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计划
198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正在出行途中，乘坐的红旗轿车却突然冒起了烟。
这不是红旗第一次在这样的场合出这样的状况，身负“国车”之名的红旗好几次在接外宾的途中，突然不走了，任由中某两国的深厚友谊尴尬地停在路边。最严重的的一次发生在罗马尼亚最高领导人齐奥塞斯库身上。结束燕山化工的参观后，红旗汽车走在下山途中，刹车失灵，最终直接撞在树上。齐奥塞斯库是现代历史上手段毒辣的狠角色，却不得不感慨自己是在用生命访华。
这一次，同样冒烟的还有总理的脾气，1984年北戴河会议上这位总理对红旗的生产者一汽开火，“红旗生产这么久了，质量还是上不去，这样的车还生产它干什么？”生产了25年的“中国的莱斯劳斯”，彻底停产了。
一汽人觉得自己委屈，用孟少农厂长的话来说，“我们干红旗是小学生做大学生的作业” 。再往下说，就是，“我们尽了全力，很努力，没有偷，不可能全对，质量问题必然有……”等等类似的话。
生活中，强调“我很努力”往往就是一败涂地的时候。
图一，东风金龙汽车（左）、红旗汽车（右）
回忆往昔，1958年新中国第一辆国产汽车“东风”下线，饶斌亲自开进中南海，请毛主席试乘。领袖的赞赏为一汽人的建设热情加了油。喊着“乘东风，展红旗，造出高级轿车送给毛主席”，厂长饶斌亲自牵头，以“仿造为主，适当改造“的手段，把一辆克莱斯勒轿车拆出2000多个零件，铺上一地。仅仅33天后，红旗轿车便宣告研制成功。
其实红旗是带着一身毛病下线的，这些年修修补补，始终没有成为合格的高级轿车。一汽人很骄傲，“材料用最好的，亏本卖给国家”；国家领导却很恼火，这国车怎么总是给领导挖坑。举一汽之力打造的红旗，25年里一共才生产了1500辆。它的诞生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成绩，它的停产也是计划经济时代的局限。
造车这件事岂能一蹴而就。
新中国的前30年，既不许老百姓造车，也不许老百姓拥有汽车。在总理为红旗冒烟发火的那一年，新中国一年才生产汽车17. 5万辆，以卡车等生产用车为主，不但数量少，而且技术含量和产品质量极差。全中国的司机都练就了一身过硬的修车功夫，被困在路上是常有的事。
你们今天问衣公子的问题，80年代就有人提了，“中国人能把那么大的火箭搞上天，怎么就没能力造出辆好车？”
02 合资
在东芝公司参观时，邓小平提问，“到了冬天，北京总有很多家庭因为煤球炉而中毒，有没有可以解决的办法。”日本人一脸懵逼地望着他。不知道怎么回答是因为，1978年的日本岛已经没有煤球炉了。
中国，刚刚重新回到世界，工业上和发达国家的差距已经大到超出认知的地步。
那时日产汽车已经在神奈川工厂的生产线上引进了机器人，号称自己是全世界自动化程度最高的汽车工厂。总裁川又克二告诉邓公，日产汽车每个工人一年平均生产94辆汽车。邓小平的回答既大方又幽默，这要比中国排名第一的长春汽车厂多出93辆。
74岁的邓小平历经“三起三落”，站在日产汽车车间，必然会想起自己21岁在法国勤工俭学的岁月，那时的他是雷诺汽车工厂76号车间的一名钳工。亲历过汽车行业变革生产力和创造财富的惊人力量，邓小平当然知道长春一汽和日产汽车间94倍的差距意味着什么。在参观完日产后，邓公感叹，“我懂得什么是现代化了。”
那正是日本汽车风华正茂的年纪。尤其带给邓小平希望的是，仅仅30年前日本的汽车业还弱得不值一提，当时的美国评价，“日本汽车连给底特律陪跑的资格都没有”。在二战结束后的美国占领时期，盟军最高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为日本设计了严格的“去工业化”战略，一度将日本汽车的生产能力夷为平地。仅仅基于战后重建的需要，放松了卡车的生产。谁料，由于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大兵对于卡车、吉普车源源不断地需求开始拯救日本汽车。随后的二十年时间里，配合产业政策、企业家精神、精益生产方式的合力，汽车最终成长为日本支柱产业。1973年是最戏剧性的时刻，日本即将取消关税限制和外国资本的投资限制，舆论一度认为日本会被外国汽车所淹没，但是事实恰恰相反，日本汽车倾巢而出，占领世界。至此，日本汽车从“连陪跑都不配”，长成了美国汽车“致命的威胁”。
