户。
与其他人口大国相比，咱们国家的先进物流体系，确保产品能够快速而廉价的来到消费者手中，这是任何碎片国家市场以及多人口穷国都无法实现的。
至于过去几十年积累的庞大专业产业工人群体，以及每年一千多万高学历人才，需要的就是外部技术与资金砸进来，只要德国资金敢投，咱们几年就能卷出一批独角兽。
相比较人均GDP、人均收入早已超出“匹配工业国”数倍的美国，违背经济规律的强推制造业回归，咱们几十年形成的制造业基础优势，是最适合承接德国制造业海外转移的。
更何况，中美芯片之争，智造之争，AI之争，最终还是能源与生产资源的竞争。
中国早在十几年前就大力推动的新能源变革，早已跨越成本临界点，全球遥遥领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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